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4月21日，在中國金融40人論壇（CF40）舉辦的活動上，與會專家認為，面對美國極端關稅帶來的外部沖擊，推出萬億級消費刺激政策是當前最合理且可行的應對方案。長期看，還要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服務業占比等措施釋放內需潛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執行院長郭凱表示，擴大國內消費是當前最優政策選擇，既能在內需層面穩定經濟，又能在外交層面減少貿易摩擦的連鎖反應。相比之下，匯率調整和投資擴張的空間有限，且可能帶來額外風險。

他說，根據其測算，整個關稅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大約是1.2萬億元，考慮到乘數效應對GDP的影響是2萬億元，這個沖擊很顯著，但也不是不能應對。“如果是2萬億的沖擊，針對消費的新增政策得是1萬億以上的量級。”

郭凱強調，這樣做不僅有利于提振內需，也有利于對外談判。“你可以說，我們很努力支持國內需求、國內消費，我們沒有任何意圖把貿易摩擦產生的成本向別的國家轉移，同時輔以開放政策，對方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受益……在這個意義上說，擴國內消費既是內政也是外交，使得我們能夠團結更多的朋友，來把貿易摩擦應對好。”

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也表示，擴大內需是根本出路。

“關稅的沖擊本質上是需求沖擊，外需下降之后，它會讓需求壓力更大。”張斌說，當前我國的通脹水平很低，無論是更進一步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有很大的政策空間，要用好用足這些政策空間。

黃益平表示，短期應通過宏觀政策精準托底，比如，美國關稅政策將重點影響我國長三角、珠三角的出口企業，可能導致部分企業經營中斷甚至倒閉，對此需出臺針對性救助措施，如對受沖擊企業和工人提供直接支持，幫助其轉向國內市場或渡過難關。長期則必須轉向內需驅動增長的模式，重點是解決社會保障短板以釋放消費潛力。

他以最近做的一個線上消費品牌調查為例指出，雖然一線城市的購買力最強，但消費質量最高的恰恰不是一線城市、特大城市，反而是有活力的二三線城市。

“后來我們做了一些探討，其中一個指標比較有影響力，如果這個城市移民比例比較高，占總的勞動人口比例比較高，對增加總購買力有正向作用，對品牌質量有負向作用。很多農民工進了城，幫助我們經濟發展，（他們對）提升經濟實力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他們沒有對提升消費品牌質量水平發揮很大的作用。”黃益平說。

他建議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針對農民工群體），提升其消費信心和能力，以快速釋放內需潛力。“政策重心應向為經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但未充分享受社會保障的群體傾斜，通過完善其社會保障體系，激活內需增長動能。”黃益平強調。

張斌指出，與類似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相比，中國居民消費率低約14個百分點，主要差距來自消費傾向和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對我國消費傾向偏低可能的解釋包括高房價、低生育率、農民工安家困難和收入分配差距大等。（編者注：消費率是居民個人消費和社會消費的總額占當年GDP的比率）

在這些認知的基礎上，結合當前經濟形勢，以及對推進改革政策的局部優先、增量優先和政策效力優先三個原則，張斌對擴大消費的政策進行了排序：

第一，最優先也是最見成效的是逆周期政策。擴大消費應優先通過逆周期政策提高GDP增速，帶動收入和消費同步回升，降低政策利率和擴大公共投資是逆周期政策的重點內容。

第二，短期內政策阻力相對較小、應該盡快推出的政策：鼓勵生育、都市圈建設和農民工安家相關的政策。

第三，需要長期堅持、久久為功的政策：提高服務業占比的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支出，以及增加對居民的投資分紅的政策。

第四，需要伺機而動的政策：通過二次分配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