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五環外OUTSIDE 江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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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江西老表們有點愁，人在外地坐，鍋從家中來。

前有“提燈定損”，后有“王婆與F4”，幾次把阿卡林省送上熱搜，出門在外的老表們，不時就會收獲一些異樣目光。

過去，自家被群嘲“環江西XX帶”，老表們尚能抬出“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往昔崢嶸，喟嘆自家時運不濟，如今真是百口莫辯。

誰見了不調侃一句：“從前只知老表能吃辣，不想連吃苦都全國第一。”但老表們的“苦”遠不止于此。江西地處“吳頭楚尾、粵戶閩庭”，說白了就是自家常年經濟狀況不佳，但擠在全國前十的富豪堆里，連“難兄難弟”安徽也自行單飛了。

為謀出路，老表們大都逃不開外出務工的命運，一代又一代的江西人自出生起肩上就扛著行李箱。總有網友提問：“為什么江西人特別愛回家？”殊不知老表們是回家路茫茫，有苦在心口難言。

背井離鄉的江西“漂一代”占領江浙粵“二房東”

在廣州深圳隨便接觸一個二房東，有三分之一的概率是江西老表。在廣東干得風生水起，但，用他們的話來說，“回江西，找不到自己可以干什么。”

吳紅軍，便是其中一員。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城務工潮在全國蔓延，彼時不滿20歲的吳紅軍，是村里最早一批去外省打工的年輕人，三十多年間輾轉過上海、廣東、浙江等地，像他這樣的70后江西老表不在少數。

根據2020中國人口普查年鑒，在總計4518.86萬江西常住人口中，有633.97萬人被其他省份“吸走”，排名前五的流入地區分別是廣東、浙江、福建、上海、江蘇。其中，廣東以230.32萬的流入量，榮登含老表量最高的省份。

毫不夸張地說，在深圳每8個人里就有1個是江西人；而在廣東的出租屋界，江西老表的濃度更是爆表，直接與福建人和本地人三分天下。老吳的二房東生涯，正是從這里起步。

江西人口流動情況 圖源：城市進化論

老鄉帶老鄉，是江西“漂一代”的生存方式。“江西人出門打工的特點是群聚，無論什么賺錢的活計，都是親朋好友之間傳幫帶，凡是在某片區發現一個江西人，大概率這里盤踞著他大半個村子的人。”老吳如是說。

按照當地的習俗，老吳給了3000元彩禮，結婚時妻子的箱底里壓著自己打工攢下的5000元積蓄，夫妻倆在鎮上蓋了三層小樓。

女兒出生后，老吳謀劃著繼續出門打工，恰逢在廣東“包屋”賺了錢的親戚返鄉，說是要擴大生意規模，讓親戚們入股一起干，正愁沒有謀生路子的老吳，當即砸入全部積蓄。

親戚承包的三棟樓，加起來有上百間房，租客大都是外地民工，幾百塊的小單間里常常擠著一家三四口人。老吳夫妻管理其中一棟房子，妻子負責樓層的日常清掃工作，閑暇時在附近做手工賺錢，老吳則負責管理和維修。

幾年后，已經上手的夫妻倆脫離親戚單干，最多的時候手里有三棟樓，保守的老吳夫妻不敢舉債擴大規模，年入十幾萬已是心滿意足。

令人羨慕的二房東背后，是回不去的家鄉。

時間來到16年，廣東出租屋的生意越發不好做。不僅競爭者的數量猛增，同鄉們也紛紛轉變策略，包下房子后不再草草出租，而是翻新再配上家電，鎖定白領客戶，房租價格也隨之水漲船高。

生意急轉直下的老吳，索性轉手房子回了鄉。然而，作一個農民，老吳連一畝三分地都沒有，概因家中的田地早就被政府征收，僅有的選擇就是去幾十公里外的工業園區碰運氣，但都是些有年齡限制的化工廠在招工。

老吳的親朋好友大都在外打工，有全家在皮鞋廠每年穩扎穩打賺二十幾萬的，有夫妻倆在上海賣菜賺了大錢的，有在浙江干工地最后做了包頭的，還有開“后八輪”跑長途運輸賺錢蓋大房子的，但是沒人能在家里混出頭。

老表們出去打工時常常提著一個桶（受訪者供圖）

在家呆了段時間后，老吳又背著大包小包出了門，這次他們的目的地是浙江，去重操二房東舊業，已有同村的人在前方探過路，所以換個地方起步不會太難。為什么不是去廣東？因為孩子們畢業以后留在浙江工作，老吳想離得近一些。

有時候，老鄉們聚在一起，酒過三巡之后，總是嚷嚷著：等賺夠了錢，等干不動了，那時候就回老家，要如何如何地暢快度日。55歲的老吳不知道“那個時候”何時會來？從二十郎當歲離家，他已在外漂泊三十幾年，遠比在家的日子更久，家中老父母的面容一年比一年陌生。

但老吳無力停下漂泊的腳步，回鄉的暢想，只能暫時封存在酒后的微醺中。

身份模糊的江西“漂二代”們與故鄉漸行漸遠

“考出江西，在大城市安家，是江西特色的孝子行為。”

與多數留守兒童一樣，出生于江西東北部小鎮的蘇瑩，從小跟著爺爺奶奶在老家生活，只有寒暑假時才能與在外打工的父母團聚。每天放學后，她總是守在電話前寫作業，等待一通不知道會不會來的長途電話。

在爺爺奶奶家里，蘇瑩與兩個堂妹和三個堂弟共同生活，叔叔們無一例外都去了外省打工，身為長姐的她，擔起了調和家庭關系、監督弟弟妹妹學習的重任。蘇瑩對此沒有怨言，她始終記得父母的叮囑：好好學習，考上大學。那是親人的期盼，也是家庭的未來。

從江西老家到父母打工的地方，要坐十幾個小時的長途大巴，年幼時的蘇瑩無法獨自乘車，必須等同村家長回來接孩子時，才能被順帶捎到父母身邊。有一年暑假，蘇瑩放假的時間與對方錯過了，沒能去到父母身邊，好幾天在夜里哭醒。

再大一點時，她已經能夠單獨出行，和村里的孩子結伴坐車出門，但那時迎接他們的不再是一個暑假的瘋玩，小時的玩伴已經開始進廠打工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擔。幸運的是，蘇瑩父母沒有這樣做，而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傾其所有地帶她見識城里孩子們才能享受的一切。

父親給蘇瑩發來簡陋版海景（受訪者供圖）

等到夢幻的假期結束，她又回到貧瘠的鄉村，回到電風扇嘎吱嘎吱作響的教室，在書海里埋頭苦干。2013年，蘇瑩參加完高考，如愿考到了父母所在的城市，家里為她開了十二桌升學宴慶祝，此后她離開了家鄉，不用等到寒暑假坐十幾個小時大巴才能見到爸媽。六年后，她在這個年幼時向往的城市定居，成為了家人的驕傲。

回望來時路，蘇瑩形容自己的人生是“努力從一個家鄉到達另外一個家鄉”的過程，從上學時她就堅定地要考出江西，而像多數成功走出來的江西孩子一樣，她不會再回到家鄉，那里沒有她的渴望，也沒有她的夢想。

同樣是父母在外務工，出生在溫州的江西二代王紫薇，要比蘇瑩幸運得多。王父在溫州做油漆工，多年后混成了包頭；王母則在溫州“搞清洗”，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家政服務，夫妻倆不放心把孩子放在老家，就選擇帶在身邊，忙不過來時就讓住隔壁的老鄉幫忙照顧。

因而，王紫薇從小長在浙江，只有春節時才能隨父母回家探望爺爺奶奶，她不會方言，也不愛吃辣，對江西的了解大都依靠父母口述，在家鄉的短暫逗留對她來說就像出門旅行。

不想回家鄉是事實，融不進城里也是事實。

小時候，戶籍不在城里的王紫薇，只能是交“借讀費”才能正常讀書。父母交了一筆“借讀費”讓她進入一所民辦學校，班里也有幾個類似情況的“江西孩子”，但和喜歡抱團集聚的江西“漂一代”們不一樣的是，王紫薇沒有和她們做朋友。

直到等到父親攢下一筆錢，在溫州的小縣城里買房落戶，她得以正常地參加升學考試，從此求學生涯才沒有了后顧之憂。

長大后，王紫薇不喜歡被問是哪里人，因為她實在無從回答。她是江西人，卻又是溫州版的江西人，只會說普通話，兩地的環境都無法完全融入。最令人厭煩的是，每當有人知悉她的情況，對方總會追問一句：“江西彩禮真有那么高嗎？溫州嫁妝真給那么多嗎？”

對此她覺得莫名其妙，不愿多做解釋。在她看來，網絡上對江西彩禮的臭罵和對溫州嫁妝的追捧都十分滑稽，本質上這些都是地區經濟所產生的結果，而外人卻將這些歸結為人本身的好壞。

像王紫薇一樣的困擾的江西二代不在少數，身份認同上的割裂讓她無所適從，可每當有人要詆毀江西時，她還是會挺身而出，維護父母總念叨著要回去養老的地方。

盡管，這里和她的將來已毫無關系。

散裝的江西，離心式的發展

江西人為什么“愛”出門打工，歸根結底是經濟問題。

2023年，江西省GDP總值為32200.10萬億，位列全國第十五名，同比增長4.1%，增速低于全國水平。不僅與周邊的廣東、浙江、福建、湖南、江蘇相去甚遠，就連友鄰安徽的車尾都追不上。

其中，南昌的GDP總值（7203.50萬億）在全國排名39位，甚至不敵揚州、紹興等城市，作為省會城市的中心引領作用不足，因此，贛東北、贛南等地資源被周邊省市“吸虹”更加明顯，人才流失率位居全國榜首，近二十年人口流入增速持續為負。

正在“拋棄”江西的，不只是江西老表，還有江西各地市。

去年底，昌景黃高鐵正式通車，江西成為全國首個“市市通350高鐵”的省份，一掃十年前“環江西高鐵圈”的恥辱。四通八達的高鐵網，不僅讓老表們出門打工更加便利，也加快了各地市融入周邊都市圈的步伐。

位于贛東北地區的上饒，在多方積極協調溝通下，終于成為長三角經濟協調會的“編外成員”；以贛州為代表的贛南城市則在努力擁抱粵港澳大灣區，被親切地稱為“北五環”；以撫州為代表的贛東城市抱著福建大腿，積極融入西海經濟區；位于西部的萍鄉更是直接加入了長株潭都市圈，成為“湖南的編外城市”......

留不住人，也留不住地市，是江西不夠努力嗎？恰恰相反，江西一直在積極謀求新的發展，從光伏、到VR、到新能源，每一個都趕在了風口上，卻總在大好勢頭上遭遇困境，而它們給經濟和民生帶來的積極效用，短期內無法定論。

換言之，目前無論是江西老表，還是江西各省市，“向外”謀生，或許才是更穩妥的生存之道。

結語

鄉愁，在江西人身上格外矛盾。

對于“漂一代”來說，江西是永遠的故鄉，是賺夠了錢就要回去養老的地方；對于“漂二代”而言，江西是從小就立志要擺脫的地方，是漸行漸遠后偶感愧疚的家鄉。

這些人共同構成了大家口中所說的“一生愛打工”、“特別愛回家”的江西老表，但眾多調侃背后藏著的卻是老表們難以言說的心酸。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等到江西經濟騰飛的那天，老表們才能真正放下肩上的行囊，好好地環顧故鄉的秀麗江山，從此不做異鄉人。

*本文中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