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2025年6月25日，蔡瀾在香港養和醫院離世，享年83歲。

這條消息通過他官方微博發布，強調“遵從其意愿，不設任何儀式，遺體已火化”，但他的去世卻沒有“風雅收場”的平靜，近日，社交媒體上關于如何評價蔡瀾出現了許多爭議。

一邊的言論是贊賞其活在當下的松弛哲學，不少媒體提及他曾與金庸、倪匡、黃霑并稱“香港四大才子”，也是四人中最后離場的一位，象征著一個文化時代的終結。

另一邊， “老登終于落幕”“配不上四大才子之名”等說法也同時出現，有人認為蔡瀾和另外三人相比，沒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四大才子”名不副實，也有人指出其風月趣味背后，實則隱藏著對女性的物化態度。

過去大多數文化名人逝世，公眾的反應往往是緬懷，蔡瀾的離開卻發展為充滿爭議的再評價。反差背后或許正說明我們對“如何評價一個人”的標準正發生變化。圍繞蔡瀾的爭議中，真正重要的未必是他本人究竟如何，而是我們怎樣面對舊日標準，以及，它們為何正在失效？

從電影到電視：一個多面文人的建構

蔡瀾的影響力橫跨文字、電視、美食與電影等多個領域。在這些軌道里，“懂玩”“瀟灑”“會生活”的人設貫穿始終，構成了那個時代風流才子的標準模板。從寫專欄到主持節目，監制電影到點評美食，他集享樂與自由于一身。

蔡瀾的電影生涯始于1963年加入邵氏影業，在公司，他擔任場記、編劇與制片人，后來還參與了成龍主演的《快餐車》《龍兄虎弟》等許多商業動作片的制作。后期他則深度涉足三級片產業，1990年，由他監制的《聊齋艷譚》以1128萬港元創下了香港三級片票房紀錄，后續則出品了《燈草和尚》《女機械人》等電影。

在他去世之后，爭議最多的也是他與三級片有關的歷史，尤其是有文章指責蔡瀾在出品《燈草和尚》時，曾脅迫當時年僅17歲的陳寶蓮拍攝，甚至有人認為蔡瀾對陳寶蓮的死亡負有某種責任。對此，蔡瀾生前助理楊翱于6月30日發文回應稱，“陳寶蓮拍片時已成年，且蔡瀾未出現在該片制作名單中。”盡管出品該電影的“大路電影制作公司”是蔡瀾所創辦的公司。

然而相關的疑云依然沒有完全散去。有網友找到證據指出蔡瀾確為該電影出品人，而香港編劇劉乃濟曾在2008年撰文回憶：蔡瀾的確曾介紹陳寶蓮做寫真女郎和出演三級片。拍完《燈草和尚》后沒有續約，是因為“看出她不想做明星”。在這篇文章中，劉乃濟還提及，對于陳寶蓮后來的自殺，蔡瀾曾對其私下表示，“我真的不明白，陳媽媽當初為什么逼女兒去拍那些片”。

在電視圈，蔡瀾最廣為人知的節目是1989年播出的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開創了香港地區70％的收視神話。他與倪匡、黃霑一起喝酒、抽煙、閑聊人生、美食與性。三人頻繁講葷段子、拋風月話題，蔡瀾也在此后被貼上了“風流才子”標簽。

據多家媒體報道，節目的起點源自當年倪匡常拉著蔡瀾和黃霑，去北角的媽媽桑夜總會喝酒。 一日蔡瀾買單后總結，酒不是最好的，女人不是最美的，一晚還要消費一兩萬。于是三人決定搞一個深夜談話節目，主打請女明星嘉賓一起喝酒聊天。

蔡瀾生前頻繁談及自己對女人的態度，這也是他爭議最集中的部分。人們對于這些言論的評判也呈現了兩極化的趨勢，一邊是“真性情”“才子本色”的肯定，但也有聲音認為，其中有著明顯的物化女性色彩。2019年播出的《十三邀》中，蔡瀾自稱“從14歲開始談戀愛，交往過61個女朋友，至少一年換一個”，面對許知遠的提問“有沒有因為搭訕被女生打過耳光？”，他回答道：“我的女朋友都很斯文。不懷恨你心的，才可以做女朋友。我選到的那些女朋友是不會的。忽然間遇到一個瘋瘋癲癲的，他媽的完蛋了。”

他將追求女性比作練習并常給出經驗之談：“交女朋友要練習，不是說馬上就交到的，怎么練習呢？丑的照殺，殺久了以后你就成了專家，那漂亮的跟著來了。” “《梁祝》的悲劇出在梁山伯太蠢，如果先把祝英臺弄大了肚子，她的父母只好雙手相送。”

這些言論曾經以風趣之名被廣泛轉發，甚至被奉為“蔡瀾語錄”，然而在今天，它們越來越被認為是一種油膩與令人不適的性別表達。

對于當下出現的這些爭論，曾與蔡瀾有過許多交集的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有著自己的看法，他告訴界面文化，“蔡先生是一個豁達的人，如果他在世，是不會理睬現在這些‘風言風語’的。”

具體到“有名無實”等爭論，他反問道，“‘實’是誰給的？‘四大才子’這個稱號，蔡瀾從沒有自己說過，都是外界的標簽，如果有人覺得他不夠格，他自己也從來沒承認過。說他沒有作品，他可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專欄作家，說他寫得很差，那是見仁見智，有許多讀者喜歡他的作品。說到底，那是個人對文學、對趣味的不同理解，不同偏好，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再正常不過了。”

而面對外界對蔡瀾“厭女”的批評，陳子善也并不認同，他回憶曾多次與蔡瀾、倪匡等人一起聚餐，有女性朋友或粉絲在場時，蔡瀾的態度一直很尊重得體，陳子善強調，自己只能為親身經歷作證，不會去評價不清楚的事。“我沒辦法替別人說話。但如果真的有人覺得被冒犯，她可以說出來，那應該是法律問題。”

在陳子善看來，大部分名人逝世后都會引起爭議，＂但我們對已去世的文壇前輩起碼要有基本的尊重，要看到他這一生做過些什么，留下了什么。應該想一想，今天的我們能否從中得到一些啟發。＂

風味、風月與風流：男性文人系統的失效

在蔡瀾身后引發的討論里，人們質疑的與其說是他本人，更多批評的是他所代表的文化機制——一種以男性經驗為核心的“生活美學系統”。在這個系統里，懂吃、懂玩、懂女人的人被視為風雅才子，而被評判的女性卻往往沒有對等的話語權力。

針對蔡瀾的評價里， “風流”是最常提及的一條，既可以指涉文字風趣、見識廣泛，也包含情史豐富。實際上在傳統文人系統里，“風流”本就是一種游走于才能與情欲之間的評價，過去蔡瀾的“風流”被視為其閱歷與才氣的體現，比如金庸曾贊他“酒色財氣什么都懂，電影美食一流通達，是一個真正瀟灑的人”，倪匡則說他“風流不下魏晉”，這些在部分文人口中的理解，既涵蓋了有才氣，也包括有閱歷與社交的資本。

然而這樣的“風流”作為一種美學，部分建立在對權力的隱性美化之上。所謂“懂女人”，實質上意味著可以定義女人、評判女人，而“風流的男人”往往是以女性的沉默為前提。

作為美食評論家和專欄寫作者，在蔡瀾筆下，食物往往與女人、旅行、肉體、幽默混雜在一起，比如在《蔡瀾談美食》一書里，他將進食女性分為可愛與可厭兩類：“美女例外，她們要怎么吃，發什么聲，都覺可愛。丑人多作怪的八婆就不能原諒，真想一腳把她們踢出餐廳大門去。”女性既是味覺延伸，也是審美對象。她們的形象、氣質，皆需通過“懂女人”的男性來加以判斷和分類。

需要說明的是，“風流”本身并非問題，它可以指對生命的純粹態度，對生活的熱愛和感知力。但當這類表達無法被女性共享，只在男性之間構成互文時，很容易轉化成另一種暴力。

我們很少能聽到“風流女人”獲得同樣的尊重，實際上大多數時候，這一描述總是伴隨著貶低、羞辱，甚至獵巫。當年 “艷照門”事件后，涉事的多位女星形象受損，幾乎全面停工，被公眾指責為“蕩婦”“不自重”。再看出版與文化界，詩人余秀華曾因一首寫給歌手李健的表白詩，被大量網友嘲諷“不要臉”，她并沒有被稱贊為風流。

蔡瀾去世后，這種不對等得到了更清晰的映照。媒體人六神磊磊也將蔡瀾與詩人余秀華并置，并認為蔡瀾的特別之處在于“是最后一個可以稍微超越政治正確的人，還有半個是余秀華，剩下沒有了。”這一說法立刻遭到不少網友的反駁。

微博網友@燃燒的霧港水手稱： “整個社會文化環境長期縱容著男性欲望，為男性欲望提供著各種資源與便利，男人通過好色獲得的聲名就是一種建立在女性壓迫之上的紅利。社會文化環境一直貶低壓抑女性欲望，女人的“好色”反而是對規訓禁忌的僭越與打破。這也是余秀華詩歌里蘊含的巨大情感張力所在。”

這一風流才子形象，深嵌在1980年代之后的香港地區文化圈，一個由導演、明星、出版人、與電視人等共同構成的網絡，彼此之間形成了較為封閉的趣味認證系統。傳播著許多他與曾經香港文化名人的交集，“成龍追著喊他‘半個師父’，說老爺子手把手教吃教喝；周星馳爆料拍《食神》時，被蔡瀾叼著雪茄拽去街頭找靈感。”

他在電影公司邵氏、嘉禾任職，又在亞視主持深夜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長期在報紙與雜志開設專欄——他的表達與形象塑造，始終是由這些主流媒介共同完成，成為許多中文讀者理解“文化人”的方式。

如今，隨著媒體權力發生變動，中心化的評論結構受到了沖擊。蔡瀾去世后，人們也隨之提出了更多的問題：如何重新檢視曾經的才子之名？風流與厭女的界限在哪里？到底是政治正確容不下真性情，還是曾經的時代難以出現女性的聲音？

蔡瀾曾在專欄中曾寫道：“男人有100個理由覺得狗比女人好，比如你讓狗擺狗姿勢，它不會大驚小怪。”當年被視為“有才”“幽默”的句子，今天的讀者看來已經顯得不合時宜。這究竟是時代不再寬容，“政治正確”矯枉過正，還是當話語權有所松動，昔日風流得以重新反思，人們終于開口說出了令人不舒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