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張濤、路思遠（中國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僅代表個人觀點）

受內外不確定因素疊加影響，2023年春節后，我國經濟的疫后復蘇速度就持續弱于預期，而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的趨勢性變化以及外需環境的周期性、結構性轉變，進一步令經濟運行階段性出現產出缺口。若以2016年至2018年經濟運行狀況為基準，截至目前經濟還有7%左右的產出缺口待修復，即需求不足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問題，這也是我們在年初進行展望時，最為擔心的“總需求出現意想不到的下滑”（參見《2023年經濟展望①》）。

針對經濟復蘇弱于預期，并已開始沖擊微觀主體信心的變化，決策層很快就進行了政策對沖安排，7月24日政治局會議明確“當前經濟運行面臨新的困難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一些企業經營困難，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外部環境復雜嚴峻”，并強調“加強逆周期調節和政策儲備”。因此，在政治局會議后，政策環境發生了明顯變化，尤其是針對民營經濟、資本市場和房地產行業等重點領域，監管部門密集打出政策組合拳，用以降低系統性風險，提振微觀信心。宏觀調控方面則相繼實施了降息降準、追加財政赤字、擴大政府融資規模等，在政策及時對沖下，7月份后經濟就開始逐漸顯露出筑底回升的跡象，GDP環比折年率由二季度2%回升至三季度的5.3%；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速由負轉正，并連續兩個月增長，利潤同比下滑幅度也開始持續收窄。由此，如何保持住經濟回升的勢頭自然就成為明年宏觀調控的核心任務。

當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時，意味著宏觀經濟等式出現了不平衡，即C + I + G + X < C + S + T + M，相應應對措施也很清晰，就是增加I、G和X，將宏觀經濟等式恢復平衡，在政策層面就是擴大政府支出、促進投資、促進出口與改善營商環境。

從7月份政治局會議后的政策變化來看，中央財政1萬億特別國債的追加與1.5萬億特殊再融資債券的計劃，釋放出十分清晰的擴大政府支出的政策信號；人行下調政策利率、發揮存款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調整存量房貸利率，八部委促進民營經濟25條等，則表明改善投融資環境是重要的逆周期調控措施；中美元首會面、金磚擴容、優化人員跨國流動管理機制等，反映出在穩外貿、穩外資方面的措施在持續增強。可見，7月份會后，宏觀政策的實際變化均指向盡快化解需求不足的問題。

不過從當前內外經濟環境來看，本輪逆周期調控的任務依然很重，截至9月末，GDP平減指數已經連續兩個季度處于負值區間，凈出口更是連續四個季度對經濟增長負貢獻，即內需和外需均沒有回到正常水平。因此，要想保持住經濟回升勢頭，明年在逆周期調控方面，必須增加政策力度，尤其是在財政政策方面，需要進一步增強積極性，一定防止出現政策力度衰減，避免經濟面臨再次尋底的波折。

在持續增強逆周期宏調力度方面，上世紀90年代后期，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內部結構矛盾疊加影響下，我國經濟也曾出現嚴重的需求不足問題，GDP平減指數連續7個季度處于負值，實體企業信貸融資持續萎縮，凈出口連續3年對經濟是負貢獻，FDI也是持續下降。作為政策對沖，宏觀層首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規模，連續四年持續提高赤字率，廣義財政赤字率接近20%；大幅下調存貸款政策利率，1年定存利率由5.67%下調至2.25%，5年以上貸款利率由10.53%下調至6.21%；加速推進開放進程，并于2001年成功加入WTO。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經濟不僅擺脫了需求不足的局面，還首次實現了連續5年經濟增速超過兩位數的增長。

1998年至2002年的宏觀調控探索無疑為當前及今后的宏觀調控提供了寶貴經驗，尤其是面臨需求不足的經濟矛盾時，要做好兩條：一是積極財政持續加力穩住內需；二是大力改善外部環境，盡可能爭取訂單與資金，預計經濟工作會議會在這兩個方面還會釋放出更為清晰的政策信號。具體到財政、貨幣政策方面，預計財政赤字率會維持在3.5%-4%的高位，財政支出進一步增加；政策利率水平下調10-15BPs；繼續優化營商環境，尤其是穩住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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