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鋅財經 陳妍

編輯｜大風

文化名人，成為了年輕人心中的新“頂流”。

前段時間，快60歲的余華到韓國開簽售會，現場人山人海，來的大部分都是頭發五顏六色的年輕人。為了能和余華有幾十秒的交流時間，不少網友表示，整宿沒睡，凌晨就出門排隊，還有人整整排了9個小時才拿到親筆簽名。

在現場，余華也貢獻了不少名場面。有粉絲想讓他在書上簽個“暴富”，余華轉手就簽成“抱負”；有粉絲想要“一輩子不上班”，余華在扉頁上寫“在家里上班也一樣”；甚至喝杯水都能被燙出表情包。這些段子在互聯網上二次傳播發酵，也讓余華在網紅道路上再進一步。

不止余華，莫言、蘇童等原本嚴肅的文人學者，都被互聯網塑造為新一代“文化網紅”。他們過往的梗和發言被挖出來，不僅沒有“塌房”，反而成為當下年輕人的精神撫慰。

短視頻時代的破圈

某種程度上，文化名人們的走紅并不意外，是這個時代的特色產物。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文化名人似乎都自帶一種遙遠的神秘感。因為當時，他們的成名路徑都相對單一、困難，基本上都是先發期刊，再出版成集，最后成名成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余華、莫言、蘇童等人都是這么成長起來的。

余華當年的創作成名往事，就可以總結成一段艱辛的退稿史。余華曾回憶過，他的小說寫完后，會先往《人民文學》和《收獲》這樣的大雜志寄，等退回來，再往聲量小一些的《北京文學》和《上海文學》寄，要是再退回來，就再往地方小雜志社寄。

那個時候郵遞員退信也不敲門，總是往院子圍墻內一扔，只要聽到“啪嘰”一聲，余華父親就會對他說：“稿子又退回來了。”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很久，余華只能自己找找原因，嘗試寫出高于雜志社質量平均線的作品。直到有一天，余華接到《北京文學》主編的電話，邀請他去北京改稿，把結局改得光明點。余華立馬表示：“只要能發表，我從頭到尾都給你改光明！”

不難發現，在那個信息渠道不發達的年代，文學期刊和出版社決定了一部作品的錄用標準，也變相地對作者進行把關，他們想要走入公眾視野是件相當不容易的事。

即便是成名以后，文化名人也只會在新書宣傳時候約見電視臺、媒體采訪，不存在持續大面積的曝光。余華曾經說過，“在90年代，只要一兩年不接受采訪，你就在媒體上消失了”，上街也不會被認出來。

互聯網短視頻時代的貢獻，就是消弭了這種距離。盡管人還是那些人，作品還是那些作品，但他們的個人魅力、機智妙語，終于有了廣泛傳播途徑，也變成互聯網上的造梗狂歡。

余華因為跟一只潦草小狗撞型，在互聯網上火爆出圈，被網友親切稱為“可愛修勾”，他的一些采訪片段也成為“電子榨菜”。有人問余華為什么寫作，他回答：“不愿意做牙醫，想睡懶覺，想不上班，寫小說稿費還歸自己。”提到法國作家和中國作家的最大區別，余華說：“法國作家用法語寫作，中國作家用中文寫作。”

跟余華一起爆火的還有他的多年好友莫言，同樣也被網友找到了對應“狗塑”。兩人接受采訪時，問到對當代大學生現狀像孔乙己脫不掉的長衫一事的看法時，余華不想回答把問題扔給莫言，莫言隨即說道：“孔乙己不是我們村的，我不管這事。”

互聯網的考古，讓文化名人不斷“翻新”，三天兩頭出現在網友面前。

平臺對此樂見其成，為文化名人的走紅添了把柴火。畢竟相比起其他網紅，文化網紅能豐富平臺格調，創造出有趣且深刻的傳播點。抖音聯合出品的《我在島嶼讀書》，專門找來余華、莫言、蘇童、程永新等十余名文化名人聚到珠海東澳島，討論文學與人生，創造了不少名場面。

看過節目后，不少人被蘇童圈粉了。他在節目里金句不斷，比如“抹去寶石上的灰塵，這就是編輯的意義”。形容老友余華，蘇童說的是，一看《活著》是這么一部小說，余華是這么一個人，有一種“喜悅的崩潰”。

短視頻劃了一道口子，文化名人們接住流量，開始紛紛走紅。

流量背后，靠作品安身立命

這些文化名人，雖然吃到了流量紅利，但他們其實并不看重自己的網紅身份。

余華曾非常認真地回應“頂流”和“爆火”這件事，在他看來，“我依靠的還是自己的作品，不靠流量，我此生為之奮斗的也不是流量，是文學。”流量帶來的互聯網狂歡只是一時的，最終讓他得到認可的，還是他的作品。

就像《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之于余華，《紅高粱家族》《生死疲勞》之于莫言，《妻妾成群》《米》之于蘇童，這才是他們的對外名片。而好的作品有一種力量，能在不同時代不同讀者面前，始終散發光彩。

余華說過個段子，他靠《活著》活著。《活著》1992年在《收獲》雜志首發，隨后出版單行本，先后被張藝謀、孟京輝導演看上，光版稅就高達1550萬人民幣。等到2020年，《活著》在國內的銷量已經超過2000萬冊，打破了當代中國純文學的銷量紀錄。

《活著》只有短短12萬字，講的還是一個不受待見的悲劇故事。時代洪流下，主人公福貴從富家少爺淪為窮光蛋，又相繼失去父母、妻子、兒女以及孫子，最后只剩下他和一頭老牛相依為命。可偏偏這樣一部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成為他們床頭的經典讀物。

原因在于，《活著》因苦難出名，但它真正探討的是生存哲學。每個時代的人都會面臨不同的局限與困境，但人類的生命意義卻總有相似之處。福貴是掙扎生存的普通人，但他沒有被命運打倒，反而成為自己生活里的平凡英雄。

這種強大的情感力量和生命力，可以跨越時空，超越文字，消解孤獨，給當下迷茫年輕人一點生活啟示。正如書中所說：“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而像蘇童的小說，大部分背景都放在20世紀前半葉，比如后來被改編成張藝謀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小說《妻妾成群》，就是以頌蓮的視角，講述深宅大院里妻妾們勾心斗角，互相傷害的故事。

這種講述舊社會一夫多妻制的故事，與當下相去甚遠，但近年來一直不乏有新讀者，重新喜歡上它。

因為人類的情感是共通的，尤其是如今女性主義的崛起，讓越來越多人對頌蓮的命運感到惋惜。19歲的頌蓮讀過一年大學，受過新式教育，原本前途一片大好，但父親去世，家道中落后，只能被迫嫁人，最后一步步走向深淵。

封建社會的悲劇已經無法改變，但這也讓當下的讀者越發認識到，女性自我意識覺醒，保持獨立的重要性。

可見，文化名人們上個世紀的作品，放到當下也是常看常新。

年輕人謀求新的精神港灣

放眼整個互聯網，如今一些網紅主播，有太多的不合時宜。

只知道捂嘴、舔唇，加挑眉的秀才，在被封號前，居然收獲了超1200萬的抖音粉絲；鹿晗模仿者鹿哈，在直播帶貨時裝作一副卑微可憐的樣子，但直播帶貨7個月，他已經賺了3500萬。

原本作為互聯網男閨蜜的李佳琦，面對網友對眉筆“越來越貴了”的質疑，回應的是，“有時候找找自己原因，這么多年了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突然開始指責起粉絲不夠努力。

李佳琦自認為他的成功源于努力和天賦，卻沒有看到時代降臨在他身上的幸運。輿論發酵后，他丟失了200多萬粉絲。

喧囂之下，可以發現這些網紅更多是制造焦慮，不值得年輕人的追捧與喜愛。對比來看，文化名人看待問題的深度和觀察事物的角度都遠超常人，所以能寫出好的作品，也能想到年輕人所想，說出年輕人所說，給到年輕人一定的精神慰藉。

莫言一直想要和年輕人對話，前兩年開通了公眾號，試著跟他們交流日常，對各種網絡用語也是活學活用，比如心目中的YYDS（永遠滴神）是蒲松齡。而且莫言完全不介意照片被網友做成“表情包”，被人夸“可愛”的時候，還自稱“心花怒放”。

在莫言最近一條祝賀中秋的作詩推文里，高贊評論第一條寫道：“看老師的文字都會不自覺地帶笑，太喜歡啦！請多更新，疲憊生活里的小樂趣。”

同樣是“努力工作”這件事，余華早些年的訪談視頻被挖出，“如果再有人來告訴你，你要努力工作，你要有上進心就會得到很好的回報，那是雞湯，不是事實。”這番話不是在貶低努力的價值，而是指出要多體諒年輕人的不易。

文化名人走紅背后，或許是當下年輕人想要心里舒服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