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劉婷

在6月7日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上，與會專家表示，短期內，特朗普關稅面臨挑戰，中長期來看，世界經濟大概率會形成中美雙核驅動、更多國家參與其中的大循環格局。

5月12日，中美在瑞士日內瓦達成初步經貿協議，雙方同意大幅降低關稅水平，并建立磋商和會談機制，繼續就經貿關系進行協商。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表示，短期來看，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實施方式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主要原因在于遭遇國內司法挑戰。國際貿易法院的裁定實際上是否定了芬太尼關稅和對等關稅，以及針對中國的報復性關稅。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未來很可能會繞開司法限制，推動針對特定產業、產品或者特定國家的關稅。

5月28日，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裁定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多國加征關稅的行政令屬于越權行為，禁止執行相關政策。一天后的29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批準特朗普政府的上訴請求，暫時中止了國際貿易法院的裁定，同時要求原告和特朗普政府在6月5日和9日之前分別作出辯護和回應。

“對于行業來說，特朗普很可能通過提高或擴大232關稅征收的范圍來增稅。實際上他已經將鋼鐵和鋁的關稅從25%提高到50%。此外，半導體、汽車、制藥等產業也可能會成為目標。”屠新泉說，在國家層面，特朗普可能通過擴大301關稅的范圍來增稅，并且可能縮短301調查結論出臺的時間來推行。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指出，現在預測中美貿易走向是一件很復雜的事，原因之一在于特朗普將關稅作為一種談判砝碼，而談判存在高度不確定性，這就導致理解美國關稅政策已經超越了傳統的政策框架和博弈框架。現在需要更多關注一些外圍因素，如金融市場、兩黨沖突等。

他進一步表示，從過去幾個月的情況來看，金融市場動蕩、通脹、以及稀土等關鍵要素供應制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貿易談判進程和美國的態度。同時，經過中美激烈碰撞后，美國內部政治分化加劇，很可能是影響下一步談判進程的關鍵變量，甚至可能超越前三種力量，需要予以高度關注。

劉元春舉例稱，近期圍繞減稅法案，特朗普和埃隆·馬斯克之間的沖突、美國兩黨間的沖突、共和黨左右翼間的沖突已經全面爆發，成為美國在貿易談判中的一個關鍵短板。此外，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激進的關稅游戲，也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對于美國的認識，進而影響全球資本流動。

中銀國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表示，短期內特朗普政府可能出現“時而強硬、時而認慫”的反復，但中美貿易摩擦可能長期存在。對美國而言，從大國發展邏輯來講，對等關稅政策的出臺有一定的必然性，這其實是美國內部深層次矛盾的一種體現。

他指出，在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美國盡享美元霸權的紅利，但也付出了制造業空心化的代價。“特朗普的政策轉向就是要走逆全球化的道路，可能要‘逆’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也就是全球化還沒有開始、美元沒有大量向外輸出的這么一種局面。”徐高說，但這也是一把雙刃劍，帶來收益的同時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短期來看，美國國內經濟將受到沖擊，美國制造業新出口訂單已經出現了斷崖式滑坡。但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債務持續惡化，而美債的可持續性建立在美元霸權之上，這會對美元霸權形成威脅。

徐高還表示，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中國的上策是通過調整收入分配等方式刺激消費、增加總需求，但這是一個較為長期的策略，難度較大且需要時間，所以短期內消費或難以明顯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在此背景下，可能還是要依靠投資這一中策來維持經濟的平穩增長，能否通過國內投資規模的快速擴張，來對沖外需的走弱，或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課題。

多位專家表示，未來一段時間，中美之間在部分領域的脫鉤可能會繼續，但經濟結構的互補決定了完全脫鉤是不可能的。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斌表示，現在全球貿易被注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變量，就是對地緣政治因素的考量，尤其是對大國來說，國家安全的考量非常重要。

他由此提出全球經濟“兩驅化”的假說，即中美雙方在部分領域自主獨立，兩者之間會互通有無，歐盟、東盟、非洲、拉丁美洲這些中堅力量會同時與中美保持經濟和政治上的聯系。

屠新泉也表示，從中長期來看，未來的世界貿易和經濟可能是雙頭驅動，中美之間的貿易聯系很可能從直接聯系，轉向一種更擴散化的間接聯系。他指出，這種情況實際上已經發生了，過去幾年，通過第三方中轉，中美之間的互相依賴還在提高，所以以后“連接國”的地位或會越來越高。

屠新泉還指出，雖然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有很大的話語權或者談判籌碼，但是中國作為最大的供給方，尤其是中間品和資本品的最大供給方，也有很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會有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到中美之間的經濟大循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