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如今，我們的生活和幸福與契訶夫的時代有很大的不同嗎？

在俄國作家契訶夫逝世120周年之際，我們或許可以借由他寫于生命最后階段的幾篇小說，走近這位關心生活與人心的作家。

“我看見了一個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夢想顯然已經實現，他的生活目標已經達到，他所渴望的東西已經到手，他對他的命運和他自己都滿意了。不知什么緣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帶一點哀傷的感覺，這一回親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然生出一種跟絕望相近的沉重。”

在寫于1898年的短篇小說《醋栗》中，契訶夫講述了一位汲汲營營、存錢籌備以過上田園生活的知識分子的故事。他在城里的稅務局做抄寫工作，成日夢想著能擁有一個醋栗莊園。農藝書和報紙上的房產廣告成為了他的最佳消遣，他常常一邊翻看，一邊在腦中構想花園的幽徑、花卉、水果、池塘里的鯽魚，想象自己在太陽底下睡覺，在綠草地上吃飯，喝著自家的白菜湯。但不知為什么，他想象的每一個安樂的莊園里都有醋栗的形象。當他跟有錢的寡婦結婚實現了愿景，終于嘗到到了有些酸苦的醋栗時，他的幸福卻仿佛帶有某種沉重或不安的成分。小說借由他的兄長之口道出了這種幸福實現后的失衡：

“我們看見人們到市場上去買食物，白天吃飯，晚上睡覺，他們說廢話，結婚，衰老，心情契合地送死人到墓園去。可是那些受苦受難的人，那些在幕后什么地方正在進行著的人生慘事，我們沒看見，也沒聽見。……可是生活早晚會向他露出爪子來，災難早晚會降臨，疾病啦，貧窮啦，損失啦，到時候誰也不會看見誰，誰也不會聽見他。”

契訶夫檢視幸福的卑劣、平庸與自私：幸福的人不會管那么多，他們仍然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煩惱微微激動著他，就跟微風吹動白楊一樣，真是天下太平。

《醋栗》與著名的《套中人》事實上是系列小說。《契訶夫手記》記錄了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在最初的版本里，主人公就是在稅務局供職、夢想著田園生活的“膽小而吝嗇”的人，二十五歲、四十五歲過去了，他仍然在工作，直到六十歲，他才辭職買下了帶有小池塘的領地。在得到微不足道的幸福后，他生了重病并死去。

在正式發表的版本中，契訶夫改寫了故事與主角性格，他不再反思他幸福的卑劣，反而顯得心滿意足。這篇小說引起了評論家的注意，他們認為，《醋栗》與《套中人》遵循著共同的思想原則：《醋栗》的生活似乎是由尼古拉·伊凡內奇那樣的套中人主宰的社會環境，他是那個小小世界的活生生的代表。

類似《醋栗》與《套中人》的人物還有很多。契訶夫在手記里隨筆寫過一個渴望生活卻不知道怎么辦的人，“他渴望著生活，但是，他以為這就是要喝上一杯酒，于是他喝了葡萄酒。”就像格羅莫夫的《契訶夫傳》所揭示的，契訶夫發現，人的內心世界緊密又敏感地與環境和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而這種生活會吞沒精神，就像《帶小狗的女人》里，主角突然無法忍受與同事的關于鱘魚的對話，內心爆發：

“多么無聊的夜晚，多么沒趣味的、平淡的白天啊！狂賭，吃喝，酗酒，反反復復講老一套的話，不必要的工作和老套的談話占去了人的最好的那部分時間，最好的那部分精力，到頭來只剩下一種短了翅膀和缺了尾巴的生活，一種無聊的東西。仿佛關在瘋人院里或苦役連里。”

同時，契訶夫更傾向指出產生心靈痛苦或疾病的客觀原因和外部前提，因此，人物看到的、聽到的東西具有充分的現實性。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契訶夫的人物的外部生活更現實。 

契訶夫在小說《帶小狗的女人》中揭示了生活的雙重性。主角認為自己具有雙重生活，一種是公開的，跟熟人和朋友的生活完全一樣，銀行里的工作、俱樂部的爭論都屬于這種生活；另一種是暗地里的，凡是重大的、有趣的、真誠的、沒有欺騙的事情，都發生在這當中。他期望的愛情也發生在暗地里。當他終于向那位女性確認了自己的愛情，卻在鏡中看到自己的頭發已經花白，他已經變得這樣蒼老、這樣難看了，他所觸摸的生命還是溫暖美麗的，可是已經臨近凋謝。

這篇小說對愛情和女性氣質的觀察富有諷刺色彩，在男主角的回憶里，過往遇到的女性都是缺乏真誠的，她們長得很美，說過多的話，表情冷冰冰，可是臉上忽而會掠過一種猛獸般的貪婪神情，“她們具有固執的愿望，想向生活索取和爭奪生活所不能給予的。”愛情起初都是輕松可愛的，過后卻不可避免地演變成大問題，最后令人難以忍受。

寫于同年的《寶貝兒》對于女性氣質和妻子之愛有更鮮明的描摹，作品描寫了一位“老得愛上某個人”的女人。早先她愛爸爸，后來她愛他的法語教師，跟劇院經理結婚后，劇院變成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東西；劇院經理死后，她迅速愛上了一位木材商人，并再次對木材生意頭頭是道，完全忘記了劇院。女人是怎么愛上明明普普通通的丈夫還死心塌地的？“假如我嫁了出去，用不到兩天功夫一定會逃出來，但是所謂女人會安居在丈夫家中，正好像她從小就生活在那里一樣，”契訶夫在札記里寫。

《寶貝兒》獲得了許多好評，作家托爾斯泰稱它為契訶夫最好的作品之一，為家屬和客人都朗誦過這篇小說。托爾斯泰認為，契訶夫意在嘲笑寶貝兒這個可憐人，他將契訶夫的意圖解釋為當代思想對作者的影響：寫《寶貝兒》的契訶夫沉浸在理論里，縈繞在他腦際的是些模糊的概念，例如關于新女性、男女平等的概念，婦女也該頭腦發達，學問淵博、獨立自主地工作——契訶夫在開始寫的時候，試圖證明女人不應該這樣，托爾斯泰推測道，可是寫著寫著感情還是占了論斷的上風。

如果結合契訶夫的手記，我們會發現，他對于這種源源不斷的、看似高尚自然實則庸俗的愛，有著深刻的諷刺：

“她們之所以大談科學、文學、潮流，不過因為她們是學者和文人的妻子姊妹而已，她們如果是警察局長或牙科醫生的妻子姊妹，她們也會熱心地去談救火與補牙的。”

人們熱衷于猜測《寶貝兒》中這一女性形象的原型，就像猜測《跳來跳去的女人》的背后也有真實生活的人物（故事呈現了一位熱衷藝術、極其樂于結交藝術名流的女性形象，令他與俄國畫家列維丹絕交，因為后者認為契訶夫是在暗諷自己與某位女性的關系）。托爾斯泰的女兒在日記里承認，她從《寶貝兒》中看到了自己，甚至覺得害臊。事實上，很多女性都從契訶夫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就像傳記所闡釋的，這或許是因為她們有終結的塵世生活同《跳來跳去的女人》和《寶貝兒》這些無窮無盡的藝術生命吻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