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據新華社周日消息，《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并指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等五個具體方向。
《決定》表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實踐充分證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國大踏步趕上時代，靠的是改革開放。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靠的也是改革開放。新時代新征程上，要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開放。”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做關于《決定》的說明時稱。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中國世貿組織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崔凡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表示，從“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志”到“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這一表述的深化不僅體現了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連續性，更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開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編者注：“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志”這句話出自2021年11月4日習近平在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的主旨演講。）
他表示，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我國今后開放的重要依托和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重要來源。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進一步增長，國內市場在世界市場的占比持續提升，這導致了我國對外開放的諸多變化。我國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規模較小的經濟體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兩頭在外”（市場和資源主要依賴外部）的開放模式不再是主流，對外開放對國內產業的帶動作用越來越強，國際競爭優勢越來越依托于龐大的國內市場。
“社會上有些人對于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存在認識不準確的情況，誤以為這是一個內向的政策。但實際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旨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反映了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對外開放的新特征和客觀發展趨勢。”崔凡說。
他指出，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成為當前和未來我國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改革開放初期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已轉變為現階段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和內需潛力的優勢，這使得出口逐漸偏向規模經濟型產業。而規模經濟型產業往往研發投入高、學習效應強、網絡效應強，其代表就是創新密集型產業，這使得我國出口技術含量不斷提高。另一方面，盡管今年上半年實際使用外資同比下降29%，但從長期趨勢來看，吸引外商投資前景仍然樂觀，這也是得益于國內超大規模市場以及外商投資壁壘的不斷降低。
對于《決定》提到的“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崔凡表示，這包括了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三層含義。“更大范圍”指的是我國不同區域的全面開放以及與更多的貿易伙伴深化經貿關系；“更寬領域”指的是，不僅要開放貨物貿易，也要開放服務、技術、資本、人才等各個領域；“更深層次”的開放，其根本在于擴大制度型開放，通過推進自由貿易區提升戰略，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商簽更多的自貿協定，同時以開放促改革，高標準規則在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后逐步推廣至全國。
他還表示，提升開放能力涵蓋通過擴大開放和改善營商環境引進外資的能力、擴大進口獲得優質產品的能力、向貿易伙伴出口以滿足其需求的能力以及“走出去”對外投資的能力等方面。同時，在擴大開放、降低貿易投資壁壘、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過程中，實現高水平安全，也是提升開放能力的內涵。
在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方面，崔凡指出，《對外貿易法》是我國外貿的基本法，自1994年生效以來幾經修訂，比如，2004年為適應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將外貿經營權的審批制改為備案制，2022年的修訂進一步取消了外貿經營權的登記備案制。
“但是，外貿法仍需進一步修訂，以應對諸如進一步推進內外貿一體化的需要、外貿經營者范圍的變化、監管機構體制變化、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新業態管理等問題。”崔凡說。
他還指出，今年4月，《關稅法》已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將于今年11月實施。《關稅法》的出臺，對于發展對外貿易、擴大制度型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落實稅收法定改革任務的一項重要舉措。不過，《海關法》仍在大修之中，要將前期“關檢合一”的機構改革成果體現在法律中，同時要使得海關管理體制更加適應新業態的發展，推進建設智慧海關；還要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使得海關管理適應不同風險情景和水平實施有效監管和高效監管。
在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崔凡表示，外商投資體制改革已取得重大突破，2020年，《外商投資法》及《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落地生效，目前雖仍處于5年過渡期內，但制度框架已基本穩定，建立并完善了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體現了內外資監管的一致性。不過，在落實過程中仍存在問題，例如，政府采購中對境內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界定、外商投資企業平等參與標準制定等，還需進一步細化。
在對外投資管理方面，崔凡指出，中資企業“出海”訴求強烈，可是我國境外投資管理體制還有待完善，目前缺乏法律和行政法規，僅有商務部和發改委的部門規章，今后應該推進制定《境外投資條例》，使得部門監管職責更明晰，核準和備案制度流程更優化，提高透明度，降低企業合規成本。
在優化區域開放布局方面，崔凡表示，這意味著要從沿海開放拓展到沿邊沿江內陸開放，形成東西互濟、陸海聯動的全面開放格局。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比重增大，外資投資動因也在發生變化，中西部地區吸引外資存在潛力。在共建“一帶一路”機制下，向西開放的作用日益凸顯，優化國內區域開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優化開放對象的區域布局。
“過去一段時間，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從2000年的20%提升到2022年的40%，其中，中國貢獻巨大，占比從不足4%提升至17-18%左右，我國周邊的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比重提升也很明顯。所以，我們應該深耕發展中國家市場，下好先手棋。同時，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也要密切保持與發達國家的經濟聯系，維護傳統市場，減少貿易摩擦，維護經貿關系。”崔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