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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紅利下,城市開啟“人才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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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紅利下,城市開啟“人才爭奪戰”

受多重因素影響,我國城市化水平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其對于人才的標準不盡相同。

文|黑板洞察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發展階段,人才有不同的內涵。1982 年,我國第一次正式確立人才標準,即“具有中專以上學歷和初級以上職稱的人員”,對當時開展人才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彼時“廠里來個大學生”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但唯學歷、唯職稱的單一判定標準不夠完善。一度存在用人單位一味追求高學歷、高職稱的情況,造成高技能人才嚴重短缺,人才“高消費”現象嚴重,甚至出現造假現象。

另一方面,我國人才流失現象嚴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共有海外留學人員 458 萬多人,但截至 2002 年回國工作的僅有 13.5 萬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學畢業的宋運輝進入金州化工廠/電視劇《大江大河》截圖

人才的匱乏,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我國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發展能力。新世紀以來,我國“人口紅利”漸漸轉變為“人才紅利”,2002年,“人才強國”戰略提出,隨后十幾年間,多政策陸續出臺,意在破除束縛人才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解放和增強人才活力,建立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模式。與此同時,歷經二十余年高校擴招,我國逐漸從人才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發展為人才資源大國。

在此背景下,我國各城市間競爭日益激烈,逐漸由“招商引資”轉變為“招才引智”。雖然當前全國人才數量逐年增加,但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匱乏、短缺。

2014年,《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出臺,放寬部分地區落戶限制,為后續各城市發布的人才新政等舉措提供重要依據。

“人才爭奪戰”,東部地區人才占比持續領先

截至 2022 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已超 9.2 億人,占總人口的 65.22%,已連續兩年超過 60%,進入“諾瑟姆曲線”后半期,城市發展已經相對穩定,下一步進入“質量提升”階段。院士、教授、名師、學者、博士“雙高”人才及短期駐校工作專家等高層次人才頻繁收到各地橄欖枝。

但實際上,我國城市受地理位置、經濟水平、產業結構等多因素的影響,城市化水平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總體上看,東部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比中、西部地區明顯要快,西部地區發展最慢,形成不平衡局面。

僅以長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川渝地區為例,川渝高層次人才數量與前兩者差距較大,即使東部地區高層次人才占比出現逐漸下降趨勢,但預計短期內仍將有較大差距。2023 年長三角地區各類高層次人才、專業技能人才超 1190 萬人,而川渝地區高層次人才不過萬人。

長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川渝地區高層次人才數量全國占比歷年變化/東部地區高層次人才占比逐漸下降,而西部地區占比逐漸增加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在吸引高層次人才同時,“不值錢的大學生”在部分城市同樣是“香餑餑”。隨著一線城市發展迅速,人口凈流入量增大,部分地區收緊人才引進政策。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才新政的出現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一些城市通過給予人才福利來彌補城市發展短板,從而達到人才吸引的目的;同時,大量人才涌入帶動城市發展,城市發展又吸引人才,實現雙向互利。

從2016年開始,在引進普通人才方面,各地方以學歷為主要標準,推出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常見的有放寬落戶門檻、各類福利補貼等,從而吸引更多的高學歷人才到當地就業。

如成都、杭州等新一線城市率先開放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員的落戶限制,隨后“雁歸西安”、“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工程”、“海河計劃”、“科技創新青年拔尖人才”等等新政出臺,百余座城市加入“人才爭奪戰”。

人才“福利”

2020 年,西安一家醫院張貼“高層次人才優先”告示;今年年初,齊齊哈爾一車站現“高層次人才候車區”,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大眾討論與爭議。如此這般的“優待”或許并不實用,但有關高層次人才的“福利待遇”確實漸漸在各地顯露。

不少城市不惜發放豐厚的住房補貼、安家費、科研(項目)啟動費、甚至能夠安排配偶工作、子女上學問題等,通過提高物質待遇以求引進高層次人才落地扎根。如不久前雄安新區給出“2000 萬元至 5000 萬元科研經費和 300 萬元生活補貼,獎勵一套不低于 200 平方米的住房”等吸納措施。

從短期來看,人才引進是將某一特定人群向某一特定的空間地區進行簡單遷移,但從長期來看,人才引進不止為讓這類群體短暫居住,而是為了持續留住人才。各地方通過頒布各類人才優惠政策,不僅希望留住本地人才,還希望吸納外地人才流入本地,提高城市競爭力,促進城市的自身正向發展。

不過,不是所有人才都能達到高層次引進條件,也并不是所以城市都能提供雄厚的財政支持。不同于高線城市人才引進的雙向吸引,人才在選擇經濟環境發展相對欠缺的較低線城市時,往往做出取舍。

但依舊有部分在深入工作之后,發覺與其職業規劃并不契合,面臨職業困境和發展瓶頸。不可否認的是,除豐厚的物質補貼外,有相當一部分本科以上學歷人才被編制吸引。

在國考、省考等如火如荼開展的當下,通過人才引進大多數可免筆試直接面試,省去“獨木橋之爭”。但其捷徑背后,是最低五年的服務期限。

結語

從“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角度看,提高人才的待遇是應有之舉,但是此舉在激發人才市場競爭活力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城市間的競爭。同層次城市中,經濟環境發展較好一方一定程度上引進人才能力更強,而城市發展,亦離不開人才建設。

本文為轉載內容,授權事宜請聯系原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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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紅利下,城市開啟“人才爭奪戰”

受多重因素影響,我國城市化水平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其對于人才的標準不盡相同。

文|黑板洞察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發展階段,人才有不同的內涵。1982 年,我國第一次正式確立人才標準,即“具有中專以上學歷和初級以上職稱的人員”,對當時開展人才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彼時“廠里來個大學生”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但唯學歷、唯職稱的單一判定標準不夠完善。一度存在用人單位一味追求高學歷、高職稱的情況,造成高技能人才嚴重短缺,人才“高消費”現象嚴重,甚至出現造假現象。

另一方面,我國人才流失現象嚴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共有海外留學人員 458 萬多人,但截至 2002 年回國工作的僅有 13.5 萬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學畢業的宋運輝進入金州化工廠/電視劇《大江大河》截圖

人才的匱乏,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我國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發展能力。新世紀以來,我國“人口紅利”漸漸轉變為“人才紅利”,2002年,“人才強國”戰略提出,隨后十幾年間,多政策陸續出臺,意在破除束縛人才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解放和增強人才活力,建立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模式。與此同時,歷經二十余年高校擴招,我國逐漸從人才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發展為人才資源大國。

在此背景下,我國各城市間競爭日益激烈,逐漸由“招商引資”轉變為“招才引智”。雖然當前全國人才數量逐年增加,但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匱乏、短缺。

2014年,《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出臺,放寬部分地區落戶限制,為后續各城市發布的人才新政等舉措提供重要依據。

“人才爭奪戰”,東部地區人才占比持續領先

截至 2022 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已超 9.2 億人,占總人口的 65.22%,已連續兩年超過 60%,進入“諾瑟姆曲線”后半期,城市發展已經相對穩定,下一步進入“質量提升”階段。院士、教授、名師、學者、博士“雙高”人才及短期駐校工作專家等高層次人才頻繁收到各地橄欖枝。

但實際上,我國城市受地理位置、經濟水平、產業結構等多因素的影響,城市化水平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總體上看,東部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比中、西部地區明顯要快,西部地區發展最慢,形成不平衡局面。

僅以長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川渝地區為例,川渝高層次人才數量與前兩者差距較大,即使東部地區高層次人才占比出現逐漸下降趨勢,但預計短期內仍將有較大差距。2023 年長三角地區各類高層次人才、專業技能人才超 1190 萬人,而川渝地區高層次人才不過萬人。

長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川渝地區高層次人才數量全國占比歷年變化/東部地區高層次人才占比逐漸下降,而西部地區占比逐漸增加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在吸引高層次人才同時,“不值錢的大學生”在部分城市同樣是“香餑餑”。隨著一線城市發展迅速,人口凈流入量增大,部分地區收緊人才引進政策。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才新政的出現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一些城市通過給予人才福利來彌補城市發展短板,從而達到人才吸引的目的;同時,大量人才涌入帶動城市發展,城市發展又吸引人才,實現雙向互利。

從2016年開始,在引進普通人才方面,各地方以學歷為主要標準,推出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常見的有放寬落戶門檻、各類福利補貼等,從而吸引更多的高學歷人才到當地就業。

如成都、杭州等新一線城市率先開放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員的落戶限制,隨后“雁歸西安”、“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工程”、“海河計劃”、“科技創新青年拔尖人才”等等新政出臺,百余座城市加入“人才爭奪戰”。

人才“福利”

2020 年,西安一家醫院張貼“高層次人才優先”告示;今年年初,齊齊哈爾一車站現“高層次人才候車區”,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大眾討論與爭議。如此這般的“優待”或許并不實用,但有關高層次人才的“福利待遇”確實漸漸在各地顯露。

不少城市不惜發放豐厚的住房補貼、安家費、科研(項目)啟動費、甚至能夠安排配偶工作、子女上學問題等,通過提高物質待遇以求引進高層次人才落地扎根。如不久前雄安新區給出“2000 萬元至 5000 萬元科研經費和 300 萬元生活補貼,獎勵一套不低于 200 平方米的住房”等吸納措施。

從短期來看,人才引進是將某一特定人群向某一特定的空間地區進行簡單遷移,但從長期來看,人才引進不止為讓這類群體短暫居住,而是為了持續留住人才。各地方通過頒布各類人才優惠政策,不僅希望留住本地人才,還希望吸納外地人才流入本地,提高城市競爭力,促進城市的自身正向發展。

不過,不是所有人才都能達到高層次引進條件,也并不是所以城市都能提供雄厚的財政支持。不同于高線城市人才引進的雙向吸引,人才在選擇經濟環境發展相對欠缺的較低線城市時,往往做出取舍。

但依舊有部分在深入工作之后,發覺與其職業規劃并不契合,面臨職業困境和發展瓶頸。不可否認的是,除豐厚的物質補貼外,有相當一部分本科以上學歷人才被編制吸引。

在國考、省考等如火如荼開展的當下,通過人才引進大多數可免筆試直接面試,省去“獨木橋之爭”。但其捷徑背后,是最低五年的服務期限。

結語

從“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角度看,提高人才的待遇是應有之舉,但是此舉在激發人才市場競爭活力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城市間的競爭。同層次城市中,經濟環境發展較好一方一定程度上引進人才能力更強,而城市發展,亦離不開人才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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