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根 周旭峰
在疫情來襲的2020年，成都上半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同步增長0.6%，在經濟總量前10城市中排名第5，成為全國經濟秩序活力恢復最好的城市之一，其持續推進的產業功能區建設，成就了城市經濟產業的御險力與成長性，加速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產業要素合理流動及高效集聚，助力暢通產業鏈內循環，構建“穩定之錨”。
來自硅谷的啟示 產業功能區是未來城市新形態
舉世聞名的硅谷，并不是真正的“谷”，而是長約50公里，寬約16公里，共70余平方公里的一條狹長地帶，上百萬的高科技精英們聚集在這里，其中拿過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就有30多人，他們供職于包括蘋果總部、谷歌總部在內的大大小小上萬家高新技術公司，工作閑暇時就背著包愜意穿行于斯坦福大學里或是去公司附近吃上一頓“異域風情”的中餐。
硅谷的成因，其實很簡單，當時政府想要留住斯坦福大學的優秀畢業生，提升當地經濟，就開辟出一個工業園，允許高技術公司租用，沒想到園區經濟飛速發展，成了高科技聚集區。
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范銳平表示，“我曾經去硅谷考察，那里的創新環境給我很大的啟發，硅谷給各類創新人才搭建起便利的生活場景和要素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場景，從而促進創新要素的迸發。”
在范銳平看來，硅谷帶來的重要啟示之一就是，“要以獨立城市的理念，重新整理城市格局和功能分區，提升功能復合率和城市宜業宜居度，促進職住平衡、人城產融合、先進要素集聚、吸引優秀人才、提高外部交通物流效率”。
這份得之于硅谷的“啟發”，在2017年7月的成都國家中心城市產業發展大會上，細化為了兩份“導航”性文件——《關于創新要素供給培育產業生態提升國家中心城市產業能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和《成都市產業發展白皮書》，成都產業園區的發展，也自此走上了“產業功能區”的特色路徑。
結合國內產業園區40余年的發展歷程及經驗，成都將產業功能區的建設發展路徑設定為“產城融合”。
如果把時針撥回到1979年，人們會看到，與香港元朗隔海相望的深圳蛇口，土地成本是元朗的十分之一，人力成本則為其百分之一，且進出口貿易需求巨大……這一年，中國首個產業園區——深圳蛇口工業區設立。
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貿易黃金十年開啟，國內產業園區順勢蜂擁開建，在帶動產業集中、企業集聚的同時，交通擁堵、產城分離、公共服務緊張、產業同構競爭等“大城市病”也不期而至，引發了管理層對產業園區建設方向的思考和調整。
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關于開展產城融合示范區建設有關工作的通知》、2017年《關于促進開發區改革和創新發展的若干意見》相繼出臺，為產業園區的發展指明了產城融合和創新發展的新方向。
從工業集中區的1.0版本到高新區的2.0版本，再到產城融合創新發展的3.0版本，中國產業園區的進化之路清晰可見。
成都現代產業園區的發展起步于1988年，彼時規劃面積達40平方公里的成都高新區開始建設，三年之后，國務院首批批準設立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21世紀初，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讓成都產業園區進一步快速發展，到2003年全市范圍出現了116個產業園，同年《成都市工業發展布局規劃綱要（2003年-2020年）》發布，明確成都116個工業園區將劃分為21個工業集中發展區，并打造包括電子信息產業在內的6大工業基地。
彼時成都工業園區沿用生產要素和企業規模集中的單一經濟組織方式，在后續發展中暴露出諸如產業鏈條不夠完整、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產城融合度不高、同質化發展、管理及開發機制待完善等問題，產業園區的發展模式亟待迭新。
2017年4月，成都迎來了城市發展格局的“千年之變”。為破解“大城市病”，打開永續發展新空間，成都提出“東進、南拓、西控、北改、中優”，其中“東進”將翻越龍泉山，成都從“兩山夾一城”的逼仄，變為“一山連兩翼”的開闊。
城市空間“千年之變”的三個月后，成都產業園區的建設也“同步”迎來了一次巨大變革，成都在產業發展大會提出，要統籌布局建設66個產業功能區。以提高功能復合率和宜業宜居度為導向的“產業功能區”，正是成都產業園區的3.0版本。
硅谷里全球頂級IT精英云集的場景，給成都帶來的另一個重要啟示則是——產業和城市之興，必以人為本，傳統營城邏輯必須改變。為此成都提出以“人城產”邏輯推動城市發展方式轉型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將產業功能區打造為未來城市新形態。
產業功能區的終極形態是“獨立城市”
這個產業園區3.0版，在成都為什么叫做“產業功能區”？
答案就在范銳平反復提及的一句話，“一個產業功能區就是若干新型城市社區”。成都的產業功能區不再是產城分離的工業園區，而是“功能復合、職住平衡、服務完善、宜居宜業”，產城高度融合的城市社區。
以往的產業園區只有產業，沒有生活。成都產業功能區要高標準規劃建設學校、醫院、鄰里中心、生態公園等配套設施，以及社區綜合體、公園和綠道、配套酒店、商業街等公服配套，這樣的產業功能區，既是產業社區，更是獨立城市。
建設產業功能區，自此成為了成都轉變城市發展方式、重塑經濟地理、破解大城市病、克服區域發展同質化、構筑區域發展比較優勢和國家中心城市核心優勢的重要抓手和戰略支撐。
以 “人”為本—— 以“人城產”邏輯營城興產
從統籌建設66個產業功能區開始，成都產業園區的發展邏輯就有了“徹頭徹尾”之變——從“產城人”到“人城產”再到“人城境業”和諧統一，“人”的排序從尾變成了頭。聚人成產、為人減負、給人賦能，三年來產業功能區建設的許多重點工作都圍繞著“人”來次第展開。
積聚優秀人才，成為了成都產業功能區發展的頭條邏輯。
聚才之本，在于打破人才引進成長的體制障礙
2016年，剛博士畢業的公韋，通過引進人才的方式，成為了高新區一名普通機關工作人員。在一線工作三年之后，他參加了成都高新區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局企業服務處副處長的競聘，并最終從300多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成功競聘。他告訴界面四川，“博士學的就是信息類的專業，這對日常開展服務工作有不少幫助”。
實際上，公韋的工作轉折不過是成都產業功能區通過“員額制”管理辦法，打破職務身份對高端人才的束縛，實現人崗相適，讓專業人干專業事的一個縮影而已。在高新區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局里，具有電子信息類高學歷專業背景的工作人員占比已超過了50%。
為了打破傳統行政化管理范式，破解高端人才難引進、留不住的難題，成都市打破編制、身份和任職限制，創新推行崗編分離、全員聘任為核心的員額制管理，制定員額制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形成以能力選干部、按崗位定薪酬、靠環境聚人才的開放型專業化管理平臺。
通過實施“員額制”，通過建立“人員能進能出、崗位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的靈活機制，極大地釋放了制度活力，激活各類人才創新創業的一池春水。
2018年，成都新增“蓉漂計劃”專家和團隊均來自于產業功能區；2019年全市66個產業功能區共引進人才779名。成華區在成都龍潭新經濟產業功能區推行市場化的薪酬制度改革，激發了干部干事創業激情；新都區打破職級限制面向全區招聘專業干部人才，配套出臺員額薪酬管理辦法，進一步優化產業功能區干部專業結構。
聚才之要，在于營造人才生產生活的人文環境
2017年以來，全國主要城市興起了一股“搶人大戰”。以武漢為代表的城市主要靠戶籍政策吸引各類人才落戶，以杭州為代表的城市主要打“智慧經濟”牌吸引各類高端人才。而位于中國西部的成都則以產業功能區為先進要素集聚平臺，注重以價值尺度和人文尺度為指引，圍繞產業人群構建生活性服務平臺，構建人文和諧、包容開放和富有親和力的城市公共空間，大力營造具有濃郁煙火氣、生活味、成都范的產業生態、創新生態、生活生態和政策生態，讓產業功能區成為專業人才“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地方”。
優化功能區空間形態方面，堅持以價值尺度和人性尺度為指引，用公園城市理念和城市美學設計提升功能區組團空間價值，按照“景區化、景觀化、可進入、可參與”要求構建生態景觀體系、綠道體系、公園游憩體系，串聯生產、生活、生態空間，打造“上班的路”“回家的路”社區綠道各100條，公園城市示范街區35個，創建公園小區50個，提升了空間步行可及性和體驗舒適度。
完善功能區設施功能方面，以產業的功能需求和產業人群的個性化需求為導向，精準測算功能區未來人口規模、專業化生產設施和基礎設施、個性化生活服務和公共服務需求門類、規模和布局，合理確定能源、交通物流等生產配套設施，教育、醫療、文體、休閑等生活配套設施。今年上半年，天府新區、龍泉驛區、新都區等10個區市縣，就已完成了人才公寓和產業區配套住房的年度建設目標。年內，將有12條線路合計518公里的地鐵串聯各個產業功能區，建成100個“網紅打卡點”，打造100個文體旅商融合發展的新經濟新業態場景，產業人群將有更多休閑、消費、娛樂新選擇。
優化功能區人文環境方面，加強社區化管理路徑的探索，著力解決產業發展職能和社會服務職能“兩張皮”的困境，形成功能區主導、企業參與、街道服務、社區居民自治的共建共享共促格局。如雙流區定期舉辦“企業咖啡時”活動，由行政審批局等部門會同街道共同“問需企業”，與企業共同研究解決方案。據了解，雙流區還專門設立產業功能區法庭，為產業功能區建設發展 提供精準的司法服務和保障。
根據DT財經聯合聯通大數據發布的2019年流入人口城市排名，成都排在全國第三，僅次于上海和東莞。成都對于各類人才的強大吸附力，正源于產業功能區建設的巨大需求。成都市66個產業功能區共集聚人才437萬，占全市人才總量的82.6%。
解碼產業功能區發展的動力之本——體制機制創新
在產業功能區建設過程中，成都持續推進管理運營體制機制創新突破，提出了“核心在產業、關鍵在功能、支撐在園區、機制是保障”的總體思路。三年里，體制機制變革創新已成為成都產業功能區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助力。
如今，通過堅持把體制機制改革作為關鍵環節和重要任務，聚焦“創新專業化運營、實施專業化管理、建強專業化團隊、加強專業化協作”，成都已初步形成了銜接配套的制度體系、精簡高效的組織體系和專業靈活的運行體系。
配套制度體系確保目標明晰
在制度體系的總體改革方向上，成都市委發布的《關于創新產業功能區體制機制的指導意見》，為規劃權限上收、經管權限下放、鄉鎮（街道）職能轉變等重大變革提供了整體思路。
大方向大目標既定后，小目標也隨之清晰——《產業功能區運行效能提升三年行動計劃》和《成都市產業功能區建設職責任務清單》的相繼制定，為產業功能區建設提出了明確的階段性目標，激勵各部門為之拼搏。
此外，“摸著石頭過河”的產業功能區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也在同步開展中。去年8月，崇州農業產業功能區里，道明鎮龍黃村11組的村民胥念勇將自己的農房流轉給了合作社，他與合作社正式簽訂了租賃協議，實現了四川省首個農村宅基地“租賃”的試點。
從宅基地“租賃”到竹藝村“共享林盤”，崇州的改革試點仍在繼續，而這些試點改革的成果，最后會進一步轉化為完善功能區運行機制的專業政策。
高效組織體系推動職能轉變
圍繞著產業功能區的組織體系變革，以高效精簡為原則，從上至下全面展開，覆蓋了市、區市縣、功能區、鎮（街道）和專業公司等多個層級。
市級方面在機構改革中為32個市政府工作部門核定了129個產業促進處室，助力市級部門圍繞產業生態圈和創新生態鏈轉變職能和轉變經濟工作組織方式；區（市）縣方面，實行扁平化管理，提高議事決策效率；產業功能區方面，嚴控機構數量，全市112個產業園區管理機構精簡為66個；鎮（街道）方面，大力實施鄉鎮（街道）行政區劃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并積極探索“區街融合”新模式；專業公司方面，已有65個產業功能區設立或引入專業運營企業。
組織體系的變革，讓功能區的工作效率明顯提升——青白江國際鐵路港管理委員會在功能區內設立了綜合服務中心，把區行政審批局、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生態環境局等區級部門作為“職能局”，實現核心職能下沉功能區、涉企服務職能延伸功能區，90%以上事項實現“一枚印章管審批”，95%以上事項可以“網上辦”。
疫情中，青白江國際鐵路港的高效表現更為亮眼，今年一季度，TCL通過中歐班列實現了從成都的出口同比逆勢增長200%，TCL成都工廠供應鏈部經理蒲海表示，“TCL計劃年內將80%的產能轉移到成都，這里的國際物流通道非常高效。”
靈活運行體系為功能區賦能
在不斷革新的運行體制的支撐下，成都產業功能區的“決策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
扁平化的管理機制加上規劃權限上收、經濟管理權限下放、建立“五位一體”統籌機制和14個產業生態圈工作推進機制……賦能提效減負機制不斷完善，“辦事跑斷腿”沒了，高效服務成為了產業功能區的“標配”。
新津縣制定產業功能區行政審批服務事項清單，下沉156項行政審批服務事項；雙流區內部設立了“園區服務科”，將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下沉到產業功能區，專心服務企業。
功能區企業對此感受頗深，四川省美河線纜廠行政部主任簡錦秀就很舒心，“現在辦事都不用出功能區了，想要的服務都能很快實現”。
機制體制創新變革為成都功能區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三年來產業功能區建設成果斐然——截至今年5月，共引進重大項目411個、總投資6785.11億元，均占全市總量的九成以上；集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超1200家，引進高層次人才140名、頂尖團隊14個……
能“打”的產業功能區 破“疫”成都經濟產業密碼
0.6%，這是成都經濟交出的半年答卷。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很難找出這樣低的經濟增速，但是在疫情和國際形勢多重復雜因素疊加之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之挑戰，成都經濟頂住壓力，頑強地走出了一個漂亮的V形強勁反彈。“二季紅、半年正”，這個成績來之不易。
“轉正增長”背后，得益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
以產業生態圈建設引領產業發展，構建高效的現代化開放型產業體系，以產業功能區為載體加強供應鏈銜接配套，供給側活力持續增強。
從工業數據看，上半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2.4%，連續4個月保持回升態勢，其中6月當月增長5.3%。行業增長面穩步擴大，37個行業大類中17個行業增加值實現增長。
主要行業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分別增長19.2%、16.1%。新興工業產品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電池、集成電路產量增長56.9%、54.3%、25.6%。30戶工業龍頭企業產值增長5.1%，其中19戶企業產值實現增長，5戶企業產值增速超過20%。
3月，成都市召開都市現代農業產業生態圈建設推介會，簽約項目14個。今年4月，四川成都航空產業園項目二期正式開工，引進了8家包括大飛機機頭項目在內的航空配套制造企業。今年5月，華為公司與京東方科技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在成都高新區共同打造柔性顯示西南基地……
截至6月，上半年全成都市66個產業功能區共引進重大項目158個，總投資2201.44億元。既是成都面對疫情所展現的“壓力”表現，也是城市接下來經濟發展及構建“內循環”的重要支撐。
在頭部企業的集成帶動下，產業生態圈漸現競爭優勢
也許就連很多成都人都想不到，全市60%以上的地鐵車輛已實現本地造；全球一半的iPad平板電腦產自成都；全球50%以上的筆記本電腦CPU為成都造；全球第二條、國內首條量產的第6代AMOLED全柔性生產線——京東方AMOLED柔性面板落地于此……
在成都海威華芯科技有限公司，上百位研發人員每天熟練地操作軟件，靜靜地進行芯片研發。幾分鐘車程之外，我國首條以金屬氧化物為核心、面向8K以上超高分辨率電視市場的液晶面板生產線——中電熊貓8.6代液晶面板生產線上，一張張面板流水般下線……像這樣集研發、生產于一體的場景，只是成都電子信息產業萬億級產業布局的一塊拼圖。
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副主任王海林表示，全球化正迎來下半場，區域化、本土化加強，全球供應鏈距離正在縮短，而著眼到當下發展的關鍵之舉是，按照中央部署“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增長點過程中，建立新的產業一體化關聯關系。
去年電子信息產業功能區引進的住友化學觸控模組項目已經量產，直供京東方；而另一家京東方主要配套供應商拓米國際，引入國際頂尖專家和高端人才成立量子點(QD)、3D玻璃貼合(Lami)、OLED照明等5個課題研究小組，未來項目研發成果轉化投資預期在38億元以上；此外十多家科技型企業也已進入華為供應鏈。
聚焦在優勢企業上下游、左右岸精準配套，提高產業功能區本地配套率，更科學、優化的空間布局，在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綜合交通規劃院院長張國華看來，成都正不斷統籌交通、空間、產業三大要素，優化產業布局和空間結構，重塑產業經濟地理。
區塊鏈行業四川最大的算力中心，四川毛球科技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王明鎏告訴界面四川，在功能區領導協助下，毛球科技正和行業頭部企業強強聯手做一些資源上的業務整合，并持續投資芯片研發，力爭年內打造一款“成都造”的芯片產品。
對成都來說，產業發展正在進入新時代——從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著力打造產業生態圈，從“成都速度”到“成都品牌”“成都質量”，成都產業轉向高質量發展。
拓展運用全球資源市場，功能區外貿看漲
外貿，無疑是受疫情影響最大的領域。據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14.24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3.2%。其中東部地區外貿進出口11.39萬億元，下降4.7%，而中西部地區進出口2.38萬億元，增長5.7%，占外貿總值的16.7%，比重提升1.4個百分點。
界面四川注意到，在上半年出口額超500億的32個主要進出口城市外貿情況中，成都以23.5%的同比增長排到了第一位，實現上半年進出口總額3230.9億元的逆勢崛起。
從產品結構看，加工貿易快速增長，以加工貿易方式實現進出口2265.4億元，增長25.0%，占外貿進出口總額的70.1%，比去年同期提升0.8個百分點。加工貿易的作用在于支撐外貿進出口總額的穩定，西南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駱玲表示，成都在加工貿易方面，圍繞各產業功能區逐漸構建起較完整的產業鏈，是此次疫情之中能夠支撐外貿進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
疫情期間，成都電子信息產業功能區里的一些頭部企業遇上了一個復工難題，高精儀器的外籍維護工程師難以入境。高新區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局企業服務處得知情況后，及時聯系了衛健委等部門，做好防控預案后，迅速為相關企業開通了外籍工程師入蓉快速通道。
剛解決了工程師的問題，一個新難題又冒了出來。由于國際貨運通道關閉，一龍頭外資企業所需的生產原材料嚴重缺貨，高新區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局企業服務處的工作人員在了解企業困境后，先是通過包機航線解決了該企業的燃眉之急，后來國外疫情加劇，又通過客機改貨機的方式，保障了空中物流通道。
物流通道的暢通讓成都電子信息產業功能區的企業在上半年獲得的訂單不減反增，并成功帶動外貿商品結構的整體優化。
上半年，成都高新技術產品出口1427.9億元，增長27.6%，其中電子技術產品、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產品出口分別增長28.3%及26.1%。而成都高新綜合保稅區實現進出口2489.1億元，增長27.6%，在全國綜保區中繼續排名第一。
當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加，跨國企業從鞏固市場份額和比較優勢出發，紛紛調整全球創新資源和生產基地布局。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國家戰略之下，作為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戰略節點,成渝兩地中歐班列開放量接近全國50%，在構建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方面具備顯著優勢。成都人力資源優勢突出，生活宜居美譽度高，如果在全球資源及全球市場的運用上能有大的突破，將迎來新的一輪運用外資和提升產業機構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