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娛先聲

 韓娛再次大地震。

5月28日，HYBE創始人兼董事長、被譽為“BTS之父”的方時赫，因涉嫌在公司IPO前利用內幕信息操縱股權交易、誤導早期投資者，獲利達4000億韓元（約2.9億美元），被韓國金融監督院（FSS）移送檢方，面臨無期徒刑指控。

此案迅速在韓國文化產業與資本市場引發震動，創始人神話崩塌，裂痕已經不可逆轉地蔓延開來。

01、老股東被“做局”了

2018年起，防彈少年團全球爆紅，Big Hit（HYBE前身）創始人方時赫開始考慮上市。

進入2019年，一些機構投資者開始催促公司盡快上市。9月，傳奇資本等持股方正式致函Big Hit要求盡快啟動IPO流程，然而方時赫卻稱“以當前企業價值，上市不可能”，明確回復“無上市計劃”。

這一說法令老股東信以為真，在擔憂長期套牢、退出無門的情況下，同意將持股廉價出售。

與此同時，方時赫的親信悄然主導成立了Eastone Equity Partners和New Main Equity兩支PE（私募股權基金），于2019年6月至11月間，以約1300億韓元從包括AlpenRoute、LB投資和前副社長崔某在內的早期投資者手中收購了11.4%的股份。

調查顯示，這兩支PE架構上與HYBE高層深度交織，可謂方時赫的“影子團隊”。

其中，Eastone PE自設立起便由方時赫的親信擔任董事，而方最信任的資本人士之一、Big Hit前戰略融資高管金重東在聽聞此次投資機會后，召集了Eastone PE代表梁俊錫、New Main PE代表金昌熙等人一起設計收購方案。這導致金重東既參與公司內部業務，又出現在PE運作中，還曾輪流擔任Eastone PE高管，HYBE品牌協同本部的李升錫代表也在PE任職。

這些交叉任職表明，該基金本質上由方時赫的關系人控制，與公司之間的界限也異常模糊。

但事實上，Big Hit早在2019年9月前就申請了上市所需的“指定審計人”，并于11月與EY韓英會計法人簽訂審計協議。這一IPO關鍵步驟要求提交主承銷商合同、董事會決議等，足以證明公司已有明確上市意圖。

也就是說，方時赫一邊對老股東宣稱“不會上市”，一邊早已秘密推進上市。

最終，Big Hit于2020年10月在韓國主板上市，市值飆升。PE所持股份成倍升值，隨后迅速拋售，獲得巨額利潤。

根據媒體調查，方時赫與PE早有“利益共享協議”：若成功上市，他將分得該PE出售股票收益的30%；若未如期上市，則由其個人回購這些股份。

這實際使方時赫借道PE進行“無風險套利”——他向PE保證上市、提供內部信息，PE則作為代持者低買高賣，收益再按約定分配給方本人。整個過程中，老股東被蒙在鼓里，被誘導低價賣出股權，錯失上市高收益，而PE和方時赫本人則漁利頗豐。

據業內消息，Big Hit上市后股價大漲，方時赫從中獲利達4000億韓元（約合2.9億美元）。而主導交易的金重東賺得約1000億韓元，Eastone和New Main的代表亦分得500億韓元不等。利用這筆隱秘交易，方時赫與其親信完成了財富躍升。

上市后，HYBE乘勢開啟全球擴張，但這樁埋藏于上市前的交易也逐漸引起監管注意。

2022-2023年，韓國金融界對HYBE上市過程中存在利益輸送的質疑漸起。2024年11月，《韓國經濟日報》等媒體首次揭露方時赫涉嫌通過PE套利的細節。韓國金融監督院隨后以“信息披露違規”立案調查，并很快將案件定性為“欺詐性不正當交易”，轉入刑事程序。首爾警察廳金融犯罪搜查也同步展開偵查，2025年4月底警方首次申請搜查HYBE總部（初次被駁回），5月再次申請獲批，對公司相關資料展開扣押。

5月28日，金融當局宣布將此案通過“快速通道”移送檢方。隨著證據確鑿，案件正式進入司法程序。

方時赫被控違反《資本市場法》第443條，該條規定：若違法行為所獲利益或避免損失金額超過5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600萬元），可處無期徒刑或至少5年以上刑期。方時赫通過隱瞞上市計劃、操縱股權交易，牟利高達數千億韓元，遠超50億韓元門檻，因此法律上最高可判無期。

此外，若其行為還違反了招股文件的信息披露義務，還將觸及《資本市場法》第178條等關于虛假陳述的處罰條款，適用《特定經濟犯罪加重處罰法》等規定從重量刑。據監管人員透露，若方時赫與PE間交易被定性欺詐，當事人將難逃嚴厲刑罰。

02、創始人高度集權下的治理滑坡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也是韓國資本市場近年來少見的高層次欺詐交易指控。

以往演藝娛樂公司鮮有因證券犯罪被追究刑責的先例，此次創始人直接被控“資本詐騙”，也反映出監管層對重大證券違法行為的強力回應立場。一旦定罪，不僅方時赫本人身陷囹吾，公司亦可能被課以巨額罰金，相關非法所得也將面臨追繳。

而HYBE的上市過程伴隨這筆黑箱交易，暴露出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審計合規存在嚴重漏洞。

首先，方時赫與PE之間關于利潤分成和上市失敗回購的協議，并未出現在IPO招股書中。此類大股東與第三方的特殊協定屬于重大事項，按規定應完整披露。而HYBE在2020年提交的申報文件卻只字未提，涉嫌構成虛假陳述或重大遺漏。韓國金融監督院最初正是以“申報書內容不實”為由啟動初步調查。

其次，審計流程同樣問題重重。雖于2019年申請指定審計人并委任EY韓英會計法人，但管理層一邊向審計機構和監管部門推進上市程序，另一邊卻對外隱瞞上市計劃。這種雙重態度不禁令人質疑，當時外部審計師和監管機構是否充分獲悉公司的真實戰略意圖。

如果審計師了解到方時赫與PE的利益分配協議，那么按照職業準則，本應對財報附注或內部控制提出意見；若并不知情，則說明這筆交易極其隱蔽，游離于審計和內控體系之外。

無論哪種情況，都指向一個根本問題：公司治理透明度嚴重不足。事實上，HYBE此案也集中體現了韓國娛樂業普遍存在的治理風險——創始人高度集權，內部制衡機制薄弱。

眾所周知，K-Pop三大社SM、YG、JYP以及后來居上的HYBE，均由創始人一手打造，并長期實行“創始人中心制”的管理模式。這種模式下，創始人集創意、股權與管理大權于一身，對公司有幾乎不受約束的控制力。這種模式效率雖高，卻容易在缺乏監督下滋生道德風險。

HYBE在上市前尤為典型。方時赫個人持股比例高，又任董事會主席，在缺乏外部股東牽制的情況下，他得以繞開正式決策程序，與親信暗中運作套利方案。

有報道指出，2019年Big Hit曾進行內部人事調整，在關鍵崗位換上了方時赫親信。業內普遍解讀為“為上市鋪路”、加強對公司控制的舉措，但也意味著公司管理層缺少多元意見，使潛在問題更難在內部被揭發。如果當時公司內有更健全的治理結構，或許方時赫的異常交易很難瞞過審計和風控部門。

更需要警覺的是，方時赫案件曝光前，公司已有員工因內部交易遭調查。據悉，該員工掌握HYBE計劃于2021年1月投資YG娛樂子公司YG Plus的內幕，在消息公開前搶先買入股票，獲利2.4億韓元，最終引發警方對HYBE的搜查。

雖然此案與方時赫無直接關聯，但兩者均指向HYBE內部合規管理的薄弱——無論是創始人還是員工，都存在鉆公司治理空子的情況。內部風控制度未能防范高管和員工的違法行為，無疑反映了HYBE從上到下的治理松動。

SM娛樂作為K-Pop開創者，早期同樣采取創始人李秀滿高度集權的模式，曾出現多起治理失范事件。最著名的事件，是李秀滿通過其私人公司Like企劃與SM簽署獨家制作費合同，20多年間從SM獲取了約1734億韓元（約合1.26億美元）分成，引發股東不滿。

更早在2003年，李秀滿因為涉嫌財務違法一度被國際刑警通緝，回國后以挪用資金等罪名被判2年有期徒刑、緩刑3年（未實際入獄，但留下案底）。近年SM公司發生“奪權戰”，李秀滿被迫退出，公司開始引入專業經理人和外部股東監督，這正是多年治理積弊的爆發。

YG娛樂則因創始人楊賢碩的個人行為多次陷入法律漩渦。楊賢碩曾被指涉嫌海外賭博、逃稅等罪名，2019年試圖掩蓋旗下藝人毒品丑聞，還因恐嚇威脅舉報人而被起訴。2023年11月，首爾高等法院改判楊賢碩脅迫證人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認定其濫用YG社長權力威逼證人撤回證詞。雖然楊最終免于實刑，但其行為嚴重損害了YG的企業形象，也反映出公司內部對創始人缺乏約束，釀成“老板犯罪”的惡果。

整體來看，“創始人特權”主導下的治理失衡一直是韓國娛樂產業的通病。SM的李秀滿、YG的楊賢碩、HYBE的方時赫，這些功勛創始人在帶領公司崛起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地涉嫌利用公司牟取私利或卷入違法行為。

這類結構性失衡之所以長期得以延續，也與監管機制的遲滯與行業特殊性密切相關。

長期以來，娛樂公司規模有限、公共股東少，監管關注度相對不足。而文娛行業本身結構特殊，創始人既是管理者又可能是內容IP核心，使得其權力邊界模糊，制度層面也缺乏明確規范以應對這類復雜身份的治理問題。

但如今，這些公司已成長為數萬億韓元市值的公眾企業，創始人的一舉一動都可能牽動資本與社會的神經。與SM、YG相比，方時赫案在金額和性質上都更為嚴重，其沖擊也將更加強烈。

03、韓國文娛產業治理的拐點時刻

方時赫的欺詐案曝光后，在韓國社會和全球K-Pop粉絲群體中引發了強烈反響，一時間成為輿論焦點。

首先，投資者用腳投票。消息傳出次日，HYBE股價應聲下挫，當天收于26.6萬韓元，較前一日下跌1.3萬韓元，跌幅約4.7%，市值瞬間蒸發數千億韓元。分析人士指出，投資者原本將HYBE視為K-Pop奇跡和穩健藍籌，如今創始人涉案無疑動搖了市場信心，部分機構投資者可能重新評估公司治理風險，對HYBE的長期價值產生質疑。

在大眾輿論方面，韓國各大媒體紛紛跟進報道，將其形容為“K-Pop產業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丑聞之一”。社交媒體上網民議論如潮，許多人表達了震驚和憤怒，有網友直言“希望速速進監獄”、“千萬要有事”。也有人對監管遲遲未發現問題提出批評，認為這說明韓國資本市場對明星企業存在縱容。總的來說，輿論對方時赫本人相當負面，普遍譴責其“貪婪欺詐”，要求司法部門嚴懲。

粉絲群體的反應則較為復雜。有粉絲擔心創始人出事可能影響公司運作，從而波及旗下藝人的發展；也有人安慰稱藝人與此無關，希望外界不要因此遷怒偶像。然而，無論質疑與否，大部分粉絲一致關心的是，公司能否平穩度過危機、藝人活動是否會受到影響。

此次事件也同時引發了對行業信任危機的討論。

過去十年，韓國娛樂公司紛紛走上資本化道路：從SM、YG上市，到HYBE一鳴驚人地市值翻番，再到中小經紀公司扎堆IPO，資本市場為韓流擴張提供了充足彈藥。

然而，這一模式建立在投資者對行業高速成長和公司管理的信任之上。HYBE作為行業領軍者卻曝出上市欺詐丑聞，無疑削弱了資本對整個版塊的熱情。未來一段時間，投資人對娛樂公司的風險溢價可能提高，新的IPO或融資項目將受到更嚴格的審視。原本籌備上市的其他公司，也或將被迫延后計劃、改善治理以重建信心。

當然，這一案件對韓國文化產業的全球化雄心也是一記重擊。

近年來，HYBE大舉進軍海外市場，包括耗資收購美國經濟公司、在日本組建男團、與全球唱片巨頭合作等等，一度成為K-Pop全球化的先鋒。如今創始人深陷丑聞，勢必影響國際伙伴的信任。與此同時，監管調查與潛在訴訟也將分散公司精力，甚至可能限制方時赫本人出境或參與國際業務。這些都給HYBE乃至其他韓國文娛公司在海外的拓展增添變數。

更廣泛地說，韓國文化產業塑造的“軟實力”形象也會因商業丑聞受到拖累。金融監管人士表示，將以方時赫案為鑒，嚴正處理以重塑市場信任。一位投資行業負責人稱“如果當局不為本案設定明確的標準，類似的案件將頻頻發生。”

由此可見，方時赫欺詐案對K-Pop產業的震動是全面而深遠的。之后，韓國金融監管機構將檢討相關制度，推動法規完善；資本市場也將更謹慎地看待高增長背后的治理風險，文娛企業內部的權力結構亦面臨重組優化。

歸根結底，韓流的繁榮不應建立在個人英雄主義和資本投機上，而應立基于制度誠信和可持續的價值創造。偶像教父方時赫的“罪與罰”，或將成為韓國文娛產業與資本市場治理升級的拐點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