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王鵬凱 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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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政治學學者，要如何通過文學作品表達他對于現代性的理解？這種由文學得出的結論，又在何種意義上與政治相關？文學和政治的領域看似遙遠，但在《文學三篇》一書中，復旦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洪濤以《格列佛游記》、卡夫卡和奧威爾的小說為對象，探討了一系列現當代政治哲學問題。

在他看來，這些文學作品盡管來自想象，卻與人們的現實處境發生著緊密關聯，因為現代小說的誕生也意味著現代個體的誕生，這啟發著我們思考當下個體的存在。

28日，洪濤與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徐衛翔、張閎圍繞著“個體的紀念碑：現代小說的政治哲學寓言”這一主題，探討了文學、哲學、政治學與現代社會的種種關聯。他在活動中提到，通過這本書，他更想回應的是一個現代性問題：“現代性并不只是把很多便利帶入生活，它同時使我們置身于一個流動的集中營之中，我們好像是自由的，卻時時刻刻在受到無形的技術管控，這是現代性最可悲的一面。作為研究政治學的學者，我應該把這一面告訴普通民眾?！?/span>

現代世界產生于古人想象世界的瓦解

在歷史上，想象曾經是社會的主導性思維，被視作古典哲學的核心。如英國詩人雪萊所說，想象是一種創造性活動，旨在不同的感覺、印象之間建立意義的關聯，使個體能夠彼此聯系，建立一個共同的世界，“人類”的意識也是由此誕生的。這直接關聯到政治的建立，古典政治是文學政治，希臘人在廣場上吟誦《荷馬史詩》，中國古代的禮樂政治都是如此。意大利哲學家維柯在《新科學》中講，古人都是詩人，擅長類比，從《詩經》里能明顯看到這一點。

這種思維方式在現代社會發生了轉變。從馬基雅維利開始，人們提出了新的觀點：不同于以想象為核心的古代科學，現代科學是為了探討真實情況?；舨妓拐J為，理智是對事實要素和邏輯要素進行加減乘除，這為現代科學奠定了基礎。例如，隨著天文望遠鏡的發明，月亮不再是想象的對象，而成為了事實。洪濤認為，現代科學的發展就是在不斷推翻古人的各種想象，“現代世界在根本意義上是產生于古人想象世界的瓦解。”

想象是自由的心靈活動，可以將感官所接收到的印象自由再現，建立意義的關聯，而理智的核心是分析和區分，所以理智不承認想象的合法地位。今天的現代科學中沒有想象的位置，比如在當下的科研體制中，文學創作屬于想象，而不屬于理智活動，并不能算作學術成果。因此，今天的文學是私人化的，想象也是私人化的，并不參與對公共世界的營建當中。

但這意味著現代比古代進步嗎？洪濤認為，這個問題是值得懷疑的。他指出，現代人的世界觀建立于無數孤立的原子之上，所有個體之間都是虛空，不再有意義的關聯。因此，擺在現代人面前的問題是：這些彼此外在的個體應當如何聯合？對此有兩個非常關鍵的答案：一個來自于自然科學，牛頓力學指出，個體自身內部或者本性所發出的引力和斥力，導致了世界的分與合；另一個回答是社會層面的，由霍布斯提出，即依賴于個體的理智，通過利害的精確計算最終達成共識，彼此締約。洪濤指出，后者恰恰為現代極權主義埋下了種子，因為這種聯合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滅個體性，用理智手段建立所謂人為的秩序，這正是20-21世紀的真實狀況。

文學不是治愈，文學是反治愈

在張閎看來，現代社會中的理智還存在另一個面向，那就是瘋狂。以《狂人日記》為例，現代中國個體最初的誕生就是以瘋狂的方式，也就是說，理性是通過瘋狂得以建立的，“如果現代性是個體的寓言，那么它也是瘋狂的寓言?！?/span>

洪濤認為，在古典世界中，政治就是瘋狂的活動，因為政治的本質是人的激情，而文學恰恰是治療瘋狂的藥，古典時期的哲學家和詩人都在療治這個世界的瘋狂狀態，這種努力在現代世界不再可見，因為想象被否定了，“當下的政治家只考慮誰更厲害，怎么更厲害，這樣世界就只能在瘋狂的路上越走越遠。”

張閎指出，沿著《狂人日記》的思路，被治愈反而是可怕的狀態。現代社會中，連瘋狂都變得不再可能，有非常多的臨床技術試圖治療瘋狂，瘋狂成了不斷被擠壓、禁錮和消除的對象。瘋狂遭到污名化，有抑郁癥的人不愿表現出來，人們不再像波德萊爾那樣贊美異質性，“如今孤獨的人是可恥的，瑜伽、精神分析、心理治療等等方式都在努力使人們同質化，變得正常?！?/span>

在張閎看來，文學中反而存在著尋找瘋狂的傳統，其中就包括人的想象力，那種破碎的、不斷瓦解和顛覆秩序的想象。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里寫，他要尋找疾病，尋找瘋狂，用頭撞理性的高墻，其實就是在尋找對話語秩序的偏離和顛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不是治愈，文學是反治愈，甚至文學就是疾病本身，就是這個世界的結核桿菌。”

故事終結，人繼續做夢

回到敘事層面，張閎指出，小說也存在著從古代到現代的轉折。古典時代的故事往往是想象的產物，是遙遠的、不在場的，一般都是第三人稱，誰都可以成為這個故事的講述者。現代小說確立了敘事人的主體地位，誰來講故事、出于怎樣的個體視角變得重要——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最后說“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就是通過對故事引出自己對世界的理解。這是現代小說和古典小說之間的根本性差別。

進一步，張閎認為，隨著現代技術理性的高度發展，個體的思想和表達自由又幾乎變得沒有可能，在小說領域，故事似乎走向了終結。在他看來，故事必須是分離的、可想象的，人們對未知世界的好奇是激發故事和文學的重要前提，“今天已經沒有什么遠方了，你再躲到沒有人的孤島上，GPS也能發現你，你干什么事情都有人知道。”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故事的終結導向了個體的終結，“因為沒有秘密了，即使是無意識，精神分析也能分析得很清楚?！睆暮暧^世界到無意識世界，都被一種技術分析的意識形態完全打開，“這是非常令人憂慮的一種狀況?！?/span>

這種狀況體現在卡夫卡的小說里。張閎認為，卡夫卡的小說就是關于敘事終結的寓言，常常忽然結束，就像沒有寫完，“技術上而言，他的世界是無法完成的，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比如無法靠近的城堡。”他認為卡夫卡的小說是反向的成長小說，是個體的人不斷經歷精神蛻變，最后走向消失，這是現代人的經驗。

徐衛翔將這種個體狀態形容為“整體破碎后的個體”，原本位于整體中的人忽然意識到，自己并不是整體，而是整體中的某一個碎片，于是想盡各種方式回到整體，把碎片補回去，但不論是所謂的消滅個體，還是把自己硬塞回去，都難以實現。

洪濤也指出，這種個體狀態對個人而言是很難承受的，現代人被破除掉信仰以后，又沒有能力建立新的信仰，這就像是現代性的詛咒，人在世界上永遠是異鄉人的狀態。他認為這是現代人面臨的最大難題，每一個個體都被迫獨立地面對個體問題，但同時個體又失去了古典的根基，沒有解決問題的資源，最后往往只能選擇逃避。洪濤引用魯迅的思考指出，魯迅意識到這樣一種絕望的困境，并且誠實地講了出來，“究竟夢境是真，還是醒了是真，他也沒有辦法回答?！爆F代人已經醒過來，夢境已經破掉，回不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創造，在他看來，現代人能走的最后一條路，就是把夢繼續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