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玲瓏塔》

“玲瓏塔，塔玲瓏，玲瓏寶塔第一層……”

她是在高校中艱難求生存的“青椒”，是才情被困于閨閣的清朝女子，是永無出頭之日的昆曲演員，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女博士”，是渴望“脫燕入京”的媒體人……在一層又一層精巧卻虛空的“寶塔”中，知識女性穿行其中，試圖在喧囂與沉默之間，為自己找到出口。

這是蘇枕書時隔十一年的小說集。這些女性角色生活在北京、上海、南京、京都等大城市，看似擁有“好成績”“好前程”“好家庭”，卻在現實層層堆疊的壓力下，被迫面對隱形的不公與結構性的困境。

小說集《玲瓏塔》收錄了她七篇作品，皆發表于《小說界》《西湖》等文學雜志。

《光明與黑暗的辭典》

我們和我們擁有的一切，都可能在最尋常的時刻被奪走。

《光明與黑暗的辭典》講述了一段真實又近乎荒誕的家族記憶：一個猶太家庭的長輩曾被挪威頭號納粹送入集中營，戰后，這家人卻搬進了那位劊子手曾用來拷打同胞的房子。仿佛歷史在開一個殘酷的玩笑，也迫使后代不得不重新回望它。

西蒙·斯特朗格用雙線敘事穿越時間與記憶，一邊直擊集中營中的暴力現場，一邊追問幸存者的創傷如何在下一代身上留下痕跡。這是一個家族的故事，也是關于遺忘與銘記、平庸之惡與日常生活的思考。

斯特朗格最早的文字是敲在一臺老式打字機上的。“我少年時期情緒比較壓抑，雖然從小就想當作家，但從未真正把寫作為職業設想過。”到24歲時，他已積累了不少手稿，“我想，也許該試一試了——萬一夢想真的能實現呢？”帶著這個念頭，他前往意大利一座修道院閉關寫作，最終完成了自己的處女作。

迄今為止，斯特朗格已出版21部作品，其中七部面向成人，其余為兒童與青少年讀物。他將《光明與黑暗的辭典》視為創作生涯的重要轉折點。

《天下文明：紫禁城規劃思想與古代中國》

在辛亥革命前，故宮被稱為“紫禁城”。其名稱源自“紫微星垣”——中國古代天文學中對星辰的分類之一。紫微星垣居于正中，據傳皇天上帝的居所（紫宮）就在紫微星垣中，人間皇帝自稱“天子”便仿皇天上帝居所的名字用其“紫”字為紫禁城。

在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軍看來，紫禁城的空間秩序并非僅是皇權象征的物質載體，更是中國古代知識體系的立體表達，其根源可追溯至《周易》筮法、五行之理，乃至更古老的“明堂”制度。

這本關于故宮建筑設計的書共分五章，自建筑細節入手：紫禁城的中軸線如何暗合卦象之理？宮殿色彩的冷暖變化是否隱喻五行生克？而整個北京城的空間格局，又是否是一種筮法邏輯在地面的具象投影？

《大明最后的使臣》

在十九歲之前，鄭安德肋從未想過，有朝一日自己會前往羅馬——一座遙遠而陌生的城市，一個完全超出他世界觀的文明。

在有關明清更替的宏大敘述中，“外交”一向是被忽視的邊角筆墨。《大明最后的使臣》則將敘述的焦點對準一段幾乎被歷史遺忘的跨國使命：南明王朝覆滅邊緣，王太后托付司禮監太監龐天壽草擬國書，派遣傳教士卜彌格與少年鄭安德肋橫渡萬里，踏上前往羅馬教廷的求援之旅。這趟遠行穿越三大亞洲帝國，最終抵達動蕩不安的歐洲腹地。

不同于傳統的東亞史敘述框架，《大明最后的使臣》將“明清易代”置入一個多文明交匯的語境之中。作者不僅呈現南明的邊緣掙扎，也關注歐洲對東方政局的有限認知與回應，從一個非中心視角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在這一過程里，外交使臣也不再只是國家命運的工具，更是兩個世界秩序縫隙中的見證人。

《廉價：低薪工作如何使女性陷入貧困》

我們常說“女性”，卻很少追問：究竟是哪些女性？

每天打兩份工，只睡五小時；生病也不敢請假，害怕失去工作；被貼上“福利媽媽”的標簽，被嘲為懶惰、貪婪、不思進取……這是許多底層勞動女性真實而持續的處境。這本書由兩位美國社會學者共同完成，她們走進麥當勞的后廚、托育機構、養老中心，訪談兩百多位低收入女性，她們身陷多重壓迫，孤身與制度對抗，在工作與生活的夾縫中掙扎求存。

如哲學家米蘭達·弗里克所言，知識的不正義常常源自于“詮釋權”的缺失。在美國大多數公平敘事和女性敘事中，低收入女性常常不被提及——當弱勢群體無法言說自己時，他們便被遮蔽，被迫接受外界的表達與定義。

《獸、機、神》

當AI大模型成為日常生活中的“智能他者”，我們開始向它們提問、依賴它們的判斷，在ChatGPT的回答中尋找意義或情感慰藉。

從神靈、動物到人工智能，人類始終在與非人存在建立關系——親近、投射、擬人化，甚至賦予其道德判斷力與責任。在這本書中，人類學家韋布·基恩討論了人如何在不同文化語境中與“非人類”互動，并借此重新定義人自身的道德邊界。從熱帶雨林中的神靈信仰到智能算法對“擬人性”的重構，他將人與物之間的情感與倫理關系置于長期的人類學脈絡中觀察。

在今天，想象中的神越來越像不具有解釋性的人工智能模型，這段脈絡不僅梳理了人與非人的關系，也回應了當下愈發突出的倫理焦慮：什么是“人”？我們又為何如此執著于讓“它們”像人？

《如何成為一只貓》

孫冬覺得，做貓，是反思社會的一種方式。她以貓為核心意象，在五十余篇文字與五十余幅貓咪油畫之間，構建起一個由哲學、社會觀察與心理意涵組成的空間。貓不再只是寵物，更是一個文化隱喻，是人類社會、城市乃至性別關系的映射體。

與貓的共處并不意味著馴養，而是一種凝視與被凝視的關系。在觀察中，作者不斷拋出問題：貓為何如此自在？人與動物之間的“距離感”究竟是一種隔閡，還是一種更深的尊重？當我們凝視貓的慵懶、獨立、無視權威時，是否也在反觀自身：我們為何不愿放松？不敢任性？不能拒絕服從？

在這些文字背后，繪者朱蕊也以一種“非經驗”的方式描繪貓——她從不養貓，卻讓貓出現在畫布上，自然而然，不可預測。這種“無根據的想象”，也成為理解貓性與人性的方式。

《相反的人》

在《相反的人》里，漫畫家陸冉刻畫了一個與常規世界始終錯位的人。他倒著走路，對外界遲鈍，對自我敏感；喝咖啡會睡著，被人當成傻子反而覺得安心，在痛苦的徘徊中，他意識到：如果生活淪為一場表演，我們變成荒誕舞臺上的麻木演員，格格不入才是真正的抵抗。“所謂‘懶’，只是不愿按照社會效率的要求驅動身體這部機器。”

陸冉曾在VICE擔任六年編輯，后來辭職，開始自由創作漫畫。她并非科班出身，美術對她來說從來不是技藝，而是一種私密的語言——畫畫是她與自己對話的方式，是她用來安放內耗、疏解社交疲憊、處理自我懷疑的路徑。她不靠畫說理，而是用線條描繪難以說理的微小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