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郭珂濛 記者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張友發

提及“淫穢”，多數人直覺上不覺得這個概念難以理解。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淫穢”指過度放縱描繪男女情欲、違反道德準則的內容。但在現實管理中，如何界定“色情”與“淫穢”的程度？二者是否存在本質區分？什么樣的情色描寫屬于“藝術表達”，又有哪些越界成了“違法傳播”？這些問題仍在爭議之中。

從文化史與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色情”與“淫穢”也并非純粹的道德判斷，而是處于法律、藝術、社會規范交界的模糊地帶。若在“情色寫作”的語境中將“色情淫穢”的概念細細拆解，會發現諸多曖昧不清的部分：如果身體與欲望本身是文學表現的合法題材，那么，何種描寫屬于有藝術價值的“情色寫作”？又是哪一類表達被認定為“露骨”“淫穢”，甚至“有害社會風氣”？虛構文本如何與現實中的“傷風敗俗”行為產生因果關聯，這種潛在的關聯是否能夠成為審判文學作品的合理依據？

在上述問題得到回應之后，才能更好地談論情色寫作的邊界。

一、模糊的“色情淫穢”：情色書寫與“有害世道”之間的裂隙

事實上，中國文學史從不缺乏對欲望的書寫，所謂“色情”文本的存在幾乎與書寫本身同源。如《素女經》等包含性描寫的“房中術”文本，不僅未被視為禁忌，反而在特定歷史語境中被當作養生之術或性教育的工具。

明清商業化浪潮推動了“艷情小說”的興起，《金瓶梅》、《肉蒲團》等作品既是情欲的書寫，也是對市民社會風貌的細致刻畫。這類文本游走在文以載道與人欲書寫的灰色地帶，激發了時人的道德警惕。如明代文人方浚在《蕉軒隨錄》中便批評《水滸傳》《金瓶梅》“倡盜誨淫”，直指其“有害于世道人心”。

在這樣的批評中，情色書寫與“敗壞風氣”的關聯幾乎不容置疑。批評者無需解釋其具體機制，淫穢的危害性天然地根植于對禮法觀念的悖反中。在這個意義上，情色書寫的危險性與其說是激發欲望，不如說是其可能沖擊封建禮法所設定的社會結構，如對家庭秩序、女性貞節以及士人自我修養的制度性規訓。

但同時代也有論者反思這種過于直接的關聯。明末學者劉廷璣提醒《金瓶梅》的讀者：“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心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他意識到，面對所謂的淫邪文本，讀者應自擔責任，而非歸罪于文本本身。文本的危險并非天然，而是由特定歷史語境中道德評判與讀者結構共同建構的結果。

“淫穢”一詞本身的界定，在歷史中從未穩定如一。正如學者石曉玲曾指出：“并不是充斥淫穢露骨性描寫才算誨淫，如《嬌紅記》在小說史上有重要意義，對后世影響廣泛，也并無露骨色情描寫，只因宣揚自由戀愛，便被歸入導邪奪貞的淫書一列。”

追溯中國艷情小說的發展脈絡不難發現，情色書寫與“有害”的綁定不是自然事實，而是治理邏輯的延續。而這一未被系統反思的傳統，仍在今日的法律語境與公眾認知中殘留，從情色書寫到現實危害之間的推理跳躍，依舊不加思辨地被輕易接受。可在封建禮教早已遠去的今天，我們是否該問一句：“從來如此，便對么？”

二、是“黃書”還是“藝術”：作為一種辯護策略的“拔高”

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開始以法律的形式規制與色情淫穢相關的傳播行為。199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懲治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犯罪的決定》，明確將“淫穢出版物”納入刑事打擊范疇。1997年新刑法施行后，該類罪名被進一步細化并納入司法實踐，隨后《出版管理條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等行政法規的出臺，使得相關管控體系更加完備。

《關于決定》第八條對“淫穢物品”作出了界定：“指具體描繪性行為或者露骨宣揚色情的誨淫性的書刊、影片、錄像帶、錄音帶、圖片及其他淫穢物品。有關人體生理、醫學知識的科學著作不是淫穢物品。包含有色情內容的有藝術價值的文學、藝術作品不視為淫穢物品。”

問題是，究竟什么樣的色情作品才是“有價值的文學、藝術”作品？誰來定義這份“價值”？

由于缺乏一致的法律與審美界定標準，“黃書”與“藝術”的邊界屢屢成為輿論焦點。一方面，有批評擔憂“一刀切”，可能誤傷富有探索性和批判性的作品；另一方面，文化界也常用將情色書寫轉化為價值觀寓言的“拔高”策略為爭議作品辯護。

這一策略在《廢都》事件中表現得尤為典型。這部描繪知識分子欲望掙扎與靈魂潰敗的小說，1993年一出版便被北京市新聞出版局查禁，理由是“格調低下，夾雜色情”。官方與輿論的反應幾乎同步：“嚴肅作家”賈平凹，怎會寫出這樣一本如此“淫穢”的“黃色小說”？

《廢都》的辯護者很快生產出了一套正當性敘述：這是一部“刻畫中國知識分子靈魂的史詩巨著”，性書寫是表現主人公莊之蝶精神墮落的必要手段。2009年《廢都》解禁低調出版，輿論場為《廢都》提供的庇護沿用了與17年前的辯護者們同樣的策略——《廢都》的寫作被視作揭示了“肉體的狂歡與靈魂的救贖”之間的“心靈掙扎”。

時至今日，《廢都》已被封為“知識分子的鏡子”，莊之蝶則成為批判現代知識分子虛偽與崩塌的典型符號。這種從“黃書”到“藝術”的躍遷，既是文化場域的再生產，也是價值話語權的重構。

在這一場論爭中，“黃書”與“藝術”的邊界之爭充滿張力：關于淫穢物品的管理、文學革新的沖動、大眾道德情緒的激蕩讓“淫穢”的邊界變得動蕩微妙。一本書是“藝術”還是“淫穢”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選擇了怎樣的閱讀方式，而當色情情節的藝術價值得到承認，便如同穿上了一件保護衣。

但這一保護機制就網絡文學而言卻走向失效。律師趙宏曾提及有關“天一案”的一則辯護思路：“當時的一個典型觀點是耽美作品所涉題材都是男男，而讀者則是女性，所以此類小說的創作和閱讀表達了反抗父權制的女性主義思想。但這種刻意的價值拔高其實對于定罪量刑并無太大助益，因為即使包含了隱秘的權利訴求，這種訴求也無法改變刑法對淫穢物品的定義”。

趙宏的觀點從側面說明，“拔高”的有效性不在于文本的內容，而在于誰來拔高、拔高是否獲得主流話語的承認。當法律的封條尚未撕去，而評論家的筆墨早已蓋章認證，“藝術”與“黃書”之間的界限，比起書頁內部，或許更多地存在于權力所設定的閱讀方式之中。那么值得繼續討論的是，如網絡小說這樣“野生”的寫作形態，其情色書寫究竟應如何獲得正當性保障？

三、在“嚴肅經典”文學之外：如何看待當代網絡小說中的情色書寫

針對上述問題，網絡文學研究者王可告訴界面文化，所謂“嚴肅文學”，在80、90年代相當繁榮，在90年代后半已逐漸成為一個讀者有限的圈層，在寫作風格和題材上，更多受到西方現代主義之后作家的影響，是一種帶有精英屬性的創作形態。而網絡文學則是一種流行的、由大眾驅動的文化產物，其美學趣味更多繼承自港臺通俗小說和日本ACG文化，文化場域和思維慣習與“嚴肅文學”有著根本的文化分野。

因此，將網絡文學與嚴肅文學納入同一評價體系本身就是問題，背后折射出關于“經典化”的迷思。“很多人執念于將網絡文學‘經典化’，但經典化意味著被體制接納、能進入學院講授，而網絡文學從媒介到機制，恰恰具有反體制性。”王可表示，“連載、互動、無定稿”是網絡小說的生命機制，與傳統意義上固定的文學經典迥異。

具體到耽美文學這一文類中的情色書寫的問題。在王可看來，耽美文本是亞文化產物，是女性性幻想的空間，對耽美小說過于苛責，其實忽略了其作為私人欲望表達的正當性：“既然是幻想，就不該承擔社會價值的考核，它是否女性主義、是否正向有益都是附著在幻想上的另一層問題。”

而將“情色書寫”直接導向“現實危害”的思維，也缺乏足夠的邏輯根基。“歷史上也有許多荒謬例子，比如特殊時期，有人因觀看芭蕾舞影像中女演員露出的大腿而‘反應過度’，是否說明影像本身就‘傳播淫穢’？”

在這個意義上，“淫穢色情”這一詞匯本身有待解構，因為其觸及的價值問題與讀者反應問題都具備高度的主觀性，很難被清晰定性。

那么是否仍有可能建立一個相對有共識的邊界？這個問題或許應該由文學研究者、法律專家、性學家、心理學家、甚至神經科學家共同來討論。

 

注：文中受訪對象王可為化名

參考資料：

高莎莎：《<金瓶梅>在明清時期的傳播與禁毀研究》，中國海洋大學，2009年。

石曉玲：《從<中國禁毀小說百話>看明清禁毀小說史》，《文匯讀書周報》，https://mp.weixin.qq.com/s/j-WYs0mTYJUIMln3EcBrXw

史國強：《廢都二十年：賈平凹小說在國外的研究》，《東吳學術》2013年第6期。

《專家：<廢都>是知識分子的鏡子 豐富大于"性"》，《中國新聞網》，https://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7-30/1796891.shtml

趙宏：《再談耽美作品涉罪》，https://mp.weixin.qq.com/s/NEsjSElmS972sTvheEBP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