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十幾歲時，后來成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的許子東在地里插著秧，腿上爬著螞蟥。16歲時，后來成為小說家的王安憶正在安徽插隊，母親送她的生日禮物是蘇聯小說《勇敢》，描寫蘇維埃時代開發遠東建設共青城的故事。在同一個年代，后來的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黃子平在農場文工團，寫快板、相聲和三句半。
昨日，在“我們這一代的讀和寫——暨《許子東文集》新書對談會”活動現場，許子東談到，在中國，從古至今讀書都是一個職業，然而，他、王安憶和黃子平這一代人的特點是，“先做無產階級再讀書”，“在讀書之前先做工農、在社會上打滾”，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
而王安憶在回應這一話題時則表示，有些人看到“我們這些人從知青出身，到現在還算混出個人樣來，就會覺得這個時代還不錯”，但其實，她大部分同學的處境都“非常糟糕”，她中學的同班同學只有兩三個人勉強考上大學，在大學學習邊緣學科。王安憶談到，現在經常有人以她為例，說王安憶沒有文憑，也能成為作家，“千萬不要這么想，如果讓我好好地上了大學，我會做得比今天更好”。
“我們這群寫作的人，就是群厭惡勞動的寄生蟲”
王安憶還提及，她發現作家都不太喜歡勞動，莫言有一句話她認為講得最對，“麥收的季節是一個殘酷的季節”，莫言不喜歡勞動。賈平凹干農活也不行，被全村的人看不起，才會去做寫作這個“雕蟲小技”。她自己也覺得農村辛苦，工廠工作乏味枯燥，并感嘆“我們這群寫作的人就是群厭惡勞動的寄生蟲”。唯有許子東令她感到意外，插秧插得好，還在工廠做工人，“享受著手藝當中的樂趣”，她認為，許子東在學工學農的過程中可以找到手藝活的邏輯，所以后來他的分析和批評文章邏輯性也特別強。
許子東坦言，自己最早產生讀書的愿望、寫作的欲望，就是因為“覺得他們胡說八道”。他在大專讀電氣自動化的時候，覺得自己有文學才能，想考華東師范大學的研究生，他說，如果不是當過農民和工人的普通勞動者，如果不是進行過實實在在的生活勞動，他還會覺得教材很厲害，可是實際情況是，他赫然發現中文系的教材“大部分是胡說八道”。
后來，網絡上有一句話令他印象特別深，有人從宏觀角度談知青下鄉運動對于國家的偉大意義，很多人都說好，“鍛煉了知青的身心，化解了城市的就業危機，對國家是巨大的幫助”，許子東說，“抽象的好處每一句我都同意，但是我更印象深的是下面有一個人的留言，說虧得我們還活著，否則盡憑他們胡說八道。”他對現場觀眾說：“你們去翻翻，其實那些胡說八道會不斷來的?！?/span>
“我們一切都進行得太快了”
關于“我們這一代”的對談標題，王安憶說，其實她不太愿意給時間貼上標簽，“我們一切都進行得太快了”，她說大概從70年代開始，人們就喜歡用70后、80后、90后、00后等標簽進行斷代，描繪每一個十年，她看到，一方面，人們總是覺得要拋棄和反對上一代人的概念、思想和寫作方式，哪怕沒有很重要的理由；另一方面，她覺得“我還在學習，并且現在的學習欲望更強、需要學習的東西更多，關于小說還有很多東西都沒有想明白，忽然發現自己已經是老人了，已經是被大家尊敬的老師輩了，好像快要結束了?！?/span>
在王安憶眼中，中國人“每一個事情都沒有完成就到了下一個時間段”。人們還沒有做好準備，就開始熱烈歡迎下一個時間段，把上個時間段遺留的東西忘了。“中國人很喜歡新科學、新技術，這也造成我們比別的民族國家更快地同質化。”
許子東則從另一個角度談到這個問題，他說王安憶、莫言等作家令很多文學界的人很氣憤和羨慕。“四十多年過去了，為什么我們當代文學的一線作家還是這么一些人？”他認為，這是因為這四十年中國文學界和過去不一樣。從20世紀開始的一百年中，每隔十年就要把前面文學的主人打倒。五四時期要撇開晚清，三十年代要拋棄五四，四十年代延安要否定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也都把過去的全部推翻。從王安憶這一代作家開始寫作之后，這四十年來很多人都在召喚革命，希望重新檢討80年代、重新反思90年代，“都是思維慣性，覺得十年二十年過去，總可以審判你了吧？”但實際情況是，相對和平的非戰爭狀態中，市場的巨大制約，加上知識分子不斷地反省，四十年來沒有出現大的風波，使得王安憶等人一直都站在第一線。
在活動現場，許子東說：“我肯定知道蘇童接下來會寫什么，也大概也能猜到余華、賈平凹接下來會寫什么，但我猜不到王安憶接下來會寫什么。”王安憶說，這是因為她自己是一個材料很少的人。她聽閻連科等作家聊天都覺得“非常非常羨慕”，而她只能從他者的生命里去找自己可以寫的材料。對王安憶影響至深的一件事，就是她1983年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在那里，遇到了主流以外的弱勢國家或者說第三世界國家的作家，比如以色列、巴勒斯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南非。王安憶原先以為自己有包括知青生活在內的很多經驗，但“當和這些人聚集在一起，在這么多的特殊經驗里邊，我的經驗顯得特別空虛，軟弱，存量不足”。一路上，中國臺灣地區作家陳映真也給她介紹自己的同伴，都是參加了保釣運動的激進左翼分子，和他們在一起，王安憶拓寬了自己“受難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