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心理學正在迅速從邊緣走入中心。從社交平臺到日常對話，越來越多的人用“原生家庭”“MBTI人格”“NPD”“高敏感體質”等詞匯描述自身狀態。這些原本屬于診室的專業術語，如今成為了人們理解痛苦、講述自我的通用語言。

中國的“心理熱”并非一蹴而就。從1990年代《知心姐姐》式的大眾啟蒙，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國家層面對心理干預的認可，從“積極心理學”的流行，到近年來描述疼痛、創傷和內心掙扎的心理語言的興起。

“自我”成為思考單位，并非理所當然的事情。正如人類學者張鸝所言，“自我”一詞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新概念。在集體主義占主導地位的年代，個體往往被嵌入社會角色中。改革開放后，中國人才開始帶著“自我”的眼光探視周遭，國家在社會保障中的退出，也帶來了責任的個體化——心理語言，開始成為理解痛苦、尋找出路的替代性支持系統。

“心理熱”既是文化現象，也是一場社會變遷的折射。界面文化發起“探秘中國心靈”系列報道，嘗試從多個維度審視這場心理熱：它如何進入我們日常生活，又如何塑造我們的感知和經驗？在感受被迅速命名的此刻，我們希望重新提問：我們為何如此需要心理學？

今天刊發的該系列第一篇報道，聚焦人類學者安孟竹，以及她對“心理熱”背后文化邏輯的觀察與思考。

在原定采訪日的當天，安孟竹臨時發來消息，希望推遲幾天。原因是痛經嚴重，說不了話。在重新敲定的日子見面時，我告訴她，我也痛經，我們討論了到底哪種藥可以緩解疼痛。

疼痛是一種無需說明的經驗。它是直接的、共享的，也往往是被忽略的。它可能也是理解安孟竹研究的一條線索——身體的疼痛、情緒的疼痛，以及那些無法歸因于個人的、結構性的疼痛。

安孟竹，獨立人類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博士，也是人類學媒體《結繩志》的編輯。她的研究圍繞照護、神經多樣性與本土精神健康展開，研究起點是私人的：母親照護外婆時的易怒、身體經驗的發現與波動，以及關于“如何承受痛苦”的長期疑問。

這些經驗，也讓她關注中國“本土的心理熱”現象——近20年來，心理治療產業在中國城市發展蓬勃，心理知識與實踐向日常生活廣泛滲透。安孟竹也是這場心理熱的研究著作《Anxious China》的譯者。從1990年代《知心姐姐》式的心理啟蒙，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國家級心理干預，再到后來的“心靈雞湯”和自我提升浪潮，如今，我們走入了一個鼓勵“覺知”和“邊界感”的時代?？此聘幼杂X，但也同樣很緊繃。

當心理學變得如此日常，它是否也變成了一種新的社會規范？人們被鼓勵覺察并歸因，仿佛情緒也有一套自助指南。“情緒勒索”“邊界感”“自戀型人格”這樣的話語會讓我們更理解彼此嗎？還是幫助我們更快地貼標簽、抽身而退？

和安孟竹的采訪正是從這些流行心理概念開始的：那些用于分析的詞匯，如今如何重塑我們理解痛苦、看待親密的方式？

“像是大家都在尋找心理魔法。”她說。

而心理學另一層面臨工具化的危險，來自更宏觀的層面，比如成為企業替代管理沖突的手段，成為高校篩選“不正常”學生的合理流程。

她認為，在這個情緒可以被迅速命名的時代，心理學不該只是用來“好起來”的工具，它也應當是一種幫助我們理解此刻，理解我們正處于怎樣的社會結構和處境的語言。

回到精神健康

安孟竹第一次察覺到，自己的感知方式和別人不太一樣，是在小學課堂上。她讀不順課本上的一行行字。文字在她眼中是一塊一塊，而不是一行一行的，她需要用尺子橫著壓住，才能從每一塊里提取關鍵詞，勉強拼湊句子的意思。

起初，她以為是自己不夠聰明，直到多年后，在了解到神經多樣性（ Neurodivergence，指一個人的大腦在信息處理、學習方式和行為模式方面與“典型”模式有所不同。 ）這個概念后，她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些人天生在信息接收和表達上有不同的神經結構。

正是這份微妙的差異感，讓她在后來的學術與田野中，總是被一種“微弱”的聲音牽引著。她本來研究知識生產，談權力、文化、機構。然而經驗總是以它固有的方式，把她拉回到精神健康的議題上。她去訪談育兒社群中的母親，發現這些母親都曾陷入某種痛苦——抑郁、憤怒和倦怠。她了解神經多樣性群體，也總是聽到人們在講述成長中受困的經驗。

“在研究別的東西的時候，”她說，“精神健康總是悄悄地回到故事中心。”

對“精神”的敏感并不只是學術興趣，也是從生活里得來的體認。大學快畢業的那年，姥姥突發腦溢血，昏迷在床六個月。母親幾乎每天守在床邊。安孟竹記得，那段時間，母親開始無緣無故對家人大吼大叫，情緒暴烈，連平日一貫沉穩的語調也變得尖銳。家中被壓抑的氣息籠罩。安孟竹意識到，照護不是一項純粹的身體勞動，它影響到一個人的情緒和性格，以及原本的自我。

 “長期照護的壓力在一點點改變她，但我那個時候大學還沒畢業，我不知道精神健康的問題，是怎么跟一個人的社會處境，甚至性別，在家里面的位置是有關系的。”

幾年后，父親又病了，是一種慢性的、持久消耗人的疾病。母親再次成為照護的主力，要為他準備高蛋白飲食，適應病痛中的情緒起伏，并同時維持家庭的基本運轉。疲憊持續在日常中發酵。安孟竹常常是直面母親情緒狀態的人。她意識到，“照護”也好，“精神健康”也好，這些議題，就是在這樣具體的瞬間被連結起來的。

母親讓她意識到，一個人所處的社會處境，所面對的勞動狀態，以及身邊有沒有密切的支持網絡，這些因素彼此交織，影響著一個人的精神狀態。

從母親的經歷出發，安孟竹開始持續關注那些處境類似的人。“照護”這個詞開始在她的研究里占據了更大份額。

治療自我

安孟竹很早的學術田野，涉及到了一個由母親組成的心理讀書會。成員多是三十到四十歲的城市中產女性，在家庭與職場的夾縫之外，她們聚在一起讀書和討論心理學知識，從“覺察”到“療愈”，心理學好像成為了她們理解自我的方式。

在讀書會上，有人說自己情緒失控后對孩子大吼，有人說自己在婚姻里感到被忽視，卻又“無法表達”。心理學似乎提供了一種通道：她們學習“傾聽的藝術”、訓練“非暴力溝通”，努力控制憤怒、理解創傷，希望通過理解這些知識來療愈自身。

但安孟竹隱約覺得，這又一次構成了另一種內耗。在她的研究中，一個很典型的觀察就是：那些媽媽們在接受咨詢師建議后，被鼓勵去“關注自己”、“擁有自己的生活”。于是她們開始嘗試從對孩子和家庭的過度投入中短暫抽身，去健身、美容、跳舞，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但最終的目標卻是為了“恢復能量”，以更積極、輕松的姿態，回到家庭中，繼續扮演好那個原有的照顧者角色。所以“自我關照”并沒有真正讓她們從性別化的照護勞動中脫鉤。

原本女性就承擔了更多的家務、育兒和照顧工作，現在她們還要被要求更有“情緒覺察”、更能“自我調節”。在結構性處境沒有變化的前提下，這就成了一個不斷回環的矛盾。

“治療型自我”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人類學系教授張鸝提出的概念，她認為“自我”的浮現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相對陌生和新鮮的現象。它的出現始于20世紀80年代。在此之前，“自我”這一概念在中國的日常語言中幾乎是空白，人在此前生活于集體之中，改革開放之后，“個人”才成為用來感受外部世界、或者干預自身問題的媒介。

“張鸝也提到，‘治療型自我’；其實包含兩個回環的過程：disentangle（解脫）和 re-embed（重新嵌入）。你首先要從那些密集的、可能帶來傷害的關系里抽離出來，找到你自己，你究竟是誰？你需要什么？但這并不是終點——它的目的是讓你能更好地回到那個關系處境里。反而有時候這種‘重返’，會讓人更加難受。”

在這樣的背景下，心理學語言迅速流行開來。它成為一種替代性的支持系統——當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負責”，面對生活中的風險。于是，被迅速推向市場的、商品化的心理知識提供了一套工具性的語言，讓人得以命名自身的情緒，并嘗試從中找到出路。

這并非簡單的知識引入，也涉及了一整套本土化的調整。安孟竹提到，心理咨詢在中國的受眾心態往往更加實用主義，期待快一些“見效”，最好是幾次就“好了”，而在西方，咨詢會更強調的是長期陪伴與新關系模式的練習。

社會歷史經驗也會影響對這一學科的接受，“比如認知行為療法（CBT）就在中國很流行”，這一療法強調“改變觀念以改變行為”，其“思想先行”的邏輯，與過去長時間以來的“思想工作”傳統形成了連續性。“很多在單位做組織工作，或者高校輔導工作的從業者，會更天然認同這套方式，也更容易成為CBT的倡導者。”

她還觀察到的另一個困境是——我們不習慣表達。許多男性來訪者甚至無法描述自己的感受，他們不愿剖析，也難以暴露自己的脆弱。

她發現自己的父親在看病的時候，表達的感受只有籠統的“不舒服”。對老一代來說，“情緒表達”和幽微的感受的描述是陌生的，“自我”也是晚近被發明的。他們習慣忍耐和壓抑，而今天的年輕人則要為“好好愛自己”找技術路徑。這種代際差異并不只是家庭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轉型帶來的震蕩。

安孟竹在這層意義上十分肯定心理學帶來的意義，“通過從自我層面講述故事的實踐，我們開始意識到內心的感知，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解放。”

心理熱

接手翻譯《焦慮中國》的那年，也是安孟竹開始系統研究“心理熱”的開始。這本書由張鸝寫作，英文原版出版于2014年，討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在轉向西式心理咨詢來應對他們的心理困擾，這場“心理熱”如何重塑自我、心理、家庭和治理模式。在翻譯的過程中，安孟竹穿梭于原文、受訪者的聲音，以及自己的田野筆記之間，試圖厘清中國的心理化路徑。

“焦慮”作為書名的選擇，并非單純強調這種情緒，指向的是一種更為深層的反應。高速的社會變遷落到日常生活里，會展現出親密的重構，代際沖突，以及自我認同感的動搖。這些問題常被歸結為“心理困擾”。

1980年代末，一間位于昆明的教學樓里。那時，德國治療師帶著弗洛伊德和榮格的系統課程，走入剛剛對“心理”二字解禁的中國社會，開設了“中德高級心理治療師連續培訓班”——通稱“中德班”。這是一場不被多數人察覺的“文化移植”，也是一套西方心理知識系統，在中國土地上開始試圖扎根的原點。

在隨后的二十年間，這套外來語法以地下水的速度緩慢滲透。這點在90年代末就顯現了出來。那時心理治療尚未成為一個規范的行業門類，公眾對心理的理解大多來自“知心姐姐”和深夜電臺，還有電視臺的心理節目。人們對“心理”的意識開始萌芽，此時還尚未形成規模性的語言。

2008年汶川地震，成為一個關鍵節點。心理援助以官方身份介入了國家災后救援。這標志著心理治療作為一種助人技術首次被正式納入公共治理體系，被國家視為“有用”的工具。這一認可也為市場打開了通道。港臺地區的心理工作者慢慢進入中國內地，開設課程，建設培訓體系，將心理學知識從此大規模地供人購買和學習。

“一個東西被官方認可了，它的合法性就變得不一樣了，”安孟竹說，“接下來它就會被市場視為機會。尤其是港臺地區的一些治療師，當時很快察覺到中國存在這樣一個心理干預的空白，于是大量進來，在這里賣課開課。”

那波心理熱潮與當時流行的“成功學”語言也有著微妙的交叉。從“積極心理學”“激發潛能”到“改變思維方式”，安孟竹認為，那一時期，心理學更多被用于建構一個更高效和積極的現代主體。療愈不僅是為了情緒修復，更是為了自我提升。

“那個時候圖書市場上賣的最好的都是所謂self-help books ，中文翻譯成勵志書，內容上大部分是心靈雞湯，教人通過一些心理層面的管理或者是干預，取得市場競爭的成功，很多時候還會跟一些演講、口才、培訓班之類的東西去做結合。”

三十年后，對比當下的心理熱，可以很明顯看到社會經驗的變化。現在最流行的心理學議題關注關系與情緒，或者內心隱秘的感受，比如“社恐”“自我接納”，它不再主要依托“雞湯式”勵志書，許多人開始愿意談“失敗”，談“難以溝通”，以及自我的“內在沖突”。

“當這個社會再也無法用成功敘事來安撫自我時，”安孟竹認為，“人們開始轉向對痛苦的書寫，尋求一種新的意義系統。”

魔法時代

在安孟竹看來，我們或許正進入一個“魔法時代”。

這種感受來自她對當下心理語言趨勢的觀察：比如在“學霸貓事件”中，她注意到不少年輕人反復使用“魔法”這個詞——“我希望它像魔法一樣讓我好起來”。

“魔法”似乎成了一種對抗痛苦的許愿機制，一種可輕易獲得并且能快速改變現狀的方式。“好像越來越多人在渴望這種魔法，也盡可能地回避痛苦。”

比如在關系里，一旦識別出對方具有某種“有毒特質”，就迅速劃清邊界，甚至切斷關系。她理解這種做法的出發點。對那些共情能力強的人來說，“設立邊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有效策略。但當它變成一種標準化的應對模式時，是否也在遮蔽關系的復雜性？

“她意識““魔法”“咒語”乃至“生命教練”的流行，背后承載的不僅是個人需求，而是一種集體性的不安。它不一定來源于明顯的創傷，更多的是持續和隱形消耗，比如不斷自我優化的壓力，和沒有明確出口的疲憊。“你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是既要努力但又沒有意義的，你又在其中不斷的遭遇和人際關系的創傷、消耗。”

“為什么你要尋求魔法，因為生命中遇到了很多的困境和傷害，所以你才要尋求對于痛苦的回避。我覺得回避痛苦這件事情好像成了一種普遍的精神狀態。但是就哲學上講，受苦就是一個人存在本質，人生不就是在痛苦之中學習到很多事情的嗎？”

這些年，越來越多帶有“診斷性”的心理術語進入日常語境：NPD、原生家庭、回避型依戀……人們開始習慣用這些詞語標注他人和自我——受害者，有問題的人，過度共情的人，“有毒的人”。

安孟竹警惕語言的轉變，“如果一個詞什么都能解釋，那它可能就什么都解釋不了。”

比如“原生家庭”在社交媒體上的頻頻出現，仿佛成為一切創傷的解釋。

在她看來，“原生家庭”過度聚焦了家庭內部的親密關系，而家庭本身是更廣闊的社會歷史條件中的存在，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的很典型的家庭模式，你爸爸是一個在經濟上升期一定要努力賺錢養家，每天都在家里面缺席的人。然后媽媽就是在一個缺少支持的情況下把你養大，又在你身上有各種各樣的情感投射，因為她跟你爸之間沒有互動。”

這涉及到社會變遷如何在家庭層面被凝聚和傳遞。中國家庭在短短半個世紀里經歷了劇烈變遷，安孟竹提到代際之間的話語權——上一代人的童年還在為吃飽飯這件事情而掙扎，沒有被自己的父母好好地對待過。現在談論原生家庭創傷的話語，很多是這一代人才有的一些語言資源。上一代人或許也在原生家庭中經歷了很多痛苦，但這些痛苦沒有變成語言，只是轉化成了對下一代人的傷害。

“我不是要為親密關系中可能存在的暴力合理化，但如果我們忽略了結構性的背景，是沒辦法真正談清楚‘原生家庭’在中國到底意味著什么——它經歷了什么，以及它是怎么演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

在西方理論中，家庭是潛在的創傷源；而在中國語境里，家庭則往往是道德中心，是需要感恩的地方。如今，“原生家庭”概念的流行，或許也內含著一種文化上的反彈——人們開始嘗試去審視和質疑那個一度被認為不容置疑的、神圣化的家庭。

安孟竹并不反對心理學的使用。她真正關心的是：在這套看似普遍有效的系統中，哪些人被遺漏了？哪些問題被轉譯成了“你自己的事”。她承認心理學更擅長處理個體層面的感知與情緒，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過度依賴它？是否把回應痛苦的責任全部交給了它？

在她看來，心理學從來不是用來替代社會改革或公共討論的工具。它不應該成為唯一的解釋機制，也不是萬能的解決方案。她警惕那些將心理語言用于治理的情境：高校通過心理測評勸退學生、企業用心理咨詢取代對勞資矛盾的正面回應。

“我們是不是只有一種方式來應對痛苦？”她反問。最終的問題是：我們為什么如此需要心理學？當我們談論“創傷”與“療愈”時，我們是在訴說誰的歷史？又是在承認誰的痛苦？

同題問答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當下的心理學熱？

安孟竹：現在的心理治療知識和話語技術，更多地滲透到了大眾文化領域。心理實踐和身心靈療養產業在持續擴張；另一方面，很多心理學的語言和概念，已經變得非常普遍，成為了普通人理解自我的一種便捷工具。

90年代心理熱的時候，當時的self-help大多內容是類似心靈雞湯，更多的是積極心理學的理念，幫助人們在市場競爭中取得成功。現在心理類書籍似乎更多轉向了解決人際關系中的普遍痛苦，比如害怕被討厭、情商不足，或者教你如何實現自我覺醒和自我接納，這些都是內容上的變化。

還有一些變化，比如在早期像張鸝老師他們做的心理學研究，更多觀察到社會層面的心理研究班非常崇拜權威和大師。比如，薩提亞系列的專家，會被邀請到中國開大師班，那時候大師班的風頭很勁。但現在這種對“大師”的崇拜已經沒那么強烈，更多的是自學或者社群共學?，F在微信里就有很多心理共學小組，還有很多心理學公眾號，心理內容和服務產品的平臺化是一種新的趨勢。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這樣的說法：心理學會把責任都推給個人，仿佛社會就不需要承擔什么責任？

安孟竹：我覺得心理學并不否認每個人的痛苦都有社會性的一面，但它的干預方式更多的是聚焦在個人的情感、情緒和認知上。

社科領域中有些人會擔心，心理學處理痛苦的方式是不是過于私人化了？是不是讓人們忽視了痛苦背后潛藏的社會經濟原因？我個人并不責怪心理學沒有做到這些事，反而是當我們知道痛苦有多重維度——內在的、關系的、社會的、歷史的——是不是只有一種應對方式？這不是心理學能單獨回應的問題。其他知識和實踐領域也要為應對痛苦承擔相應的責任。只是在現在，很可能其他方式已經沒法解決問題，所以都轉向了心理學。

而且心理治療內部也會有一些創新性的變化。比如拉美地區的解放心理學，將心理學與解放神學結合，關注社會文化權力結構。而女性主義治療流派也開始逐漸興起，會幫助來訪者看到自己處于什么樣的結構性困境，不讓個體僅僅陷于“我有問題”的感受中，也鼓勵情緒書寫和表達，比如通過集體創作把女性憤怒轉化為創造性力量，這在戲劇治療中也有所運用。所以心理學內部也在不斷反思和變革中。

界面文化：你如何理解年輕人在“躺平”與“內卷”間掙扎？你會如何建議？

安孟竹：首先我在想，當我們在談論中國年輕人時，我們究竟講的是誰？關于中國年輕人的表述，尤其在文化媒體中，更多的是聚焦在城市中的年輕人。外賣員或者職校生這些群體，和都市上班族、高校大學生這些人，算不算是一類人？他們的精神狀態是否相同？

如果一定要說，我關注這幾年在療愈產業中，尋求幫助的人或者受眾有一個詞讓我特別震撼，就是“魔法”。年輕人對于“魔法”有各種各樣的寄托。比如，學霸貓案例中，它讓年輕人做任何事情都要輕松，不要吃苦，不要太過糾結，應該順應自己的喜好去做。

“魔法”當然能夠給人力量，但它背后其實是一種捷徑的預設：在與世界相處的過程中，我們要回避所有的痛苦。如果某件事讓你不舒服，那它一定是錯的。為什么要尋求“魔法”？不就是因為生命中的困境和傷害缺少外在的出口和實踐的路徑嗎？當玩這個現實的游戲難以讓你獲得渴望的生活、反而不斷確認你的失敗，讓你痛苦不堪，而這種無處消解的痛苦，就變成了一種只能選擇去回避、擺脫的東西。

但從哲學角度來說，受苦其實是人類存在的本質。人生不就是在痛苦中學到許多重要的事情嗎？但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找不到支持自己從苦痛中修復的關系和空間，那就只能求助于魔法了。

界面文化：“韌性”總被拿來描述個體如何抵抗沖擊，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你覺得它意味著什么？我們可以如何維持一種不被打散的韌性？

安孟竹：韌性不是打不倒，而是可修復。過去有一套陳舊意識形態，傾向于鼓勵人變得更加強悍，從而更能抵擋脆弱。這套話語今天當然是不管用的，尤其是，內卷時代的人特別容易陷入自我耗竭和無力感，還怎么要求一個人用一種英雄主義的姿態去面對迷茫、焦慮和痛苦呢？

當然，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人是不可能不困頓、不受傷的，關鍵是，你是以個體的姿態面對這些痛苦，還是擁有一套支持系統？我覺得韌性來自于健康的關系支持，而不在于個體的強大。傷痛能被聆聽和承認、脆弱時能夠被接住，迷茫的時能夠找到信任的人，這些都是傷痛過后重要的修復性力量。

這種韌性的維系也依賴于一些結構性的條件，比如我們的教育和職場環境有沒有足夠的彈性去容納多元的個體；在個體遭遇脆弱的時候，生活的空間里能否浮現一些互助網絡（比如前段時間出現的讓失業者免費用餐的小餐館），以及公共的話語空間是否允許我們討論和表達痛苦等等。

界面文化：很多心理學詞匯比如原生家庭、MBTI人格、NPD……都非常流行，怎么看待人們依賴各種術語給自己或他人貼標簽的趨勢？

安孟竹：標簽是對一些感受和經驗的歸納，讓一些過去難以表述的感受有一個可以指認的方向，或者用彭仁郁（中國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老師的話說，幫大家正當化一些過去沒資格被講述的經驗。當然標簽的濫用也可能會把一個復雜的、立體的人扁平化。我們跟另一個具體的人互動的感受，是很難被一個粗暴的標簽說盡的。

我具體談談關于原生家庭這個詞，它背后的語言邏輯更像是一種指控的邏輯。創傷研究里說，痛苦的表述是一種尋求正義和認同的方式，人們期待通過揭示創傷來換取同理。這是一種可理解的訴求，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傷害也不可否認，但在今天，原生家庭的幾乎成為了一種解釋一切個人問題的元敘事。

但是目前的問題在于，我們目前對于原生家庭創傷的討論，更多的是在確認一種內在的自我確定性暗示。每次經歷傷痛，每次在關系中失敗時，我們都會再次確認原生家庭對我們的創傷。但對于這些創傷的討論和歸因總是過多聚焦于家庭內部、父母和子女間的互動，而沒有看見“家”這個社會單元在我們成長的年代里究竟承受了怎樣的劇烈變動。畢竟，家也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存在，親密關系也無法脫離社會背景。

而關于如何走出原生家庭的創傷，或者如何獲得某種重生的討論，目前也缺乏具體的方法探討。確實原生家庭帶來了傷害，但是接下來該怎么辦呢？這個問題反而被討論得很少。我們可能過于聚焦在痛苦溯源的部分，卻忽視了如何處理后續的問題。

界面文化：有沒有什么方法或者經驗，在你感到混亂或失衡的時候能讓你平靜下來？

安孟竹：一是在一切轉化為情緒之前先做一做自我覺察，也可以算是某種“內觀”，看看我的情緒背后真正的關切是什么。

找信任的朋友聊，也是個方法，雖然這不是正式的治療談話，有時候話題也會飛到九霄云外，但表達本身可以變成自我梳理，交流也可以收獲他人的視角，對于把自己從一個偏執的情緒深淵里拔出來是有好處的。當然，人年紀越大可能越不好意思麻煩彼此，最近在被一位臺灣地區的社工朋友多次安利之下，也在嘗試和ChatGPT聊天。

有時候會選擇去勞動，做家務什么的，身體動起來去處理眼前具體事情的時候，焦慮感會減弱。

（文中圖片除標注外，均由采訪對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