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ndrew Steele

編輯|Meister Xia

導讀

隨著計算機、生物技術等領域快速發展，通過基因編輯和機械植入等方法，提高人體健康、智力或其他能力成為可能。但是使用這些技術對人進行“改良”涉及到許多倫理道德問題。一些民間“生物黑客”私下使用這些技術，試圖改變自己的身體機能。是否應該規范或限制生物黑客的發展和應用？現在被視為前沿的“生物黑客”手段，未來是否會成為司空見慣的通用醫療技術呢？

一覽：

• DNA優化的理念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萌發。當時，“人種改良學”成為了一種主流思潮。
• 遺傳學研究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由于遺傳機制的復雜性，我們仍無法充分掌握其規律。
• 盡管如此，依舊有一些企業或個人試圖通過CRISPR或腦機接口技術增強人體機能。
• “生物黑客”行為帶來了倫理道德挑戰，不過相關技術的開發努力層出不窮，以期根除致命遺傳疾病，乃至提高人類后代認知能力。

未來的人類將是什么樣？幾百年后的人類后代，是與我們在外貌上相差無幾，壽命相當，還是在最新生物技術和基因工程的加持下，擁有更強壯的機械肢體、更智慧的心靈、更長的壽命？

隨著計算機、生物技術等領域快速發展，我們必須開始思考上述情形帶來的倫理道德挑戰。新技術的誕生，也意味著未來的人只要愿意花費點精力（并承擔巨大風險），就能足不出戶地“優化”自己的身體。在本期文章中，讓我們走進“生物黑客”的世界，了解其增強人體的夢想，剖析相關的風險，展望其未來。

01、胚胎優化，新型“優生”？

新聞頭條里，總能見到某疑難疾病、某性格特征對應的基因“被發現”的報道，仿佛人生在世，一切由DNA注定。既然如此，人能通過DNA編輯改善體質、提高智力嗎？

這一想法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萌發。當時，“人種改良學”成為了一種主流思潮。這在現在看來不可思議，但當時的人們認為，人類也可以像農作物和牲口一樣進行培優育種。英國首相邱吉爾、經濟學家威廉·貝弗里奇、知名基因和統計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DNA結構的發現者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都推崇或研究過“人種改良學”。雖然德國納粹令人發指的種族大屠殺讓“人種改良學”徹底身敗名裂，但其核心理念在現代社會仍然存在。當今的“人種改良”提倡者不再宣揚種族歧視、不再推行強制節育，而是強調個人對身體的自主權，指出政府應該提供相關福利制度，讓人們有機會掙脫基因的束縛，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潛力。

優生學在政治上不討好，現代研究也表明其理論體系很不穩固。人類大多數的性狀（無論是好是壞）以及疾病，包括新聞中常常提及的那些，都是由成百上千個基因共同決定，不是靠單一基因，其控制機制存在不確定性，最終的表達與環境影響也有關系。

“對胎兒進行基因缺陷篩查的技術已成熟普及，但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提供更全面的基因檢測。”

在中學課本中，人類瞳孔顏色的遺傳模型被簡化，用于解釋遺傳學原理，但事實上控制顏色的基因有16個，而且機制是非確定性的。控制身高的基因片段多達1萬個，分布在染色體不同部位，而且身高還受飲食等外部因素影響，特別是在兒時。至于智力，這是個本身就難以量化的指標，且就算IQ真能準確衡量智力，我們對控制IQ的基因了解甚少。憑借現在的技術，連人類眼睛顏色都不能實現選擇性培育，更不用說智力了。

盡管如此，仍有企業宣稱能通過基因表達預測和篩選，幫父母挑出“最聰明”的胚胎。對胎兒進行基因缺陷篩查的技術已成熟普及，但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提供更全面的基因檢測。體外受精的夫婦可以接受“植入前遺傳學診斷”（PGD）：從試管中發育的胚胎中提取少量細胞樣本，進行DNA檢測，判斷胎兒成年后患癌癥、糖尿病等疾病的風險。部分企業甚至將PGD作為“預測智力”的工具。

美國企業Genomic Prediction推出了一系列名為LifeView的胎兒基因診斷服務，其中包括一款“豪華版”多基因測試（PGT-T），在測試結束后通過統計學方式生成一個多基因風險指數。具體而言，工作人員會分析胎兒DNA中數百處位置是否發生變異，并計算出相關疾病發病的概率。這種做法對于研究大規模群體具有一定意義，有助于理解疾病在人群中的蔓延趨勢，但作為單個胎兒未來健康診斷工具，則存在諸多缺陷。最大的問題在于生成的指數只不過是一個統計學計算結果，不具有實際意義：工作人員選用的“風險基因”與所想要預測的疾病不存在直接、簡單的因果關系。何況，測試不能面面俱到。就算真能挑出癌癥風險較小的胚胎，又怎么能保證該胚胎患其他疾病的概率不會更高呢？

另一個問題在于，假設測試準確有效，其結果會迫使準父母做出艱難的取舍。“智商分數”最高的胚胎，“患癌分數”也最高怎么辦？這該讓準父母如何選擇？放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問題就更棘手了：難道我們要把疾病、生理性狀也分個三六九等，根據每項的“權重”來“科學取舍”？萬一要在兩種疾病中選擇，其中一種疾病未來有治但我們現在無從得知，另一種不能治，該怎么選才能真正保護后代？

02、生物黑客

對胚胎DNA進行修改篩選存在諸多倫理道德問題。成年人自愿改變自身基因，問題是否會少一些呢？隨著CRISPR等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也許有一天自我基因編輯將變得輕松又簡單。現在，科學家和醫生們已經在使用初代基因療法，治療致命的遺傳疾病。當然，也有一些民間“生物黑客”私下使用這些技術，試圖改變自己的身體機能。

美國DNA編輯工具企業創始人Josiah Zayner就是一名“生物黑客”，他曾經在鏡頭前給自己注射了一種含有CRISPR組分的“基因編輯劑”，以期增強肌肉力量。這種博人眼球的做法能夠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側面說明現在的基因編輯技術已達到了一定高度。不過，DNA自助改造可能是無效的，也有可能造成嚴重的風險。向成年人體內引入足夠多的基因編輯組分，波及足夠多的細胞，以至于產生可觀的變化，技術還不成熟。目前大多數基因工程只能在人體外進行：提取一些細胞，在實驗室的受控條件下編輯其基因。萬一注射入體內的組分開始生效了，有可能會發生“脫靶”基因編輯，導致癌癥，這是最大的風險。極端的“生物黑客”行為非常危險，即使有益處，也幾乎可以忽略。后來，Zayner也表示了后悔，不該給大眾樹立負面、魯莽的榜樣。

還有一種“生物黑客”理念是將機械設備植入人體，輔助身體機能。埃隆·馬斯克協創了一家叫做Neuralink的企業，研發人腦—計算機接口，其長期目標是實現“生物智能和機器智能的融合”。馬斯克認為，如果人腦可直接接入AI，人工智能發展就不會再與人類利益背道而馳，二者能實現真正的相輔相成。

Neuralink提出了不少遠大志向，甚至還獲得了FDA批準進行臨床試驗，可惜最終都無疾而終。馬斯克曾說，Neuralink“將通過芯片植入，修復腦損傷或脊髓損傷造成的機能損失。”但迄今為止，該公司最受矚目的成就不過是在2021年讓一只猴子通過腦機接口玩經典電子乒乓球游戲。

媒體近年所報道的許多仿生植入技術，基本上都是因為太無用、太詭異而吸引眼球，并不是因為有切實的技術突破。一家名為Biohax International的公司已經在幾千名顧客身上植入了ID“生物芯片”，但僅限于實現出門帶鑰匙提醒、便捷移動支付等錦上添花的功能。大多數人應該不會愿意為了這一點小小的方便，而去做手術植入芯片吧。

也有其他的生物黑客使用更傳統的醫學手段來優化自身機能：借助雷帕霉素等正規藥物的副作用，增強體質或刺激大腦認知能力。想要獲得這些物質，可以從黑企業買“三無產品”，也可以找不需要處方的網上“黑藥店”，但可想而知，成分、含量肯定不會有任何保證…

總而言之，DIY“生物黑客”行為存在風險，無論是由于植入基因編輯組分導致癌癥或感染，還是服用藥物引起不良副作用，必須謹慎。

03、“生物黑客”還是主流醫療？

隨著新技術的成熟與普及，現在被視為前沿的“生物黑客”手段，未來是否會成為司空見慣的通用醫療技術呢？

現在大部分人覺得在手中植入ID芯片過于前衛，有點危險，但人機接口技術比我們想象得要普遍：搭載著微芯片的起搏器，保證患者心臟跳動；外部麥克風連接著植入式耳蝸直通大腦神經，幫助失聰者獲得聽覺；植入式血糖監測器正逐漸成為糖尿病患者的首選，代替較為麻煩的手指尖端點刺測試和外部CGM設備。

“隨著技術的進步，‘生物黑客’手段和通用醫療技術的界線將愈發模糊。”

隨著技術的進步，“生物黑客”手段和通用醫療技術的界線將愈發模糊。大家現在都在戴的智能手表，能監測心率、計算步數。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內，如果出現植入體內的智能手環，能實時監測血液成分、診斷疾病、提供飲食鍛煉建議，那這算是“生物黑客”技術，還是現有醫學技術創新的延續呢？

同樣，基因治療和基因優化之間的界限不是一成不變的。對于可能（但不絕對）致死的疾病，使用基因療法編輯相應的基因片段降低風險，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用同樣手段，將遺傳高危人群的心臟病死亡概率降低50%，是否可取呢？將無遺傳風險者的心臟病死亡概率降低10%，并順便賦予他們運動能力更強的基因，又是否可取？疾病治療和人體優化之間的界限在哪里，社會對后者的接受程度如何？隨著基因編輯技術愈發安全、強大，需要區分對待的情況將變得越來越復雜，以上都是值得深思的重要問題。也許有一天，當基因編輯的安全性能得到更高的保證，大家都能在家里進行DNA自我修改了。

Andrew Steele，牛津大學物理學博士、科普作家、《瞰創新》專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