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閆桂花
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要推動更多資金、更多資源“投資于人”。從“投資于物”到“投資于人”， 為何出現這一重要的理念轉變？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與福利、增加育兒補貼、支持教育與人才培養……面對眾多舉措，有限的公共資源該如何分配？人工智能（AI）時代，又為“投資于人”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戰和要求？
為回答上述問題，界面新聞專訪了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劉培林。他認為，“投資于人”是繼實現溫飽、小康、全面小康之后，面對中國式現代化目標提出的新的、更高的發展理念，也是順應生產力發展新階段、增強發展動力的需要。
劉培林指出，“投資于人”，既包括政府公共投資中更大比例直接用于促進人的發展，也包括為老百姓在參與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實現體面的自我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對于政府來說，有限的公共資源投向決策應注重社會公平，即確保全體國民在早期階段獲得足夠的健康、教育和認知能力，“國家要確保沒有一個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從先天潛力和可能性上講，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也有和中高收入家庭同等比例的富有創業和創新才干的人才。政府‘投資于人’的一個重點，是確保這些孩子都獲得起碼的人力資本，踏上賽場。這是保證社會流動性的內在要求。”劉培林說。
從居民角度來說，“投資于人”是增加自我投資，實現體面的自我發展，因此，最重要的是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而擴大就業的重要前提是改善營商環境，促進投資。因此，“形成長期主義營商環境，最大程度帶動全社會的投資，是第一要務。”劉培林說。
從更長遠來看，他認為，在人工智能加持下，人類確實有可能逐步擺脫對物質生產的依賴，“投資于人”因此也將愈發重要。未來，圍繞新技術潮流重構教育體系，甚至引入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理念，都可能成為“投資于人”舉措中的新選項。
劉培林曾長期供職于國家重要政策研究機構，專注于經濟增長與發展、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城市化戰略等領域，其研究成果曾獲第十五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著作獎、中國發展研究獎特等獎等多個獎項。
以下為對話內容：
界面新聞：“投資于人”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而早在2023年，中央財經委員會曾提出要將“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密切結合。從“結合”，到“推動更多資源投資于人”，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劉培林：發展的最終目的，本來就是人的發展。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從十六大開始，歷次黨代會報告都強調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特征的重要內容。人的全面發展，離不開對人的投資。所以，“投資于人”，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是中國社會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速發展實際上是促進了人的發展的。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中，中國屬于過去四十多年指數提高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人的預期壽命、識字率、受教育水平等都大幅度提高。所以說，政府的好政策，加上老百姓的努力，共同推動了人的發展，而且成就是舉世矚目的。
今天進一步強調“投資于人”，是在繼實現溫飽、小康、全面小康之后，針對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提出的新的、更高的發展理念，也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具體體現。“投資于人”，也是增強發展動力的需要。人是最寶貴的資源，投資于人，不斷提高生產率，將從供給側增強發展動力。
過去，我們謀劃發展，圍繞高樓大廈、基礎設施、現代化的設備考慮得多一些。這也符合發展的規律，因為及時而快速地積累這些方面的物質之本，本身是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內在要求。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進一步謀劃發展，就要更多地、更直接地圍繞人來考慮。
從產業結構角度看，也可以發現，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已經穩定地超過第二產業，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主要來自服務業。而服務業和百姓生活、人的發展密切相關。所以，順應發展階段、主要矛盾的變化，轉變觀念，可能是更自覺地落實“投資于人”的一個總開關。
界面新聞：從政府工作報告來看，“投資于人”的舉措可能包括擴大就業、完善勞動者工資增長機制、完善社會保障與福利、增加育兒補貼、支持創業、教育與人才培養等。應該優先考慮哪些措施？除此之外，還有哪些 “投資于人”的措施需要政策關注？
劉培林：“投資于人”，既包括政府公共投資中更大比例直接用于促進人的發展，也包括為老百姓在參與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實現體面的自我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也就是說，要為老百姓自己獲得更高收入、自己花錢投資于自身和子女發展，創造更好條件。畢竟與老百姓對自己的投資比起來，政府的公共投資要少。
從這個角度講，擴大就業，讓老百姓提高收入，增加自我投資，實現體面的自我發展，是最重要的。而擴大就業的重要前提是改善營商環境，促進投資。所以，我認為，形成長期主義營商環境，最大程度帶動全社會的投資，是第一要務。
從“投資于人”的角度看，政府有限的公共資源的投向決策，要統籌考慮各種因素。我想強調一點，即確保全體國民在壽命周期早期階段獲得足夠的健康、教育和認知能力。說得通俗點，就是國家要確保沒有一個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中高收入家庭能負擔得起這樣的開支，但是，對于低收入家庭來說，子女早期階段的健康、教育和認知能力投資，離不開政府幫扶。從先天潛力和可能性上講，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也有和中高收入家庭同等比例的富有創業和創新才干的人才。政府“投資于人”的一個重點，是確保這些孩子都獲得起碼的人力資本，踏上賽場。這是保證社會流動性的內在要求。
界面新聞：你前面說“投資于人”是增加自我投資，實現體面的自我發展， 所以要擴大就業，提高老百姓收入。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居民增收和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你認為，提高收入要如何破局？
劉培林：套用一句流行的話，居民增收和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是一個系統工程。一個基本事實是，今天中國絕大部分就業是由非公有制經濟部門提供的。在這樣一個基本背景下，如果用一句話來回答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和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我的看法是：形成社會主義社會契約，兼顧各方利益，將“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統一在一個過程中。
這個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一面，是要讓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吃下“定心丸”，讓廣大民營經濟篤信投資是安全的，財富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是可以安全傳承的。契約的另一面是，大量的非公有制企業也要認識到，通過提高工人工資擴大國內市場，是可持續的發展之道。從單個企業或少數企業角度來看，通過出口占領國際市場，是有可能實現持續增長的。但是，在中國這樣體量的國家，這個邏輯不可能簡單外推到所有企業，因為這里有合成推理謬誤。所有的企業都指望通過出口占領國際市場，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部分企業持續成長所需要的市場，還是國內市場。國內市場擴張的前提，是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張老板公司里員工收入水平提高，會帶動李老板公司市場擴大，李老板公司里員工收入水平提高，會帶動王老板公司市場擴大。這樣就形成了正和博弈。反過來，如果老板們都把提高工資看成零和博弈，那最終的實際格局，長期看甚至可能是負和博弈。
這個社會契約的兩個方面，都不是簡單的事。形成這樣的社會契約，需要從法律制度、勞動力市場監管甚至文化觀念等諸多方面下功夫。
界面新聞：加強社會保障也是“投資于人”的一個方面，就社保來說，有什么可以作為的？
劉培林：從國際經驗看，社保體系是覆蓋面最大的再分配調節和轉移支付政策工具，通過社保體系的調節，能夠縮小初次分配所形成的收入差距。
目前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水平是企業退休職工的2倍左右，企業退休職工是城鄉居民的15倍左右。2024年按收入水平5等份分組，最低的20%的居民，2.8億人，每月可支配收入為795元；次低的20%的居民，也是2.8億人，每月可支配收入為1800元。也就是說，兩個組綜合算下來，5.6億人口每月可支配收入平均1298元。這當中有不少是領取基礎養老金的城鄉居民。
從這些數據看，應該以更大幅度提高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金的水平，縮小城鄉居民與城鎮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金差距。
有人擔心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提高幅度大，不可持續。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是要看到，通過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保資金，是有空間的。還要看到，提高居民收入之后，會擴大內需，暢通內循環，帶動經濟增長和稅收以及社保體系收入增長。
界面新聞：人工智能（AI）技術的快速發展對勞動力市場和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這種背景下，“投資于人”應該如何適應AI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有人提出，應該對機器人征稅或者征收社保，你認為時機成熟了嗎？
劉培林：是的，AI、機器人及更加高級的自動化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非常廣泛、非常深刻的。越是這樣，越要“投資于人”。歷史上重大技術進步發生之后的一段時間里，都會對就業產生沖擊，但長遠來看，通過教育、培訓等，勞動力隊伍適應了新的技術，同時在新技術基礎上，會生發出更多新的行業門類和就業崗位。最近的AI和機器人技術，和以往的技術進步相比，應該說影響面更大、被替代的職業種類可能會更多。接下來幾十年會不會發生絕大部分職業種類被替代的情況，現在看也未可知。
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投資于人”。首先，目前階段要通過培訓、教育，普遍提高人們利用AI和機器人技術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物質生活的能力。其次，要提高“投資于人”的花費，取得最好的效果，比如，整個教育體系要適應新的技術潮流，廣泛應用AI改進教學；要優化專業和課程設置。
放眼長遠，比如到本世紀末，也許凱恩斯百年前的一場演講的預言會成真——他曾經預言，隨著經濟按照指數增長，柴米油鹽這類物質生活問題對人類而言就不成為問題了，到那個時候，人類真正要發愁的是如何優雅地打發閑暇。也許未來AI、機器人等，將主要幫助人們豐富精神生活，讓人們過得開心、有趣。
對機器人征收社保的話題，學術界的確有人在認真地研究。我個人直覺是操作難度大。我覺得，針對這一設想，操作難度更小的替代方案也許是增加企業所得稅或增值稅，然后發全民基本收入（UBI），這是一種由政府定期向全體公民或居民無條件發放固定金額的政策，旨在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無需任何資格審查或工作證明，所有公民均可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