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半導體產業縱橫
我們沒想到今天會寫到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從他最熱愛的公司“退休”這件事。
英特爾這位曾經浪子回頭的首席執行官，是半導體行業中為數不多曾接受過公司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Gordon Moore）、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和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培養的高管之一。不管怎么說，基辛格離開英特爾這件事，對這家他在其自20世紀80年代末退出DRAM內存業務后所面臨的最嚴重危機時回歸領導的公司來說，都不是個好兆頭。
此次危機可以說更為嚴峻，這也是基辛格在2021年1月離開威睿（VMware）接手英特爾的原因。
但我們要做的是將其與IBM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自述的“瀕死經歷”進行類比。當時，大型機市場崩潰，與此同時，RISC/Unix系統在數據中心興起，客戶/服務器計算將大量應用工作從數據中心系統轉移到了桌面端。當時，徹頭徹尾的大型機專家、IBM內部人士約翰·埃克斯（John Akers）執掌公司，但他對市場形勢的判斷完全錯誤。
將IBM和英特爾，或者埃克斯和基辛格進行比較，情況可不太樂觀。
回到20世紀80年代末，當時IBM正處于巔峰時期，公司擁有超過40萬名員工，其中一半在美國。那是個令人興奮的時期，系統中可能有25種不同的芯片架構，大概有40種具有一定市場滲透率的操作系統。但行業整合在所難免，而IBM成了競爭對手眼中最大、最肥的目標。
1991年，IBM裁員約3萬人，并計入34億美元的費用，當年報告虧損28億美元。1992年，IBM的營收略有下降，虧損近50億美元，員工人數又減少了近43000人。至此，IBM在全球的員工人數僅剩30多萬，兩年內員工數量減少了近四分之一。1993年，營收又下降了幾個百分點，IBM又裁員45000人，計提了高達89億美元的重組費用，在627億美元的銷售額基礎上虧損81億美元。埃克斯就此下課，他于當年4月“退休”，美國運通公司的高管路易斯·郭士納（Louis Gerstner）被董事會請來接替他。在郭士納上任的第一年（1994年），IBM的營收增長了兩個百分點，達到640億美元，還實現了30億美元的盈利，但他仍繼續裁員；全球員工人數減少了36000人，降至220000人。
在這期間，一直有傳言說要把IBM拆分成“小藍”（Baby Blues），即將其個人電腦、大型機、X86服務器、其他專有服務器（AS/400）、Unix服務器、中間件和數據庫軟件、打印機以及服務業務拆分成獨立的公司，以便它們在市場上能靈活運作。郭士納決定——我們認為這一決定是正確的——讓IBM保持完整，大力轉向服務領域，并讓其軟件在其他系統上運行，這比拆分公司要明智得多。IBM收購了蓮花公司（Lotus）以獲取其中間件，出售了低端打印機，并通過大規模股票回購來整頓財務狀況，這既回報了IBM員工，也取悅了華爾街，因為每股收益有所增長。
我們可以爭論這種策略是否奏效。但當時的IBM雖然隨后出售了DRAM內存、磁盤驅動器、個人電腦、高端打印機、X86服務器以及各種服務業務，但如今仍保留了不少業務。大型機和Power服務器業務相對健康且盈利，IBM還擁有紅帽公司（Red Hat），很快還會擁有HashiCorp。這是IBM可能達成的一種平衡狀態。
我們面臨的問題——也是英特爾董事會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十年或二十年后，我們能否對英特爾說出同樣的話呢？
這就又讓我們回到了基辛格身上，他和埃克斯一樣，對自己所在的公司絕對忠誠。到目前為止，在英特爾的轉型過程中，他只削減了15%的員工，而埃克斯嘗試的轉型過程持續時間與之相近，卻導致IBM的員工數量減少了近50%。
如果基辛格是因為健康問題無法履行首席執行官的受托責任，那么英特爾在宣布基辛格“退休”時就應該說明這一點，因為這對公司狀況以及基辛格幾年前制定的戰略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在我們看來，基辛格不像是累了，更不像是退休了，所以我們只能推測，基辛格是被掃地出門了，這意味著英特爾否定了其IDM 2.0戰略，該戰略旨在重振英特爾舉步維艱的晶圓代工業務，同時復興其依賴于此的芯片設計業務。
也許基辛格無法像埃克斯那樣進行深度裁員和做出必要的戰略調整，以便讓英特爾更快地在財務上恢復健康。他們倆都與自己所經營的公司關系過密，因此不得不親自承擔這種恥辱。經營像IBM和英特爾這樣的公司極其困難，經濟和市場變化迅速。看看英偉達是如何迅速從一個有趣的高性能計算加速器發展成為自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IBM的System/360大型機以來我們所見過的最大、最盈利的系統業務的吧。
盡管英特爾在過去十年中有過失誤，但它在芯片封裝和晶體管設計方面仍然是創新者，而且只要有不錯的制造工藝，我們仍然認為英特爾能夠為個人電腦和服務器打造出極具競爭力的X86處理器。
需要記住的是，英特爾仍然占據著X86服務器市場三分之二的份額，困擾英特爾和超微半導體（AMD）的X86服務器市場衰退——我們認為部分原因是人工智能系統支出重點的轉移——大體上已經結束。
但問題是，除了作為Windows Server應用程序的遺留平臺外，X86服務器在數據中心的重要性越來越低，而Windows Server本身是全球最后一個靠規模經濟驅動的專有操作系統。在過去十年中，隨著Linux的興起以及能夠運行它的基于Arm架構的服務器CPU平臺的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加，X86服務器市場一直在緩慢萎縮。超大規模數據中心運營商、云服務提供商以及世界上許多高性能計算中心都有自己的Arm處理器。英偉達有，我們認為在某個時候，AMD可能也需要重新啟用其自己的Arm服務器芯片研發工作。綜合來看，這些機構構成了一個不斷增長的服務器CPU采購群體，正如我們之前所說，我們可以想象有一天，AMD、英特爾和Arm陣營在服務器CPU市場上都能擁有較大且相對均等的份額。
在這樣一個世界里，英特爾無法像20世紀10年代那樣從X86 CPU中獲取巨額利潤，當時它在數據中心計算領域幾乎處于壟斷地位。（就像如今英偉達在數據中心GPU加速器計算領域的情況一樣，并且從中獲益匪淺。）
正如我們四年前所說，英特爾必須決定是要成為一家晶圓代工廠還是一名fabless。它可能無法兩者兼顧，同時還保持英特爾的本色。也許與其讓這兩項業務捆綁在一起，不如真的將它們分開，讓它們各走各的路，生死由命。
我們認為英特爾產品部門轉向臺積電作為代工廠會比英特爾晶圓代工業務在臺積電這個芯片主要來源地占據一席之地要容易得多。對英特爾和臺積電的預測表明了這一點——我們在四月份做過計算，結果顯示不久之后臺積電的人工智能芯片制造業務規模將超過英特爾整個晶圓代工業務。
也許答案是臺積電收購英特爾的晶圓代工業務，以便在美國建立業務據點——一個實實在在的據點（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大，而且幾周后特朗普政府上臺，預計矛盾會升級，這種情況可能會更快發生）的情況下能夠繼續運營。在這種末日情景下，臺積電會保留英特爾現有的工藝，為英特爾員工提供工作，并為英特爾產品部門（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們就稱其為英特爾）提供未來的代工廠，同時臺積電在美國擴充產能。
這就是IBM在2006年所做的嘗試，當時它付錢給格芯（GlobalFoundries），讓其接手IBM微電子部門，該部門負責蝕刻其Power和z大型機芯片等業務。（結果并不理想，三年前IBM起訴了格芯，并轉而與三星合作作為其代工伙伴，但別被這個嚇到。）
英特爾的個人電腦客戶端業務相對健康，每年營收約300億美元，營業利潤約100億美元，這也是為什么米歇爾·約翰斯頓·霍爾索斯（Michelle Johnston Holthaus），一位來自個人電腦業務的銷售高管，在2017年被提升為營銷和傳播業務總經理，并在2017年被基辛格親自任命為客戶計算集團總經理，如今成為英特爾產品部門首席執行官，并與首席財務官戴夫·津斯納（Dave Zinsner）共同擔任英特爾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原因之一。弗蘭克·耶里（Frank Yeary），原本是英特爾董事會的獨立主席，現在是執行主席，而今年7月被任命為英特爾晶圓代工業務總經理的納加·錢德拉塞卡蘭（Naga Chandrasekaran），仍然擔任該職務。
英特爾發布的聲明并未表明其戰略有變化，只是領導層有變，而且聲明說基辛格退休了，但我們都認為他是被要求離開的，因為公司的轉型進展不夠快。
耶里表示，英特爾將簡化其產品組合并提升其代工能力。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要出售代工業務。而且據我們所知，基辛格曾想拆分英特爾，而現任董事會不想——就像埃克斯曾有過這樣的想法，而郭士納否決了這個想法一樣。
我們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如何利用行政命令和國家安全來迫使美國的科技巨頭使用美國本土的晶圓代工廠——無論是由英特爾、臺積電、任何私募股權公司集群，甚至可能是美國政府自己擁有的代工廠。美國政府可以出于自身目的將英特爾晶圓代工業務國有化，而不會影響美國財政部的資產負債表。毫無疑問，半導體業務和國家安全正處于危險之中，因為英特爾在十年前在先進制造工藝方面掉了鏈子。
看看英特爾會請誰來擔任首席執行官，何時請，以及之后會發生什么，這將會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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