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辛圓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周日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債務、人口和物價下行的三重挑戰，負反饋循環可能相互強化，致使債務/GDP比率上升。打破債務-通縮螺旋的預期，政策的當務之急是通過財政貨幣協調穩需求。

他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承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月度分析會上表示，目前房地產行業還在去杠桿過程中，對經濟的影響還在加深，一方面拖累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另一方面也波及到消費。在此過程中，如果面臨債務和物價下行的負反饋循環，可能會導致“越去杠桿，杠桿率越高”的后果。

“杠桿率是債務占GDP的比例，是分子除以分母，如果在去杠桿的過程中沒有財政和貨幣寬松，結果就是名義GDP增速（分母）會下滑更快，這導致越想去杠桿，杠桿率越高。”他解釋稱。

邢自強指出，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政府為抵消《廣場協議》后日元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影響，貨幣和財政過度寬松，最終引發資產泡沫。然而泡沫破滅后，政策制定者矯枉過正，實際利率高于GDP增速長達四年之久。財政政策直到1993年才轉向寬松，而即便如此，貨幣和財政政策仍長期缺乏協調性。日本在1994年之后便陷入了長期通縮，導致了近20年的低增長-低通脹循環。

邢自強表示，借鑒日本的他山之石，為避免“痛苦去杠桿”的尾部風險，短期需要通過財政貨幣協調穩需求，中央政府發揮“最后貸款人職能”避免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過度收縮，長期則需推進改革、促使轉移支付/社會福利支出朝住戶部門傾斜，修復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具體來講，有五大發力方向。

第一是再通脹。經濟重啟以來，貨幣政策較為寬松，但財政政策在上半年有所收緊，財政政策的推進節奏或將是影響經濟和通脹前景的關鍵因素。邢自強表示，就財政寬松來講，明年可以考慮提高新增專項債發行規模，或擴大中央政府預算內赤字，幫助經濟盡快擺脫低通脹的局面。

二是再平衡。 針對長期內需不足的結構性痛點，通過增加教育、住房和醫療等社會福利領域的支出，變相對家庭部門增加轉移支付，從而推動消費，而非在資本回報率下降的情況下仍過度依賴投資穩定總需求。

“西方采取的是對消費者刺激，如果我們認為這在中國執行起來比較難，是不是可以增加對社會保障體系、社會福利的投資，減少老百姓的后顧之憂。這一方面可以減少‘刺激轉化為無效投資’的擔憂，又增加了對老百姓的支持。”他說。

第三是債務重組，這涉及房地產和地方債兩大領域。在房地產領域，開發商的債務重組一直在推進，但仍需要一個系統性框架，一方面重組和改善開發商的資產負債表，另一方面穩定購房需求和房價預期，避免供需雙雙超調。對于地方隱性債務，“系統性”化債方案需平衡分配各方負擔，中央政府可通過一輪的債務置換降低再融資風險和利息負擔，有助于地方政府在化債過程中維持一定的財政支出強度，避免支出下滑、增長和通脹乏力、財政收入反而下降的負向循環。

第四是改革。邢自強表示，穩需求，調結構之外，提振長期增長潛力需要持續深化改革，改善資源配置。當前國企聚焦于提高效率的指標已經提上議程。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大框架已經形成，需要加快實施步伐，特別在鼓勵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符合經濟規律自由流動方面，需要戶籍制度改革和“人的城市化”加快推進。

第五是重振信心，尤其是民企信心。他表示，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民企信心目有企穩跡象，但是如果有一些更加標桿性的政策出臺，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恢復和提振民企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