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滕泰 張海冰

從去年出臺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大力提振消費”列為今年九大任務之首，再到《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出臺，以舊換新政策加力擴容，充分顯示出決策層對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的高度重視。但目前實施的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一方面規模較小，力度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沿襲了行政主導的政策實施方式，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效力。如果能夠盡快出臺規模更大的消費補貼政策，并把選擇權交給消費者和市場，會更有效提振消費需求，推動中國經濟盡快企穩復蘇。

只有達到足夠規模，消費補貼政策才能真正見效

“堅持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努力把消費打造成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壓艙石”，已經成為當前的決策共識。但當前“以舊換新”等消費政策投入與國民經濟體量相比仍顯不足——去年1500億元補貼資金僅占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0.3%，今年即使規模翻倍至3000億元也僅占0.6%，與GDP相比就更加微不足道。政策效應反映在經濟數據上更為直觀：去年8月至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增速僅從3.4%微升至3.5%，CPI同比漲幅卻從0.6%回落至0.1%，折射出市場預期偏弱、通縮壓力加大的深層挑戰。

實踐證明，消費刺激政策若力度不足，難以扭轉供需格局。這種以小規模嘗試為特點的消費補貼模式，恰如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所言“逐段切除鼠尾”，恐怕難以改善需求偏弱的格局，還可能會強化市場消極認知。反觀中外成功經驗，無論是2008年我國4萬億投資計劃（占當時GDP的12%），還是2020年美國3萬億美元紓困方案（占GDP的14%），均以“一步到位”的超常規力度快速扭轉預期：前者推動GDP增速觸底反彈，后者助力美國零售市場三年擴容三分之一。這些實踐案例昭示，唯有政策力度與問題規模相匹配，方能實現市場預期的根本性逆轉。

當前我國經濟雖然有復蘇的跡象，但仍面臨需求收縮壓力和通貨緊縮挑戰，面對135萬億的GDP總量，為了找準暢通經濟循環的精準發力點，實現從“世界工廠”到“全球最大消費社會”的驚險跨越，消費補貼規模應當在萬億級別，比如每年3萬億元，分上半年、下半年兩次發放，人均2000元，才能起到撬動經濟飛輪，釋放消費潛力的效果。

錢從哪里來呢？考慮到每年50多萬億元的新增固定資產投資中，有25萬億左右是國有企業和政府投資，通過壓減其中的低效、無效投資部分，每年至少可以騰出2-3萬億元資金；同時每年大約還有1-2萬億元的財政資金用于出口補貼，其本質都是用中國的財政支出補貼外國政府和國外消費者；另外各級政府還給予本地企業大量生產補貼，包括免費的土地、代建的廠房辦公樓、減免稅收、贈送的新能源指標、甚至直接現金補貼等，每年合計數萬億。總體來看，減少低效無效投資、出口補貼和不必要的生產補貼，長期每年可騰出5萬億元以上用于增加消費補貼。

以舊換新政策的局限性和持續性

回望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推出的“家電下鄉”“以舊換新”政策，其歷史貢獻值得肯定：彼時我國城鎮化率47%、汽車家庭普及率不足5%，政策精準對接城鄉居民消費升級窗口期，以“財政投入1元撬動市場7元”的杠桿效應，成功釋放了蟄伏的消費潛能。這種定向補貼特定商品的模式，在當時供需結構下確實發揮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當前中國消費需求已經明顯不同，在家電普及率超95%、汽車戶均保有量達0.45輛，非耐用消費品和服務消費已占居民消費支出60%的現狀下，現有政策工具仍聚焦在耐用消費品領域，未必是未來消費增長的主航道。同時，這種限定若干種耐用消費品，由行政部門主導的消費政策實施模式，放大了“有形之手”的作用，忽視了消費者的公平機會和選擇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效力。

對大部分未參與以舊換新的行業公平性有待提高。去年9月政策出臺后，家電和音像器材類零售額月度累計增速從8月的2.5%躍升至12月的12.3%，印證了政策工具有效發力。但與此同時，汽車零售額增速僅從-2.4%提升到0.5%，通訊器材類零售額增速從11.8%下降到9.9%，餐飲收入增速從6.6%下降到5.3%。這些行業銷售的疲軟，可以證明政策補貼受惠行業太少，尤其是服務行業基本沒有受惠，不僅對消費需求產生整體拉動作用有限，而且對于未能進入目錄的行業和企業，尤其是大量中小企業公平性有待提高。

另外，受制于當前政策的執行方式，只能通過少數商業平臺才能參加活動，絕大多數線下渠道和中小商家都無法參與。例如，有些地區要求參與以舊換新活動的企業必須具備先期墊付補貼資金的能力，這就讓絕大部分中小企業退出了參與活動的行列；較為繁瑣的申請、審核和資金撥付流程，也讓中小商家無力參與，而中小企業恰恰是最需要支持和幫扶的經營主體。

對消費者覆蓋面有待提高。對于大量中低收入和生活困難群體來說，衣食住等基本支出占了消費開支的大頭，對手機、家電、汽車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并不緊迫，而對于中等收入以上群體來說，服務消費的支出占比越來越高。如果只補貼耐用消費品，這部分消費者就無法享受。而通過“領券”甚至“搶券”的模式來發放消費券，對那些沒有相關信息或者沒有能力“搶券”的老年消費者更有失公平。

尋租風險上升。不論是委托中介機構選擇，還是通過招標確定，能夠享受政策的產品、企業和渠道最終都是由政府部門決定的，少數不合格的企業就可能通過不正當的手段擠進“政府目錄”，還有一些企業和平臺將政府補貼視為“唐僧肉”，不是通過服務消費者增加銷售金額來獲得補貼，而是通過不正當手段“刷單”套取補貼，造成了財政資金的浪費和經營環境的惡化。

促消費“杠桿率失真”誤導。當前的以舊換新政策很可能補貼了家庭計劃內消費，而不是激發新增消費。微觀調研發現，很多參加以舊換新的消費者是原本就計劃淘汰舊家電，購買新產品，有補貼當然更好，沒有也會購買。這樣的活動就是補貼了存量需求，而不是激發增量需求，實際杠桿遠遠低于有關部門自己測算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以舊換新政策出臺后，在家電類商品銷售較快增長的同時，家用器具類商品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卻明顯走低，從8月的-1.8%下降到12月的-3.3%。如果是因為統計時采納的價格是扣除補貼的價格，那么這種變化尚屬正常，但也會從數據上加重通貨緊縮的現象，對市場預期形成誤導，應當及時予以糾正。如果是包含補貼的價格仍然下行，那么就透視出更為嚴重的通縮壓力，更加值得重視。

執行效率難免下降。以舊換新模式首先要求企業申報，還要求基層政府商務部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要完成細化方案，選擇商品、企業、渠道，培訓相關人員等大量工作，這些要求都會增加企業的工作量，抬高了企業參與的門檻，對于基層單位來說也是勉為其難。我們在調研中了解到，有些省的消費補貼不足百億元，但商務部門在推進過程中卻要克服重重困難，做各種動員。因此，從實踐來看，這種政策執行模式應對1500億元規模的補貼政策暫時還能落地，目前來看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今年擴張到3000億元時就有難度，不但邊際執行效果會明顯下降，而且落地越來越困難；如果補貼規模進一步放大，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時間成本進一步上升，由地方部門主要承辦的模式就將難以持續。考慮到經濟形勢的需要，盡快為萬億以上的消費補貼政策探索新的政策落地方式，恐怕是大勢所趨。

把消費的選擇權交給消費者和市場

為了盡快扭轉消費疲軟、內需不足，不僅需要盡快推出萬億元級別的消費繁榮計劃，而且要采用新的補貼方式，把消費的選擇權交給消費者和市場，通過市場機制的“無形之手”實現促消費政策落地。具體而言，可以采用全民發放通用消費補貼（消費券）的方式，也可以只為6億中低收入群體發放消費補貼（消費券），政策可以對消費券的使用期限作出規定，但這些購買力用于哪些產品或服務，則不加限制。

從公平性來看，通用消費券既可以用于餐飲、服裝，也可以用于旅游、娛樂，既可以用于汽車、家電，也可以用于裝修、養老等各行各業。無論對于消費者、企業、產品和渠道而言，都不存在歧視，公平性都大大提升。

從效率來看，只需要中央層面統一制定一個嚴密公正的消費補貼計劃和發放領取細則，確保消費補貼能夠直達居民賬戶，各部門、地方政府和企業都無需再從事繁瑣的申報和執行，補貼發放之日，就是消費啟動之時，效率會大大提高。同時也從根本上杜絕了不合格產品和企業尋租，以及套取財政資金的可能性。

從效果來看，市場化發放的消費補貼，消費決策完全由居民自主決定，需要什么就買什么，在補貼一部分存量需求的同時，會極大地激發新增需求，而消費者的選擇，才是推動產品提高質量，企業改進服務的最大動力。

最后，將萬億級別消費補貼的最終選擇權交給消費者，盡管在對中國的宏觀決策上來說是史無前例，但它完全符合市場經濟原則，對于全球的企業和投資者來說，是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利好政策，可以極大地提振對中國經濟信心，對于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將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

總之，當前正處于經濟回升向好的關鍵節點，決策抓住了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將“大力提振消費”列為九大任務之首，及時推出“提振消費專項行動計劃”，為下一步經濟工作指明了方向。只要我們不斷加大力度，下決心以市場化方式實施萬億元級別的消費補貼計劃，同時提高國有股權劃轉社保基金比例，提升社保水平，加快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轉型，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不斷激發民營經濟創新活力，就一定能夠扭轉內需不足的局面，迎來中國經濟的復蘇繁榮。

（作者滕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張海冰為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