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今年一整年，影視作品里的東亞人都在“發瘋”。就連剛剛結束的GQ盛典都把主題定為發瘋，可見這股“瘋”潮已成趨勢。

無論是年初的《黑暗榮耀》，文東恩用自己的人生作賭注，全殲霸凌團；還是《怒嗆人生》中兩個在美亞裔，從路怒升級最終毀了對方的人生；或是引發近期熱議的《涉過憤怒的海》，“他不愛他女兒，他只是憤怒”；他們似乎都被一種強烈的情緒驅動，那就是憤怒，而下一步行動，就是發瘋。

有悖于“喜怒不形于色”的刻板印象，這些爆火的影視作品，都不約而同地展現了東亞人的崩潰、憤怒和瘋狂。而發瘋，或許是長久的壓抑、克制后必然會走向的一個階段。

影視作品中“發瘋”的情緒價值拉滿之后，最終會走向何處？

發瘋文學，壓抑的 2.0 版本

國產都市劇是觀察當下社會情緒變遷的一個重要切口。而在早期創作中，它們更多時候展露的是壓抑。

在早期的家庭劇中，《雙面膠》《媳婦的美好時代》等劇講述南北方價值觀的對撞和討論，以及婆媳關系之間的復雜。《蝸居》《裸婚時代》等劇強調在快速發展的社會中，大眾面對巨變的恐慌。

如果說《蝸居》是給2009年的都市男女提出的叩問，那么《瘋狂的外星人》的臺詞“毀滅吧，累了”就是在 2019 年給出的回答。

（《瘋狂的外星人》劇照）

2020年，“內卷”入選年度十大流行語，《我是余歡水》成為話題劇集。劇中余歡水在以為自己得了絕癥之后，直接回懟之前壓榨自己的領導，當面讓朋友還錢，本著一條原則，”誰招我我干誰”。發瘋后事業向好，切中了當下的情緒價值。

“發瘋文學”一躍成為了觀眾的選擇。當然，這種情緒不僅在國內發生。放眼整個東亞影視作品，“發瘋”都無處不在。

東亞三國中，日本是“最先瘋的”，也是“最先鋒的”。在《菊與刀》中，就描寫過日本文化的矛盾性：極度溫和，極度好戰。矛盾之下，塑造了他們極度的瘋狂。

園子溫等導演的個人風格里帶有強烈的憤怒脫序色彩；深作欣二開創了大逃殺風格，這是一種對系統恐懼感抽象化描寫，規則明確，殺戮殘忍，展露人性陰暗。

相對而言，韓國的瘋狂大多依托于劇情的戲劇化進行創作，塑造瘋批帶感的角色，《頂樓》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森嚴的財閥環境和階級的極度固化，讓他們在浪漫愛情劇之外，塑造大量的現實主義作品。《寄生蟲》《燃燒》，怒火的燃燒從青年到中年，階級的固化異化了幾乎所有身處其中的人。

（《頂樓》《寄生蟲》《燃燒》（圖源：豆瓣）

而在西方，大量的亞裔題材也在同步發瘋，并試圖進行自我探索。《怒嗆人生》中，男主想讓弟弟在自己身邊上大學，拿走了弟弟的大學申請；從小隱忍長大的女主必須做到最好，這種有條件的愛讓她不敢去指責自己的父母。《瞬息全宇宙》中，母親過度的關心干預女兒的人生，真實的女兒變成了能讓世界墮入虛無的“貝果”。

（《怒嗆人生》）

憋悶的憤怒釀成了東亞的發瘋基因，那么發瘋之后，下一步呢？

發瘋之后，該去哪里？

近年來，“情緒價值”反復地被提及，而無論是在現實世界中還是影視作品中，“發瘋”都成為了一張不可或缺的“功能卡”。

在《河邊的錯誤》映后環節回應年輕人中流行的“發瘋文學”時，余華這樣說：“我覺得就是有一種不受控制的自我放大，當情緒進入死胡同，這個時候人可能就要發瘋。”而影視劇作品的發瘋，則是觀眾“發瘋”需求的“代餐”。

在今年國產的影視作品中，“弒父”元素反復出現，例如《封神》直接表現殷郊弒父，《堅如磐石》中蘇見明在找真相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父親其實正是幕后黑手。《涉過憤怒的海》中宗教式的審判父親的想象畫面……不管“弒父”本身成功與否，在東亞，“弒父”本身就是一種“瘋狂”。

影視作品在倡導聚焦情緒，而在更加短平快的宣發上，對“發瘋”一詞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

“看年度最瘋女性反殺犯罪懸疑大片，誰動我孩子，我要誰命。”前段時間上映的電影《拯救嫌疑人》直接把瘋打在電影海報上；《河邊的錯誤》打出的宣傳語是“沒有答案，不如發瘋”；《二手杰作》則喊出了“先成功，后發瘋”的口號……一時間，國內電影市場看上去都在“集體發瘋”。

宣傳發瘋的背后，部分是創作者對社會情緒的洞察，而刻意迎合觀眾的心理的部分，難免會有投機的嫌疑。從觀眾映后的反應來看，一味迎合情緒點的營銷，勢必會帶來反撲。近期的《涉海》，觀后體驗就和前期宣傳的重點“十八禁復仇爽劇”有很大出入。

“先瘋”的日本，今年最火的劇卻是《重啟人生》。女主重生五輪，但并不是為了復仇或者“拿回失去的一切”，只是為了最單純的情感，把生活過得簡單、平靜一點。

在大規模“發瘋”之后，影視作品也該讓觀眾看到更多可能性，在“崩潰”后的空地上“重建”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