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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需要深刻理解的是這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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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需要深刻理解的是這兩個字

政策體系越來越復雜,如何從整體和全局角度拿捏其中的分寸,越來越具有挑戰性。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從2023年的“穩”切換為2024年的“進”:“穩中求進”是中央在部署經濟工作時一貫堅持的總基調,只不過在具體落地時會因為每年的經濟形勢不同、遇到的問題不同而在“穩”和“進”的側重上有所區別。2024年顯然再次作出了調整,沒有了過去兩年置于“穩中求進”之前的“穩字當頭”,新增了“以進促穩”,明確要求“積極進取”。

從會后通稿看,2024年的“進”可以說有兩層含義:一層是經濟運行,著眼于短期,中央要求“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另一層是結構調整和方式轉換,著眼于中長期,中央要求“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上積極進取”。這兩層都是2024年施策的主要對象,尤其是后者,更是作為重中之重,主要任務大多圍繞這一層,以期達到“以進促穩”的效果。

對于“進”,本次經濟工作會議還特別強調了要“先立后破”,這明顯是因為部分領域“先破后立”引發了一系列問題。結合官方的解讀,“先立后破”意味著不能未立先破,不能搞運動式,也不能踩急剎車,不能脫離實際,不能急于求成,要立足國情、逐步實現。

宏觀調控在“加力”和“適度”間尋求平衡:就財政政策而言,從上年的“加力提效”變為“適度加力、提質增效”。從具體安排看,后者才是重點。財政空間是“用好”、支出結構要“優化”、減稅降費是“落實”、一般性支出要“嚴控”、專項債是“合理擴大用作資本金范圍”。財政支持的重點主要有兩個——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2024年基層政府財政壓力仍然不小,財政可持續性是中央關注重點,轉移支付的力度預計將低于此前市場預期,此次會議不僅沒有像上年那樣要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反而明確表示嚴格轉移支付的資金監管,對“基層”三保僅僅表示要兜牢底線(上年是做好基層“三保”工作), “黨政機關要習慣過緊日子”。

就貨幣政策而言,也從“精準有力”調整為“靈活適度、精準有效”。中央明確要求“盤活存量、提升效能”,此前央行行長潘功勝在12月4日公開發表文章中指出,盤活存量貸款、提升存量貸款使用效率、優化新增貸款投向,這三個方面對支撐經濟增長的意義本質上是相同的。國家外匯管理總局副局長陸磊12月13日也指出,每年我國全部貸款中約有80%需要回收再投放。

盡管如此,“降準”、“降息”仍然可期。除了要繼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外,時隔三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到融資成本問題,要求“穩中有降”,盡管力度沒有2019年“降低”更有力,但仍需要在資金供應和價格上作出保障。與此同時,中央對貨幣供應量與社會融資規模增長速度的要求和過去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也需要“降準”的配合。

新增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的約束力:此前中央要求社融和貨幣供應量僅與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2024年則增加了與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的新要求。

這就衍生出一個新問題,多高的價格預期目標才是合適的?過去,我國的CPI目標值除了2001年-2003年設定為1%,其他都不低于3%,特別是2015年以來基本鎖定在3%(僅疫情沖擊最嚴重的2020年為3.5%)。過去20年,只要沒有明顯的通脹壓力,央行貨幣政策較少關注物價,2023年情況明顯發生了變化,“通縮”陰影下,三季度貨幣政策委員會例會明確表示要“促進物價低位回升,保持物價在合理水平”。考慮到我國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切換到中速增長階段,3%的目標值可能已經不再適合,我們是效仿其他國家將目標值鎖定在2%左右,還是會在2%與3%之間折中,有待2024年3月“兩會“揭曉答案。

更加強調政策之間的協調性和配合度:一方面,中央明確要求“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這項評估目前已是政策出臺前的一道程序,意在提高政策制定和實施的系統性,既要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又要防止“合成謬誤”,還要防止“分解謬誤”。所謂“合成謬誤”,是指不同政策相互掣肘,局部合理的政策疊加起來會造成負面效應,“分解謬誤”則是指整體任務簡單分解,甚至層層加碼,導致基層難以承受。

另一方面,上述評估體系從經濟性的評估轉變為全面性評估。本次會議明確要求,除了要求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外,還要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上述評估體系中。

對預期管理的重視程度明顯提升:中央明確指出,“社會預期偏弱”是當前面臨的困難之一,需要“改善社會預期”,“要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并要求多出一些兼具“穩預期”效果的政策。

預期的管理和引導本身作為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已經寫入十四五規劃綱要。此前,有關部門在這方面采取了較多行動,定期召開發布會、政策出臺有時會舉行吹風會,遇到熱點問題,有關部委會以答記者問的形式進行回應。最近,受到較大關注的有財政部回應穆迪下調展望、央行行長潘功勝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與此同時,央行、財政部、發改委、工信部等主要部委領導接受央視訪談。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的第二天——12月13日上午,主要部委領導人即出席論壇進一步傳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

平衡強調消費和投資的雙輪驅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此前,無論是二十大報告還是今年7月份政治局會議,強調的還都是消費在經濟發展和拉動增長方面的“基礎性作用”。

2023年開年,經濟學界就爆發了一場我國經濟是否應該向消費拉動型轉換的討論,此后類似討論幾乎貫穿全年。雖然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多數年份高于資本形成總額,但是,在短期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中,一直以來都是以投資為主導的,除了考慮投資會帶來收入增長進而拉動消費之外,還因為投資能直接形成生產能力,不僅能有助于實現短期增長目標,也有利于長期發展。

雖然有關討論持續多年,但今年更甚,投資主導型面臨的問題越來越突出,諸如優質項目缺乏、產能過剩、資金浪費、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企業風險等因素疊加,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建議應該轉向消費拉動。在這場討論中,也有學者從我國發展階段出發而取法其中,認為投資和消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不僅投資能拉動消費,消費也能增加生產和投資。

在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稿中,有關消費的篇幅顯著增加,甚至在擴內需中超過了投資。考慮到2024年要激發 “有潛能的消費”,再加上財政壓力較大,預計難有類似“大撒幣”的政策出臺,但是,仍會在新型消費、傳統消費和大宗消費方面推出一定支持政策。投資方面則明顯更加注重“效益”,對政府投資的期待從上年的“帶動全社會投資”轉換為發揮好”帶動放大效應“,重點支持對象從上年的重大工程及補短板項目轉換為新型基建、核心技術攻關、節能減排降碳等新型領域。

以統籌方式化解重點領域風險: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2024年需要化解的重點領域風險明確鎖定在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并將以“統籌“方式化解。房地產行業一頭連著地方政府,一頭連著金融機構尤其是中小金融機構,房地產企業合理的融資需求若能得到滿足,房地產市場若能走穩,在化解房地產風險的同時,也有利于地方債務和中小金融機構風險的化解。

“三農”回歸兼顧糧食安全和拉動消費: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2014年之后首次將“三農”整體列作來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這也是對二十大“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落實。農村是實現現代化所面臨的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與工業化和城鎮化相比,跛腳走路的問題比較突出,現在正處于縮小城鄉差距、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關口,2024年有關“三農“的幾項工作,延續的正是二十大對農業農村現代化劃定的框架。“三農”的問題,不僅事關國家糧食安全,也有利于增加農民的收入,相對來說,農村居民消費傾向高,增收后比城市居民更有助于拉動消費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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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需要深刻理解的是這兩個字

政策體系越來越復雜,如何從整體和全局角度拿捏其中的分寸,越來越具有挑戰性。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從2023年的“穩”切換為2024年的“進”:“穩中求進”是中央在部署經濟工作時一貫堅持的總基調,只不過在具體落地時會因為每年的經濟形勢不同、遇到的問題不同而在“穩”和“進”的側重上有所區別。2024年顯然再次作出了調整,沒有了過去兩年置于“穩中求進”之前的“穩字當頭”,新增了“以進促穩”,明確要求“積極進取”。

從會后通稿看,2024年的“進”可以說有兩層含義:一層是經濟運行,著眼于短期,中央要求“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另一層是結構調整和方式轉換,著眼于中長期,中央要求“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上積極進取”。這兩層都是2024年施策的主要對象,尤其是后者,更是作為重中之重,主要任務大多圍繞這一層,以期達到“以進促穩”的效果。

對于“進”,本次經濟工作會議還特別強調了要“先立后破”,這明顯是因為部分領域“先破后立”引發了一系列問題。結合官方的解讀,“先立后破”意味著不能未立先破,不能搞運動式,也不能踩急剎車,不能脫離實際,不能急于求成,要立足國情、逐步實現。

宏觀調控在“加力”和“適度”間尋求平衡:就財政政策而言,從上年的“加力提效”變為“適度加力、提質增效”。從具體安排看,后者才是重點。財政空間是“用好”、支出結構要“優化”、減稅降費是“落實”、一般性支出要“嚴控”、專項債是“合理擴大用作資本金范圍”。財政支持的重點主要有兩個——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2024年基層政府財政壓力仍然不小,財政可持續性是中央關注重點,轉移支付的力度預計將低于此前市場預期,此次會議不僅沒有像上年那樣要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反而明確表示嚴格轉移支付的資金監管,對“基層”三保僅僅表示要兜牢底線(上年是做好基層“三保”工作), “黨政機關要習慣過緊日子”。

就貨幣政策而言,也從“精準有力”調整為“靈活適度、精準有效”。中央明確要求“盤活存量、提升效能”,此前央行行長潘功勝在12月4日公開發表文章中指出,盤活存量貸款、提升存量貸款使用效率、優化新增貸款投向,這三個方面對支撐經濟增長的意義本質上是相同的。國家外匯管理總局副局長陸磊12月13日也指出,每年我國全部貸款中約有80%需要回收再投放。

盡管如此,“降準”、“降息”仍然可期。除了要繼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外,時隔三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到融資成本問題,要求“穩中有降”,盡管力度沒有2019年“降低”更有力,但仍需要在資金供應和價格上作出保障。與此同時,中央對貨幣供應量與社會融資規模增長速度的要求和過去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也需要“降準”的配合。

新增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的約束力:此前中央要求社融和貨幣供應量僅與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2024年則增加了與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的新要求。

這就衍生出一個新問題,多高的價格預期目標才是合適的?過去,我國的CPI目標值除了2001年-2003年設定為1%,其他都不低于3%,特別是2015年以來基本鎖定在3%(僅疫情沖擊最嚴重的2020年為3.5%)。過去20年,只要沒有明顯的通脹壓力,央行貨幣政策較少關注物價,2023年情況明顯發生了變化,“通縮”陰影下,三季度貨幣政策委員會例會明確表示要“促進物價低位回升,保持物價在合理水平”。考慮到我國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切換到中速增長階段,3%的目標值可能已經不再適合,我們是效仿其他國家將目標值鎖定在2%左右,還是會在2%與3%之間折中,有待2024年3月“兩會“揭曉答案。

更加強調政策之間的協調性和配合度:一方面,中央明確要求“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這項評估目前已是政策出臺前的一道程序,意在提高政策制定和實施的系統性,既要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又要防止“合成謬誤”,還要防止“分解謬誤”。所謂“合成謬誤”,是指不同政策相互掣肘,局部合理的政策疊加起來會造成負面效應,“分解謬誤”則是指整體任務簡單分解,甚至層層加碼,導致基層難以承受。

另一方面,上述評估體系從經濟性的評估轉變為全面性評估。本次會議明確要求,除了要求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外,還要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上述評估體系中。

對預期管理的重視程度明顯提升:中央明確指出,“社會預期偏弱”是當前面臨的困難之一,需要“改善社會預期”,“要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并要求多出一些兼具“穩預期”效果的政策。

預期的管理和引導本身作為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已經寫入十四五規劃綱要。此前,有關部門在這方面采取了較多行動,定期召開發布會、政策出臺有時會舉行吹風會,遇到熱點問題,有關部委會以答記者問的形式進行回應。最近,受到較大關注的有財政部回應穆迪下調展望、央行行長潘功勝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與此同時,央行、財政部、發改委、工信部等主要部委領導接受央視訪談。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的第二天——12月13日上午,主要部委領導人即出席論壇進一步傳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

平衡強調消費和投資的雙輪驅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此前,無論是二十大報告還是今年7月份政治局會議,強調的還都是消費在經濟發展和拉動增長方面的“基礎性作用”。

2023年開年,經濟學界就爆發了一場我國經濟是否應該向消費拉動型轉換的討論,此后類似討論幾乎貫穿全年。雖然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多數年份高于資本形成總額,但是,在短期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中,一直以來都是以投資為主導的,除了考慮投資會帶來收入增長進而拉動消費之外,還因為投資能直接形成生產能力,不僅能有助于實現短期增長目標,也有利于長期發展。

雖然有關討論持續多年,但今年更甚,投資主導型面臨的問題越來越突出,諸如優質項目缺乏、產能過剩、資金浪費、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企業風險等因素疊加,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建議應該轉向消費拉動。在這場討論中,也有學者從我國發展階段出發而取法其中,認為投資和消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不僅投資能拉動消費,消費也能增加生產和投資。

在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稿中,有關消費的篇幅顯著增加,甚至在擴內需中超過了投資。考慮到2024年要激發 “有潛能的消費”,再加上財政壓力較大,預計難有類似“大撒幣”的政策出臺,但是,仍會在新型消費、傳統消費和大宗消費方面推出一定支持政策。投資方面則明顯更加注重“效益”,對政府投資的期待從上年的“帶動全社會投資”轉換為發揮好”帶動放大效應“,重點支持對象從上年的重大工程及補短板項目轉換為新型基建、核心技術攻關、節能減排降碳等新型領域。

以統籌方式化解重點領域風險: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2024年需要化解的重點領域風險明確鎖定在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并將以“統籌“方式化解。房地產行業一頭連著地方政府,一頭連著金融機構尤其是中小金融機構,房地產企業合理的融資需求若能得到滿足,房地產市場若能走穩,在化解房地產風險的同時,也有利于地方債務和中小金融機構風險的化解。

“三農”回歸兼顧糧食安全和拉動消費: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2014年之后首次將“三農”整體列作來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這也是對二十大“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落實。農村是實現現代化所面臨的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與工業化和城鎮化相比,跛腳走路的問題比較突出,現在正處于縮小城鄉差距、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關口,2024年有關“三農“的幾項工作,延續的正是二十大對農業農村現代化劃定的框架。“三農”的問題,不僅事關國家糧食安全,也有利于增加農民的收入,相對來說,農村居民消費傾向高,增收后比城市居民更有助于拉動消費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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