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馮賽琪

身為一家重量級期貨交割庫的專員，利用信息優勢操縱期貨市場，該不該罰？

6月27日，北京金融法院發布了一則與期貨市場有關的典型案例。曾在江蘇省內大型交割倉庫奔牛庫工作的黃某，因利用工作時獲取的信息“內幕”操縱纖維板合約期貨市場，聯合其他兩人獲利共計230多萬元。事發后被證監會重罰，因不滿監管處罰結果，黃某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訴訟。

這一案件要從2019年的纖維板期貨合約市場說起。涉案期間，大連商品交易所（下稱“大商所”）纖維板指定交割倉庫共有5家，而奔牛庫是歷史上交割量最大的交割倉庫，該倉庫的纖維板交割量常年占5家倉庫總交割量90%以上。

當時，黃某是奔牛庫的一名期貨專員，負責大商所電子倉單系統期貨交割業務。他在這一年的9月25日左右提前獲悉奔牛庫纖維板1910合約可交割倉單的關鍵信息，并多次打聽另一交割庫天津全程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下稱“全程庫”）的纖維板交割預報數量。

黃某手中控制著一個期貨賬戶，名為常州雷碩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常州雷碩”），該賬戶由蔣某和黃某作出交易決策并下單交易。徐某控制使用了一個公司期貨賬戶常州市常信裝飾有限公司（下稱“常信裝飾”）和兩個個人期貨賬戶。

經證監會調查，黃某與蔣某、徐某曾共同交流纖維板1910合約的倉單信息，溝通決策，商討具體交易細節，聯合交易纖維板1910合約，交易行為具有一致性。

2019年8月13日，大商所公布纖維板1910合約注冊標準倉單為48手，之后無新增注冊倉單。而在不到兩個月時間，10月9日，纖維板1910合約規模達到了104手多頭頭寸，其中常州雷碩和常信裝飾期貨賬戶合計持有102手，顯著大于48手可交割倉單數量。

并且，在9月26日至10月21日這段時間，三人控制的賬戶組買持倉在纖維板1910合約的持倉占比從53.91%躍升至100%，合約結算價從62.5元/手上漲至111.85元/手，漲幅為78.96%。10月14日，纖維板1910合約與纖維板1911合約結算價偏離度為40.01%，與現貨價格最高偏離達到45.26%。

據證監會調查，涉案期間三人實控賬戶組操縱纖維板1910期貨合約合計盈利231.23萬元。其中，常州雷碩期貨賬戶盈利151.69萬元，徐某控制的期貨賬戶合計盈利79.53萬元。上述行為違反了《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構成《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第七十條第一款規定的市場操縱行為。在操縱過程中，黃某與蔣某、徐某分工協作，相互配合，屬于共同實施主體。

證監會決定，沒收黃某、蔣某、徐某違法所得231.23萬元，其中，沒收黃某、蔣某違法所得151.69萬元，沒收徐某違法所得79.53萬元；并對三人共罰款462.46萬元，其中，對黃某、蔣某分別罰款151.69萬元，對徐某罰款159.07萬元。

行政處罰結果出來之后，黃某對此表示不服，遂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撤銷對其本人的行政處罰。

北京金融法院認為，由于奔牛庫纖維板交割量占比非常高，該倉庫中的可交割倉單數量實質上決定了大商所纖維板合約能夠實際可以交割的倉單數量，并基于期貨交易的規則進一步影響相關合約價格。

而黃某知曉纖維板在奔牛庫的入庫預報情況，且多次打聽全程庫纖維板交割預報數量，比普通投資者更具有信息優勢。

對于黃某主張其并非法定禁止參與期貨交易的人員，其知曉的信息不屬于禁止交易的因素，法院認為，這一身份并不當然意味著黃某交易行為的合法性，也不能當然否定黃某可能利用掌握的信息優勢操縱期貨交易價格。

黃某在與他人的聊天記錄中多次表示要把“價格做上去”，并表示在占據絕對持倉優勢的情況下，目標結算價“做到110附近”。同時，黃某在詢問筆錄中認可其利用自身掌握江蘇庫纖維板倉單數量的優勢，與徐某、蔣某通過電話溝通決定做多纖維板1910合約。

北京金融法院認為，黃某等三人的案涉交易行為客觀上影響了期貨市場交易價格，具有明顯的操縱意圖。證監會處罰并無不當，因此法院一審判決，駁回黃某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黃某不服，又上訴至北京高院。2023年4月，北京高院作出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對這一典型案件，北京金融法院審三庭法官曹煒表示，信息型操縱作為市場操縱行為的一種，法院在認定是否構成信息優勢方面，一般可以從兩個核心要素把握。一是涉及操縱期貨市場的信息應當是有關期貨交易的信息；二是這種信息會直接影響到期貨交易的價格、成交量等因素，而非泛泛一般的宏觀信息。

在期貨市場上，交割日前可能形成的注冊倉單數量是一個重要的非公開市場信息，足以對期貨交易價格（特別是臨近交割日的期貨交易價格）產生重大影響。

其中，入庫預報是典型的非公開信息，雖然期貨交易所每天都會公布可用于交割的注冊倉單數量，但是卻不公布入庫預報信息，因為入庫預報數量并不等于能夠形成注冊倉單的數量，一般僅由交割庫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