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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年,你不知道的上海|陳毅打贏經濟戰線“淮海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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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年,你不知道的上海|陳毅打贏經濟戰線“淮海戰役”

鑒于1949年上海解放后兩次物價暴漲的教訓,1950年1月起,陳云就未雨綢繆,要求各地向上海輸送糧食,從四川和蘇浙皖三省分別調糧四億斤、一億斤米。為確保平抑物價,統一財政,陳云采取了九條措施。其意義被毛澤東所稱“不下于淮海戰役”。

淮海戰役總前委合影,左起:粟裕、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譚振林。圖片來源:《戰上海》

按: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第70個年頭。70年前,作為中國革命的最后一個難關,上海解放對新中國意義重大。沒有城市管理和經濟運行經驗的共產黨人如何以強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緊緊依靠廣大群眾,勇于創新,善于創新,戰勝一個個難以想象的困難和挑戰,解放上海,安定上海的?

2018年12月,軍史專家劉統出版《戰上海》一書,以詳實的史料還原了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上海解放第一年中發生的故事。我們從書中節選了有關經濟的七部分內容,呈現共產黨人和上海人民在穩定上海經濟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今天發表系列文章最后一篇,還原上海如何打擊投機行為、穩定物價,最終實現全國財政統一的過程。

《戰上海》 
劉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學林出版社 2018-12

1950年,陳云在新中國經濟建設規劃上,提出重大決策:全國財政經濟必須統一。以前的戰爭年代,各解放區都是各自為政,自辦財政,解決軍政經費。中央手里不管錢,各解放區貧富不均,有的財大氣粗,有的則捉襟見肘。

解放初期,特別是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需要糧食和資金支援,中央就要動員各解放區同心協力。上海的糧食儲備一直是陳云最關注的問題,必須保證上海有足夠的存糧,才能穩定上海的物價。鑒于1949年上海解放后兩次物價暴漲的教訓,1950年1月起,陳云就未雨綢繆,要求各地向上海輸送糧食。

上海調糧的艱苦歷程

1950年1月11日陳云決定調四川的糧食到上海,致電饒漱石、曾山:“四川的四億斤大米二月初即可啟運,但四川剛解放,干部少,華東要派人組織運輸并在宜昌建倉。上海和華東是缺糧地區,以多屯糧為上策。務請抽調大批干部去川運糧,統一組織全長江航運。在宜昌建倉換船下江,亦需由你們抽人去組織。”

1月12日陳云電告饒漱石:“我擔心的仍是接濟華東糧棉問題。除由東北、華東運糧濟滬外,想從四川再運三四億斤,昨已電商由華東抽人組織東運,并于宜昌建倉。此外擬購進大量外棉供應華東。總之,要估計到今年由物資供不應求而來的物價上漲。

1月22日,陳云、薄一波向毛澤東、劉少奇匯報《一旬財經要事報告》:“全國物價比去年十二月底上漲百分之三十,上海糧價則上漲百分之八十,但紗布僅漲百分之二十余。上海現存糧九千萬斤,游資專向糧食沖擊,我公司因存糧少而不敢在市上大拋,因此糧價過分突出。糧貴紗賤,有去年七八月物價大波動之勢,不利于上海工廠生產。因此,今年在紗布與糧食上必須同時增厚實力,除購外棉計劃不變外,要增購外米四億斤,連原計劃廣東購外米二億斤,共六億斤。應急辦法是,先調滬寧、滬杭兩線公糧,同時抓緊華中、東北向上海運糧,力爭改變糧貴紗賤的狀況。”

1月23日,陳云就上海糧食供應問題致電東北局高崗:本月上海米價猛漲,估計春荒難關過不去。華中、四川調給上海的公糧,或因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運量小,何時與能否調到,實在把握不大。由于米價貴,進口的外米能否很快運來,亦屬疑問。詢問東北可否再收買一批大米或稻子,能買多少,何時可買到手。

同日,陳云致電上海副市長曾山:據上海糧食公司經理王仁齋來此報告,華東糧食局說今年財政糧只能撥給貿易部八億斤,其中有把握的只有六億五千萬斤,與全國糧食會議估計的十七億五千萬斤相距甚遠。如果確實,則上海今春糧荒將十分嚴重。請查明確實數量電告。

1月25日,陳云、薄一波致電饒漱石、曾山:“糧食不足是今年上海和北方的大危機,但最大危機還不在今天而在春夏。京、津、滬在秋糧上市前,必須經常保持各囤四億斤米。為此,我們擬購外米,同時不惜工本運華中、東北、四川之米濟滬,并把華東公糧集中使用。”

1月31日陳云致電曾山:“陰歷年前由蘇浙皖三省只能運一億斤米到滬,我以為太少。改變滬米危機,必須下決心在年關前后保證上海存米四億斤左右,且以后除日常售外,要長存四億斤,直到秋糧上市為止。”(來源見文后注釋1)

1950年1月份,陳云都在為向上海調米,保證上海的糧食儲備嘔心瀝血,這又是一場全國性的戰役。由于這次提前動手,春節后的第一個“紅盤”,投機商本來想興風作浪,但在政府充足的糧食儲備面前,終于未敢輕舉妄動。上海的市場終于穩住了,以后再未發生大規模的波動。

財政統一的重要性

經過這一番糧食大調動,陳云更加感到全國財政統一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過去各解放區的分散經營,中央也不了解各地政府的“家底”。很多地方搞本位主義,打埋伏,中央調錢調糧也很困難。特別是地方財政收入不上交中央,而軍隊和各城市接收的舊人員都要中央撥款開支,中央除了印鈔票還有什么辦法?為此,1950年2月,陳云在全國財經會議開幕式上做了《財經工作人員要提高自覺性》的講話,他嚴厲地說:

“關鍵的問題是收支機關脫節,收入主要在省縣兩級,中央收不到東西,支出主要靠發行貨幣,繼續下去將天下大亂。我們的對策是實行財政統一。財政統一也有困難,但是小困難,不統一是大困難。因為全局不亂,尚可照顧局部,如全局波動,后果嚴重。”

“現在仍然處在戰爭與經濟困難的環境中。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希望我們垮臺,去年對上海封鎖,現在又進行轟炸。國內也有不滿分子和觀望分子。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把錢弄到香港或美國,又向政府要投資要借款。上海資本家說,‘共產黨是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財經打零分。’他們要在經濟上同我們較量。許多善意的人對我們的經濟十分擔心。老百姓對我們擁護,但關心物價能否穩定,還會不會餓死人。”

“為了戰勝暫時的財政困難,必須盡可能地集中財力物力,統一使用,只要這樣做,完全可以辦成幾件大事。不應把眼光放得很小,凌亂地去辦若干無計劃的事。做財政工作的同志要提高自覺性,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國大范圍來看。比較富裕的地區要克服困難,多挑擔子。”

“各地財政領導同志不應打埋伏,以多報少,否則,財政的賬無法算清,造成浪費。我們的標準不但是不貪污,而且是不浪費。所謂對國家物力財力用得恰當,就是把遲用和早用、多用和少用、先用和后用、緩用和急用的問題解決好。”

“我們國家大,情況復雜,財政工作不可能不犯錯誤。我們要小心謹慎,力求少犯錯,不犯大的錯誤。”(來源見文后注釋2)

統一財政的實行舉措

財政如何統一?陳云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是成立全國編制委員會,人員統一調配使用;二是全國倉庫物資統一清理、調度,合理使用;三是厲行節約,集中財力;四是全國公糧統一歸財政部調度;五是全國稅收統一歸財政部;六是組織外貿公司經營出口,回籠貨幣;七是國有企業統一管理納稅和利潤收入;八是人民銀行為現金調度總機構;九是軍費和政府開支由財政部保障。

通過這些措施,陳云把各地的財政收入統一歸到中央,使國庫增加了大量的收入。中央掌控了海關、稅務、鹽業、糧食、煤炭、郵電、鐵路等要害部門,實行了統一領導。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陳云辦了一批專業貿易公司,實行國家專營。如鹽業公司、銅礦公司,以及豬鬃、油脂、皮毛、有色金屬、漁業、林業等二十幾個公司,這些國營貿易公司統一了全國的經營,便于規劃和發展,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和收入。

經過建國初期的經濟斗爭,特別是上海打擊投機、穩定物價的斗爭,使陳云等中共領導人深刻體會到:市場和生活基本資料不能掌控在私人資本手里,一定要掌握在國家手里,不能允許私人資本操控市場和物價,這對國家和政權的穩定、人民的生活安定都至關重要。一個更大的統購統銷、計劃經濟的藍圖在陳云心中醞釀。

毛澤東對陳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領導財政工作的成績是非常滿意的。他后來說: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來源見文后注釋3)

1.《陳云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頁。

2. 《陳云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頁。

3. 《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687頁。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戰上海》一書,較原文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發布,小標題為編輯自擬。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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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年,你不知道的上海|陳毅打贏經濟戰線“淮海戰役”

鑒于1949年上海解放后兩次物價暴漲的教訓,1950年1月起,陳云就未雨綢繆,要求各地向上海輸送糧食,從四川和蘇浙皖三省分別調糧四億斤、一億斤米。為確保平抑物價,統一財政,陳云采取了九條措施。其意義被毛澤東所稱“不下于淮海戰役”。

淮海戰役總前委合影,左起:粟裕、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譚振林。圖片來源:《戰上海》

按: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第70個年頭。70年前,作為中國革命的最后一個難關,上海解放對新中國意義重大。沒有城市管理和經濟運行經驗的共產黨人如何以強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緊緊依靠廣大群眾,勇于創新,善于創新,戰勝一個個難以想象的困難和挑戰,解放上海,安定上海的?

2018年12月,軍史專家劉統出版《戰上海》一書,以詳實的史料還原了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上海解放第一年中發生的故事。我們從書中節選了有關經濟的七部分內容,呈現共產黨人和上海人民在穩定上海經濟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今天發表系列文章最后一篇,還原上海如何打擊投機行為、穩定物價,最終實現全國財政統一的過程。

《戰上海》 
劉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學林出版社 2018-12

1950年,陳云在新中國經濟建設規劃上,提出重大決策:全國財政經濟必須統一。以前的戰爭年代,各解放區都是各自為政,自辦財政,解決軍政經費。中央手里不管錢,各解放區貧富不均,有的財大氣粗,有的則捉襟見肘。

解放初期,特別是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需要糧食和資金支援,中央就要動員各解放區同心協力。上海的糧食儲備一直是陳云最關注的問題,必須保證上海有足夠的存糧,才能穩定上海的物價。鑒于1949年上海解放后兩次物價暴漲的教訓,1950年1月起,陳云就未雨綢繆,要求各地向上海輸送糧食。

上海調糧的艱苦歷程

1950年1月11日陳云決定調四川的糧食到上海,致電饒漱石、曾山:“四川的四億斤大米二月初即可啟運,但四川剛解放,干部少,華東要派人組織運輸并在宜昌建倉。上海和華東是缺糧地區,以多屯糧為上策。務請抽調大批干部去川運糧,統一組織全長江航運。在宜昌建倉換船下江,亦需由你們抽人去組織。”

1月12日陳云電告饒漱石:“我擔心的仍是接濟華東糧棉問題。除由東北、華東運糧濟滬外,想從四川再運三四億斤,昨已電商由華東抽人組織東運,并于宜昌建倉。此外擬購進大量外棉供應華東。總之,要估計到今年由物資供不應求而來的物價上漲。

1月22日,陳云、薄一波向毛澤東、劉少奇匯報《一旬財經要事報告》:“全國物價比去年十二月底上漲百分之三十,上海糧價則上漲百分之八十,但紗布僅漲百分之二十余。上海現存糧九千萬斤,游資專向糧食沖擊,我公司因存糧少而不敢在市上大拋,因此糧價過分突出。糧貴紗賤,有去年七八月物價大波動之勢,不利于上海工廠生產。因此,今年在紗布與糧食上必須同時增厚實力,除購外棉計劃不變外,要增購外米四億斤,連原計劃廣東購外米二億斤,共六億斤。應急辦法是,先調滬寧、滬杭兩線公糧,同時抓緊華中、東北向上海運糧,力爭改變糧貴紗賤的狀況。”

1月23日,陳云就上海糧食供應問題致電東北局高崗:本月上海米價猛漲,估計春荒難關過不去。華中、四川調給上海的公糧,或因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運量小,何時與能否調到,實在把握不大。由于米價貴,進口的外米能否很快運來,亦屬疑問。詢問東北可否再收買一批大米或稻子,能買多少,何時可買到手。

同日,陳云致電上海副市長曾山:據上海糧食公司經理王仁齋來此報告,華東糧食局說今年財政糧只能撥給貿易部八億斤,其中有把握的只有六億五千萬斤,與全國糧食會議估計的十七億五千萬斤相距甚遠。如果確實,則上海今春糧荒將十分嚴重。請查明確實數量電告。

1月25日,陳云、薄一波致電饒漱石、曾山:“糧食不足是今年上海和北方的大危機,但最大危機還不在今天而在春夏。京、津、滬在秋糧上市前,必須經常保持各囤四億斤米。為此,我們擬購外米,同時不惜工本運華中、東北、四川之米濟滬,并把華東公糧集中使用。”

1月31日陳云致電曾山:“陰歷年前由蘇浙皖三省只能運一億斤米到滬,我以為太少。改變滬米危機,必須下決心在年關前后保證上海存米四億斤左右,且以后除日常售外,要長存四億斤,直到秋糧上市為止。”(來源見文后注釋1)

1950年1月份,陳云都在為向上海調米,保證上海的糧食儲備嘔心瀝血,這又是一場全國性的戰役。由于這次提前動手,春節后的第一個“紅盤”,投機商本來想興風作浪,但在政府充足的糧食儲備面前,終于未敢輕舉妄動。上海的市場終于穩住了,以后再未發生大規模的波動。

財政統一的重要性

經過這一番糧食大調動,陳云更加感到全國財政統一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過去各解放區的分散經營,中央也不了解各地政府的“家底”。很多地方搞本位主義,打埋伏,中央調錢調糧也很困難。特別是地方財政收入不上交中央,而軍隊和各城市接收的舊人員都要中央撥款開支,中央除了印鈔票還有什么辦法?為此,1950年2月,陳云在全國財經會議開幕式上做了《財經工作人員要提高自覺性》的講話,他嚴厲地說:

“關鍵的問題是收支機關脫節,收入主要在省縣兩級,中央收不到東西,支出主要靠發行貨幣,繼續下去將天下大亂。我們的對策是實行財政統一。財政統一也有困難,但是小困難,不統一是大困難。因為全局不亂,尚可照顧局部,如全局波動,后果嚴重。”

“現在仍然處在戰爭與經濟困難的環境中。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希望我們垮臺,去年對上海封鎖,現在又進行轟炸。國內也有不滿分子和觀望分子。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把錢弄到香港或美國,又向政府要投資要借款。上海資本家說,‘共產黨是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財經打零分。’他們要在經濟上同我們較量。許多善意的人對我們的經濟十分擔心。老百姓對我們擁護,但關心物價能否穩定,還會不會餓死人。”

“為了戰勝暫時的財政困難,必須盡可能地集中財力物力,統一使用,只要這樣做,完全可以辦成幾件大事。不應把眼光放得很小,凌亂地去辦若干無計劃的事。做財政工作的同志要提高自覺性,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國大范圍來看。比較富裕的地區要克服困難,多挑擔子。”

“各地財政領導同志不應打埋伏,以多報少,否則,財政的賬無法算清,造成浪費。我們的標準不但是不貪污,而且是不浪費。所謂對國家物力財力用得恰當,就是把遲用和早用、多用和少用、先用和后用、緩用和急用的問題解決好。”

“我們國家大,情況復雜,財政工作不可能不犯錯誤。我們要小心謹慎,力求少犯錯,不犯大的錯誤。”(來源見文后注釋2)

統一財政的實行舉措

財政如何統一?陳云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是成立全國編制委員會,人員統一調配使用;二是全國倉庫物資統一清理、調度,合理使用;三是厲行節約,集中財力;四是全國公糧統一歸財政部調度;五是全國稅收統一歸財政部;六是組織外貿公司經營出口,回籠貨幣;七是國有企業統一管理納稅和利潤收入;八是人民銀行為現金調度總機構;九是軍費和政府開支由財政部保障。

通過這些措施,陳云把各地的財政收入統一歸到中央,使國庫增加了大量的收入。中央掌控了海關、稅務、鹽業、糧食、煤炭、郵電、鐵路等要害部門,實行了統一領導。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陳云辦了一批專業貿易公司,實行國家專營。如鹽業公司、銅礦公司,以及豬鬃、油脂、皮毛、有色金屬、漁業、林業等二十幾個公司,這些國營貿易公司統一了全國的經營,便于規劃和發展,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和收入。

經過建國初期的經濟斗爭,特別是上海打擊投機、穩定物價的斗爭,使陳云等中共領導人深刻體會到:市場和生活基本資料不能掌控在私人資本手里,一定要掌握在國家手里,不能允許私人資本操控市場和物價,這對國家和政權的穩定、人民的生活安定都至關重要。一個更大的統購統銷、計劃經濟的藍圖在陳云心中醞釀。

毛澤東對陳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領導財政工作的成績是非常滿意的。他后來說: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來源見文后注釋3)

1.《陳云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頁。

2. 《陳云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頁。

3. 《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687頁。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戰上海》一書,較原文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發布,小標題為編輯自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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