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郭斌教授發表主旨演講《中國公司的快速成長：從野蠻生長到創新驅動》。以下為郭斌教授演講實錄。
各位尊敬的領導、各位尊敬的來賓，今天我分享的主題是“中國公司的快速成長：從野蠻省長到創新驅動”。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40年。在這40年當中，我們見證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并且在此過程中看到了很多中國公司的崛起。這當中甚至包括了一些我們在傳統意義上認為不太可能由中國公司主導的領域。譬如1987年成立的華為公司，它現在已經成為在通訊設備制造領域的全球領先廠商；而1998年成立的阿里巴巴，已經成為互聯網行業舉足輕重的巨頭企業。不過，如何來理解這樣的一個中國公司快速成長的過程，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存在著諸多爭議的事情。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進一步的分析。首先，這樣的一種中國公司的快速成長，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宏觀環境背景。我們知道，中國在2017年的實際GDP增長率是6.9%，而美國是2.3%。這樣的一種增長率的差異，其實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中國經濟如果假設是按照這樣三倍的速率相對于美國而言發展下去，我們整個GDP的翻番速度將只需要美國的三分之一。而另一方面，根據2010年高盛所發布的對2000年到2030年的經濟預測，全球GDP增長的三分之一，將會來自于中國。而在201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一個類似預測里，2017年到2019年，整個全球GDP的實際增長當中也是有三分之一來自于中國。換言之，在中國經濟成長過程里，不僅僅在總量增量上占據了全球最大的增長機會，而且這樣的一種增長，是一個非常長期的現象。
這樣一個背景，我們就能夠很輕易地看到，為什么中國的企業從整體上有著在全球最高的增長機會。但是，這樣的增長機會是如何被實現的，人們對此有著不同的理論解釋。
在過去的20年當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解釋機制，通常我們會認為兩種因素起了主導作用。第一個因素是來自于中國的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第二個因素是來自于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它所具備的模仿者優勢。這兩個解釋聽起來非常有道理。事實上，許多國外學者以及很多中國學者都持有類似的觀點。但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一種認知，盡管看上去似乎有道理，在邏輯上是存有問題的。因為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全球有這么多后發的國家，所有的后發國家它天然具備這樣兩個優勢——因為是后發的國家，所以它的勞動力成本相對來講低廉，這是因為勞動力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作為后發國家來講，這當中的任何企業都將擁有來自于后發者的模仿優勢，它可以通過借鑒那些先行的公司技術，來獲得自己的快速增長。換言之也就是，如果這兩個因素真的是中國能夠長達40年的快速增長背后最重要的原因的話，這種增長的過程應該在很多后發國家的發展實踐中得到重現。但至少在過去40年當中，中國是唯一的一個獲得了如此長期和高速的經濟增長過程的經濟體。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種新的認知來理解這樣的一種增長機會。從宏觀意義上來講，我們整個中國企業的快速成長，其實它的優勢來源并不僅僅來自于剛才所說的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以及模仿者的優勢，它有另外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首先第一個，我們知道制造業的發展，離不開規模經濟的有效釋放，而規模經濟則依賴于有一個具有足夠體量的市場。中國市場有什么特點呢？非常明顯，我們有龐大的潛在的本土市場規模，而且這個市場還在隨著中國人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加而持續上升，進而造就了一個巨大的等待釋放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中國很多產業，你可以觀察到一個普遍現象是什么？那就是最好的技術跟最普通的技術，最先進的產品和相對落后的產品，它們會在中國市場當中同步生成，而且每一類細分的市場都能找到足夠的體量或者說需求規模。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中國的產業，規模最大的前幾家企業所控制的市場份額不夠大，甚至會低于30%.由于這樣一種巨大的本土市場規模加上高度分割市場的特性，這樣就為中國企業快速成長帶來了很多機會。因為對于很多企業來講，你在最初能力不足的情況下，需要避開來自于國外的一些先進的跨國公司的一種直接競爭，也需要避開在中國已經逐漸集聚力量成長的本土領先企業。這樣的高度細分同時又具備足夠規模的細分市場結構，使得企業擁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間。而我們知道的是，所有經濟與技術追趕的背后其實本質上都是依賴于大量的資源和時間投入的。這樣的一種市場結構，使得我們的能力成長有了更多的機會。
在西方的市場體系中企業競爭戰略常常強調需要高度追隨市場的主流趨勢。這是因為，在西方整個市場結構當中，有相當大的一塊體量是來自于那些相對而言較為均值的市場需求.這樣的一種市場。一旦你的企業無法追隨這種主流市場需求的變化，就意味著你無法再找到一個替代性的市場。但是在中國，如果企業在某個階段能力無法同步提升，這可能并不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我們仍然有相對低端的市場，隨著消費升級會逐漸向上遷移，來填補你原有市場因為向上遷移而逐漸消失的問題。這也就意味著在中國的市場當中，企業天然的具有更多的學習機會，而成長的背后本質上就是一個通過不斷的試錯、不斷的學習去發展他們自身的能力的過程。
第二個是，我們傳統意義上都希望看到中國企業的強大是來自于設計與研發。然而當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中國公司大部分的優勢到目前為止，并不是來自于研發和設計，而是來自于制造。因為在制造能力上，要同時平衡三個因素，是非常困難的。這三個因素就是你要有合理的質量水平，你要有價格優勢，同時你要有對市場非常快速的響應。這三個要素同時獲得，即使對于西方跨國公司來講也是非常大的挑戰，這個源自于他們整個運營的模式，也源自于他們所具有的龐大而復雜的管理架構。
中國公司常常樣追求在合理的質量水平、相對有吸引力的價格以及快速的市場響應這三者平衡達到極致狀態下的制造能力。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過去40年當中中國制造業真正的優勢來源。當然這也意味著中國企業在未來將要面對的挑戰，因為這樣的一種優勢可能會時間的推移發生問題。
第三個要理解中國企業所具備的優勢，需要去理解中國企業的強大并不是來自單個企業，中國企業強大是來自于它所建立的非常完備的、具有高效率的供應鏈體系。所以中國企業參與全球的競爭，其實并不是以單個企業狀態完成這種競爭，你需要把它放在一個全球產業鏈競爭格局下，才能清楚看到這個問題。
從微觀意義上來講，中國很多企業，在過去的把握成長機會當中，做的相當出色。但是從我們的觀察來看，中國企業，包括很多上市公司在內，在成長當中常常面對如下三個“成長的天花板”問題。
首先第一個天花板是，在成長的早期階段我們可能會高度依賴于個人能力，我們往往是用非常有能力的管理者，或者某些技術開發人員來驅動整個公司的成長。但是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我們就會意識到個人驅動的成長是不可能讓公司持續成長下去的。所以很多上市公司面對著一個巨大的挑戰就是，如何用體系的力量來替代個人能力支撐的成長。某種意義上講，最優秀的公司并不是源自于最優秀的個體。因為組織是由個體所構成的，而強大的個體并不能必然造就強大的組織，強大的子系統并不必然能夠造就強大的系統。因此我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從個體能力的驅動轉向用體系驅動企業成長。但是對于很多上市公司來講，是很難真正實現這一點的。因為對很多高層管理者來講，他們所關心就是客戶、訂單和業務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管理體系的構建是屬于重要但并不緊急的事情，所以往往在優先序上，會被業務、訂單、客戶這些事情所替代。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顯著的問題：誰來創造這樣的管理體系，以及如何來創造這樣的管理體系。這是很多上市公司成長到一定階段以后面臨的第一個天花板，不能打破這個天花板，它就無法進一步成長。
第二個天花板是來自于多元化的理解。在很多年里，我們對多元化的理解是依據于產品和技術的相似性。打比方來講，如果我生產手機，那么不管我的價位如何移動，我都會認為是屬于單一業務。但是在當今的企業實踐以及學術研究視角來看，對多元化的理解已經發生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技術和產品的相似性，并不能保證你是一個相關的多元化，也不能保證你是一個聚焦的公司。
我們可以看這樣一個例子，富士膠卷公司在2006年的時候宣布進入化妝品領域，從產品和技術相似性角度講，我們可能會認為這個公司在分散資源和注意力，因為它進入了一個完全與現有影像業務不同的領域。然而這實際上是高度聚焦的決策，因為化妝品和膠卷具有一個重要的共性，那就是抗氧化都構成了共通的技術基礎。換言之，這樣的兩塊業務可以建立在一個共有的核心能力基礎之上。
我們現在對多元化的一種思路的理解，必須從這樣的一種角度，也就是它是否能建立在公司共有的核心能力基礎之上。如果能夠建立在共有能力基礎之上，哪怕這些業務在市場、客戶以及在產品和技術的相似性上，存在著表現形式上的巨大差異，我們仍然可以把他們視為是相似的業務，可以用同樣的架構來管理。這種觀念上的變化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很多公司恰恰被技術和產品的相似性誤導了，進入他們認為聚焦的相關多元化領域，從而造成企業成長的失控。
第三個是很多上市公司都希望去抓住一些新的業務成長機會，但在此過程中很容易陷入到一個誤區就是常常希望用原有整個公司管理架構去捕捉、管理這樣的新興業務。事實上，從很多產業實踐來看，新興業務在原有管理架構和體系中經常會被排斥。這種排斥可以來自于很多方面的因素。例如，新興業務意味著它所需要的人才在市場上是稀缺的，你為了吸引它你就需要付出較高的薪酬，而這樣的薪酬支付會帶來對原有薪酬體系巨大的沖擊——公司原有的員工可能會認為，他們對公司已經作出了長時間的貢獻，在過去業績中已經充分展現了自身能力，又體現了他們對公司的忠誠性，為什么一個新進入業務領域的外來員工可以獲得比原來的自身員工更高的薪酬？而且，在整個管理思路上，也會有相對而言有難以平衡的地方。我們不能僅僅以新業務跟原有業務的相似性，就試圖納入到統一架構下來管理，因為這樣的做法大部分是不成功的。歷史上，IBM做PC業務是完全分離出去，惠普從激光打印到噴墨打印的業務拓展也是獨立運行的，盡管在這些新興業務與公司原有業務在技術意義上有高度相似性。上市公司如果不能擺脫我們上面所提到的三個成長的天花板問題，實際上是非常難完成這樣一個從野蠻生長到創新驅動的轉換。
如果我們看的更遠，從整個全球化的格局來看，我們可以看到什么?首先第一點，中國企業目前面對著巨大的轉型與升級需要。以前我們有些時候可能會認為產業轉型是一個口號，但是我們現在會知道轉型的背后，有一個深刻的背景，那就是我們以前的制造業有很大一部分優勢是建立在低廉勞動力成本之上，而這一部分勞動力更多時候我們指的是體力勞動者。需要指出的是，經濟體系中勞動力還存在著另外一個不能被忽略的部分——那部分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工作者。我們每年大學培養的畢業生將近700萬人，這樣的培養速度意味著中國在過去十年積累了龐大的知識勞動力人口。然而，以我們現有產業結構將無法充分容納這部分人，我們也無法充分釋放他們所具備的能力。換言之如果中國的產業結構不能同步發生轉移，進行切換，向上完成轉型升級，中國的勞動力競爭優勢將必然喪失，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會消失。而如果中國的產業結構能夠發生轉型，以這樣的一種我們稱之為高端的勞動力所釋放出來的優勢，仍然可以維持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的快速成長過程，而這個成長機會完全取決于我們的產業結構是能夠真正向上遷移。
現在整個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會面臨著來自于全球的產業博弈。換言之，中國的公司如果想要參與全球的產業博弈，并不僅僅只能依賴于個體的成長，個體的強大永遠無法保證單個公司在整個全球競爭當中長期生存。中國的制造業，如果想要在這樣的全球產業博弈中有效地生存，需要滿足這樣的一些條件。
首先我們要建立相對完備的一個產業鏈，并且在這樣的產業鏈各個環節，擁有一些高效率的公司。第二，在整個產業鏈的整體上，擁有一些全球水準的公司，這些公司可以成為一個核心的力量，來整合和利用整個產業鏈的資源和能力。如果缺乏這樣兩個條件，我們單純強調中國公司作為個體的自身能力發展，其實是無法解決中國真正面對的現實問題。而且從另外一個方面，我們也可以預測，盡管我們現在更多面對是以貿易戰方式所發生的全球競爭，但是在未來20年當中，更多發生并不僅僅是貿易戰的形式，而是來自于知識產權的控制和博弈，而這個恰恰是中國公司所面對的巨大短板。因為如果我們要在全球競爭，就要學會遵守市場的游戲規則，甚至我們要主動去塑造規則.中國企業目前在知識產權的價值定位上是無法達成這些目標的。因為知識產權的管理并不僅僅是一個生產專利的問題，它實際上是一個戰略的問題。你如何在全球競爭當中去進行專利的布局，如何從這樣一種專利發展當中去盡可能地來完成你博弈籌碼的積累過程，這意味著我們的知識產權部門并不僅僅只是一個技術的部門，也不是一個法務部門，法務和技術是無法承載知識產權管理的全部價值，我們需要有一個更高的層面，也就是站在戰略高度來理解和管理這個過程。
我們所面對的第三個變化的趨勢是什么？在中國的一個創新驅動的企業成長過程里，已經發生了一個大的趨勢，那就是來自于區域的集聚。
從2014年開始，我們嘗試著利用上市公司數據建立一個上市公司創新指數，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在指標篩選和權重建立上完全擺脫個人主觀判斷的創新指數評估體系。目前許多創新評價體系以及由此衍生的排行榜都是建立在專家對評價指標選擇與評價權重生成的主觀判斷基礎之上。利用我們建立的這樣一個創新評估體系，我們對上市公司的創新指數進行了計算，并且進行了排名。在區域的分布上，我們可以看到圖景是什么？如果觀察整個分布，它會分布在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包括北京、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廣東這樣的省份。但是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從城市分布上去看，我們將會看到什么？如果我們分析在創新指數排名前200的中國上市公司，其城市分布已經有顯著的集聚趨勢，它們主要分布在這樣四個城市，即北京、上海、深圳以及杭州。而且這個并不僅僅是上市公司存在著這樣的一種在分布上的集聚趨勢，如果我們把視角投向那些正在快速成長的新興企業也會看到類似趨勢。根據2017年中國獨角獸報告，我們可以看到，在164家獨角獸企業中的城市分布，也是符合上述的城市集聚特征——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是四個獨角獸企業最為密集的城市。這給我們的一個啟發性意義是什么呢？這意味著在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里面，會伴隨著一個創新活動越來越集聚的過程，就像當年美國硅谷興起過程一樣。因為這樣一種區域性的創新體系的形成，需要有足夠的資源集聚以及快速成長企業的聚集，才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涌入，才可能進一步地吸引更多的創新資源往這個區域進行集聚。就此而言，我們甚至可以這么認為，在未來的五年當中，這樣的一種創新的區域聚集趨勢將會變得更加顯著。
總體而言，在中國的整個快速成長當中，我們的成長環境與成長過程存在著一定的獨特性，而那些能夠快速成長的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們充分挖掘了這樣的一種市場特殊性所造就的成長機會。
從面向未來角度來看，中國公司一方面仍然需要去強化在這三個要素上的良好平衡，也就是來自于合理的質量水平、有吸引力的價格以及對市場的快速響應的平衡。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完成一個轉換，即從野蠻的生長狀態、完全憑借機會主義抓住市場的大趨勢、利用個體的能力來驅動整個公司的成長、關注焦點往往是放在那些量化的增長指標上這樣一種企業成長模式，轉向一個用體系來替代個人驅動整個公司的向上增長、更關注有質量的增長這樣一種創新驅動的模式。而有質量的增長，必須建立在利用體系驅動以及利用創新的能力來驅動的內涵式增長。
最后，我們還需要強調一點的是，中國公司的強大并不是建立在個體意義上的，它是建立在整個產業鏈的基礎之上。這就意味著中國在制定產業政策的時候，在制定一些政策扶持公司成長過程里，它需要有一個面向產業鏈、面向區域創新體系、面向商業生態體系的一種思維方式，而并不僅僅局限于造就一批在單個個體意義上強大的公司。就像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那些強大的公司并不足以承載驅動中國繼續向前增長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全球產業鏈的博弈，而并不僅僅是公司與公司的競爭與博弈。這種變化就代表了中國企業的未來走向，也意味著著中國公司在未來面臨的巨大挑戰。同時，這也意味著這是中國在未來經濟成長和公司快速成長上存在的巨大機會。
我的這一部分分享就到這里，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