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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成為非洲文學大年:從布克到諾獎,西方獎項對于今日非洲文學意味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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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成為非洲文學大年:從布克到諾獎,西方獎項對于今日非洲文學意味著什么?

2021年國際文學界的主要獎項都頒給了來自本土和海外的非洲作家。那么對于他們而言,這些勝利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從左至右依次是:戴維·迪奧普、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納迪法·穆罕默德、戴蒙·加爾古特、凱倫·詹寧斯。圖片來源:Getty, Andy Hall, Suki Dhanda

11月3日凌晨,達蒙·加爾格特(Damon Galgut)憑借小說《承諾》(The Promise)獲得了2021年布克文學獎。小說講述了一個南非白人家庭在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后遭遇政治和社會動蕩的故事。加爾格特在獲獎感言中說道:“今年對于非洲文學來說是偉大的一年。我來自那片神奇的大地,我想代表非洲大陸上所有那些被述說的和還沒有被述說的故事,以及那些有名的和無名的作者接受這一殊榮?!?/p>

正如加爾格特在獲獎感言中所說的那樣,2021年堪稱“非洲文學年”。這并非夸大其詞。在加爾格特獲得布克文學獎之前,今年世界文學界的諸多重要獎項已經被具有非洲血統的作家收入囊中。今年6月,戴維·迪奧普(David Diop)憑借其第二部小說《黑夜中的血腥》(At Night All Blood Is Black)與其英文版翻譯者安娜·莫紹瓦基斯(Anna Moschovakis)共同捧得國際布克獎。小說講述了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靈感源自于一戰中塞內加爾步槍手的經歷。而就在布克文學獎頒發的同一天,塞內加爾再次脫穎而出,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Mohamed Mbougar Sarr,塞內加爾作家)憑借小說《男人們最秘密的記憶》(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摘得2021年法國龔古爾文學獎,并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中第一個獲得該獎項的作家。

戴蒙·加爾格特讀《諾言》 圖片來源:YouTube/TheBookerPrizes

今年10月,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出生在東非桑給巴爾島的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1968年桑給巴爾革命后,古爾納來到英國,其作品主要圍繞難民主題展開,通過10部小說描述了顛沛流離的難民生活。古爾納的《天堂》(Paradise)、《在海邊》(By the Sea)以及2020年出版的《來世》(Afterlives)等小說細致而又有力地審視了難民問題,對后殖民時代的許多人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他稱之為“災難性的悲劇”,他的作品也因此贏得了世界評論界的尊重。而現在,他的作品可能會迎來新的讀者。

除了加爾格特,同為南非小說家的凱倫·詹寧斯(Karen Jennings)也入圍了今年的布克文學獎候選名單,入圍作品《小島》(An Island)講述了一位燈塔看守人與一位難民相遇的故事。和古爾納一樣,入圍布克文學獎將從根本上擴大了詹寧斯的讀者群體——之前,《小島》僅有500冊的印刷量,但在提名布克文學獎之后,印刷量上漲了數千冊。與此同時,索馬里裔英國作家娜蒂法·穆罕穆德(Nadifa Mohamed)憑借《幸運者》(The Fortune Men)入圍了2021年布克文學獎短名單,該小說基于真實發生在加的夫老虎灣的一次誤判,講述了一名索馬里水手在威爾士被錯誤指控謀殺的故事。

然而,閱讀這些獲獎作品需要謹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這些都是歐洲的文學獎項,這也就意味著他們的歷史從此將與“歐洲作品”的身份密不可分,并帶著這重身份不斷增值。就像人們所說的,他們的歷史作為一種資產階級藝術形式已經被采用和展示了幾個世紀,如果這些自封的保管員考慮承認其更廣泛的潛力,并要擴大其界限,那么將由誰來開啟這一進程,誰又能決定其他人是否擁有發言權呢?他們應該針對的是哪些讀者群體?在談及“非洲國家”和“非裔群體”時,哪一種身份意味著特別優待,哪一種身份又意味著排斥壓制?

凱倫·詹寧斯(左)在齋蒲爾文化節參與線上對談 圖片來源:Youtube/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

作家的一生大部分是漫長而默默無聞的,文學獎項不過是其職業生涯的冰山一角,離不開作者本身的勤奮、出版商和書商的努力,以及國家、語言和地區所創造的生態系統。談及今年收獲頗豐的非洲文學,英國坎農格特出版公司的資深編輯兼凱恩非洲文學獎(The Caine Prize for African Writing)主席艾拉·瓦卡塔瑪(Ellah Wakatama)認為:“這些勝利并不是突然從天而降的,而是因為付出了極大的努力開拓空間,并最終迎來了這些值得紀念的時刻。”瓦卡塔瑪還說,這些努力不會終止,“直到我們非洲作家能夠出版足夠多數量的作品,多到獲得布克獎這樣的文學獎項成為我們文化的常態,而不再是什么出人意料、非比尋常的事情?!?/p>

這將會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頒獎評審團的組成、不斷變化的品味以及對不同類型作品的反應等等,也都是決定作品能否獲獎的重要指標,這些指標具有復雜性,并不總是那么顯而易見。與這些作家交談時,有兩個因素反復出現:一個是關于某種“現象”的任何討論都必須圍繞非洲傳統文學文化的多樣性;而另一個則是,應當在討論的一開始就體現出這一主旨,而不是在高潮時才體現。用加爾格特的話來說就是:“我希望這樣的對話能讓人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關注這個問題,直到它變得不容忽視,才有可能被重視。”

我問古爾納,他是否感覺到,過去那些不被接受的故事,現在已經開始得到廣泛的關注。他回答說:“可能是這樣的。當然,我肯定希望是這樣。但是,我認為這可能是最近發生的很多事情的結果?;蛟S,對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能夠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不僅僅是報紙上報道的事情。我覺得現在還有一種反敘事的故事,不像以前那樣完全依賴于既定事實的、或是需經審核的故事?!惫艩柤{提到了對于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事件的回應——這些國家都遭受了美國和英國的嚴重干涉。古爾納表示:“所有這些都體現了政策的丑陋,以及弱小國家所遭受的殘酷和不公。還有美國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以及過去幾個月在英國開展的商業活動、文化戰爭、雕塑活動等等。所有這些事情可能會引起人們更強烈的認知,但是我非常懷疑這些會對文學獎項帶來直接影響。我更愿意相信,這些作家能夠獲獎更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作品?!?/p>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 圖片來源:Wikimedia

古爾納對于他所暗示的文化戰爭表現得很敏銳,還夾雜著幾分冷幽默。他將那些文化戰爭描述為“人們之間進行的無意義的對話,而這些人在我看來,他們無意識抵制的那些事物終將反過來將他們清除”。他還煞費苦心地指出,這種清除純粹是思想上的,并堅稱自己沒有給他們太多的空間。古爾納還說:“我對他們之間的戰爭和辯論沒有什么意見,這是他們的事情,與我無關,但是在我看來,至少一個半世紀以來,這種爭論早已經失敗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論點早已失去了任何可以捍衛的道德立場。然而,為了將這場戰爭持續下去,他們不得不尋找另外一個小平臺,站在上面喊著那些老掉牙的廢話。哎,讓他們去喊吧,我一點也不擔心?!?/p>

盡管如此,但小說家們的創作顯然會被他們身處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氛圍影響,尤其是大環境對于文學文化的態度。對于加爾格特來說,布克文學獎評審團的認可還尚未在他的祖國南非得到呼應。比方說,他至今仍然沒有收到藝術和文化部門的任何消息,這種疏忽并非針對于他個人,而是反映出了這個國家對于作家的態度。如果文學真的得到了關注,在他看來,那將是一束光;在暗淡的政治前景中,那將是一簇值得抓住的光明的火花。然而,加爾格特說道:“我更憤世嫉俗的一面是,南非大多數的政客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文學?!?/p>

和許多作家一樣,加爾格特也熱衷于強調通過具體實踐來支持和加強文學文化的必要性——在發表布克獎獲獎感言時,加爾格特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包括通過取消圖書增值稅來解決高昂的圖書成本問題,這一運動已在南非開展了多年。雖然聽上去這似乎是一個技術要點,但它卻是培養閱讀和寫作的關鍵,也是確保文學不被視為精英階層的消遣活動的關鍵——而正如《承諾》一書所探討的,這里的精英階層往往就等同于白人。加爾格特認為:“你必須先創造出重視閱讀和寫作的文化,然后人們才會投入大量的時間去把它做好。然而現在,這并不是一個優先事項?!?/p>

蒂莫西·奧根內 圖片來源:Clare Mackenzie

蒂莫西·奧根內(Timothy Ogene)是一位詩人、學者和作家,他在尼日利亞長大,現在生活在美國。他即將出版的諷刺小說《蹺蹺板》(Seesaw)講述的是一個默默無聞、落魄的尼日利亞小說家被一個富有的美國白人抓住,并被帶回波士頓去“展示”他的國家的故事。和加爾格特一樣,奧根內敏銳地意識到西方文學生態中所固有的財富和特權——從作品的出版、發行,到對各獎項的資助。但奧根內同樣也相信,近期非洲作家在各大文學獎項上獲得的成功,凸顯了來自非洲本土和海外移民的不同聲音,引起了人們對于那些在亞洲、阿拉伯地區和印度洋地區的非洲人的文化的關注。奧根內表示,是什么構成了非洲文學,這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拔覀儗τ诜侵尬膶W的定義非常狹隘,尚且還停留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時齊諾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和渥雷·索因卡引領的非洲現代文學才剛剛興起。你知道嗎,反殖民主義態度已經走到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非洲文學。但我覺得情況已經開始有所改變。很多當代作家開始探索不同的想法,以非洲人的角度去觀察不同的認識論。”

創造力的基礎是能動性,而能動性包括抵抗外部期待和約束的能力和權力。奧根內說,他會嘗試去一些“非洲作家們通常不常去的地方”,敞開心扉,“以新的方式去面對種族和認同問題,并重新審視當今世界下身為非洲人的身份?!碧魬鹪谟谌绾螖[脫障礙。他補充道:“現在是時候開始超越,去尋找意識和政治形態之外更多的關聯。”

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的新作《男人們最秘密的記憶》圍繞一位早已被世人遺忘的作家展開,他綽號“黑蘭波”,多年之后,一位年輕的塞內加爾小說家發現了他的作品。薩爾告訴我,他講述這個故事的動力來自于“西方文壇對于非洲黑人作家模棱兩可的態度”。令人驚訝的是,這本小說是根據馬里(西非國家)作家揚博·烏洛格(Yambo Ouologuem)的真實經歷改編創作的。烏洛格曾在文學界備受贊譽,在1968年就成為了法國文學獎勒諾多獎(Renaudot)的首位非洲得主,但是后來他被指控剽竊,隨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他的作品也引發了關于作者身份和權威的思考。

薩爾這次獲獎凸顯出了一個非常顯著的“異常”:自1903年龔古爾文學獎誕生以來,薩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中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作家。這種排斥現象引發了“與殖民統治及其后果相關的結構性問題和文學社會學問題(種族主義、社論的蔑視、無知,以及文學環境和法國公眾對于來自全球法語區的法語作家,尤其是來自非洲的法語作家的小說缺乏興趣)”。不過,最近這次獲獎似乎已經“糾正”了這種反?,F象。薩爾說道:“我認為不應該錯誤地把非洲作家獲獎這件事視作一種罕見而珍貴的偉大恩典。如果我們把它看作是常規之中的一個例外,那就仍然意味著什么都沒有改變,我們獲獎只不過是對規則的一次豁免,很快我們就又會回到舊秩序當中?!?/p>

多元化和同理心是今年獲獎小說的特點。未來的關鍵推動力不僅是要保持空間的開放,還要使空間不斷擴大。正如薩爾所說:“龔古爾文學獎不僅僅對于我個人的作品建設給予了極大的鼓舞,對于非洲作家尤其是年輕作家的鼓舞更甚。未來是屬于他們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成為一個例外,我也絕對不會只是一個例外。”

(翻譯:劉桑)

來源:衛報

原標題:From the Booker to the Nobel: why 2021 is a great year for African writing

本文為轉載內容,授權事宜請聯系原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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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成為非洲文學大年:從布克到諾獎,西方獎項對于今日非洲文學意味著什么?

2021年國際文學界的主要獎項都頒給了來自本土和海外的非洲作家。那么對于他們而言,這些勝利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從左至右依次是:戴維·迪奧普、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納迪法·穆罕默德、戴蒙·加爾古特、凱倫·詹寧斯。圖片來源:Getty, Andy Hall, Suki Dhanda

11月3日凌晨,達蒙·加爾格特(Damon Galgut)憑借小說《承諾》(The Promise)獲得了2021年布克文學獎。小說講述了一個南非白人家庭在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后遭遇政治和社會動蕩的故事。加爾格特在獲獎感言中說道:“今年對于非洲文學來說是偉大的一年。我來自那片神奇的大地,我想代表非洲大陸上所有那些被述說的和還沒有被述說的故事,以及那些有名的和無名的作者接受這一殊榮。”

正如加爾格特在獲獎感言中所說的那樣,2021年堪稱“非洲文學年”。這并非夸大其詞。在加爾格特獲得布克文學獎之前,今年世界文學界的諸多重要獎項已經被具有非洲血統的作家收入囊中。今年6月,戴維·迪奧普(David Diop)憑借其第二部小說《黑夜中的血腥》(At Night All Blood Is Black)與其英文版翻譯者安娜·莫紹瓦基斯(Anna Moschovakis)共同捧得國際布克獎。小說講述了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靈感源自于一戰中塞內加爾步槍手的經歷。而就在布克文學獎頒發的同一天,塞內加爾再次脫穎而出,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Mohamed Mbougar Sarr,塞內加爾作家)憑借小說《男人們最秘密的記憶》(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摘得2021年法國龔古爾文學獎,并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中第一個獲得該獎項的作家。

戴蒙·加爾格特讀《諾言》 圖片來源:YouTube/TheBookerPrizes

今年10月,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出生在東非桑給巴爾島的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1968年桑給巴爾革命后,古爾納來到英國,其作品主要圍繞難民主題展開,通過10部小說描述了顛沛流離的難民生活。古爾納的《天堂》(Paradise)、《在海邊》(By the Sea)以及2020年出版的《來世》(Afterlives)等小說細致而又有力地審視了難民問題,對后殖民時代的許多人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他稱之為“災難性的悲劇”,他的作品也因此贏得了世界評論界的尊重。而現在,他的作品可能會迎來新的讀者。

除了加爾格特,同為南非小說家的凱倫·詹寧斯(Karen Jennings)也入圍了今年的布克文學獎候選名單,入圍作品《小島》(An Island)講述了一位燈塔看守人與一位難民相遇的故事。和古爾納一樣,入圍布克文學獎將從根本上擴大了詹寧斯的讀者群體——之前,《小島》僅有500冊的印刷量,但在提名布克文學獎之后,印刷量上漲了數千冊。與此同時,索馬里裔英國作家娜蒂法·穆罕穆德(Nadifa Mohamed)憑借《幸運者》(The Fortune Men)入圍了2021年布克文學獎短名單,該小說基于真實發生在加的夫老虎灣的一次誤判,講述了一名索馬里水手在威爾士被錯誤指控謀殺的故事。

然而,閱讀這些獲獎作品需要謹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這些都是歐洲的文學獎項,這也就意味著他們的歷史從此將與“歐洲作品”的身份密不可分,并帶著這重身份不斷增值。就像人們所說的,他們的歷史作為一種資產階級藝術形式已經被采用和展示了幾個世紀,如果這些自封的保管員考慮承認其更廣泛的潛力,并要擴大其界限,那么將由誰來開啟這一進程,誰又能決定其他人是否擁有發言權呢?他們應該針對的是哪些讀者群體?在談及“非洲國家”和“非裔群體”時,哪一種身份意味著特別優待,哪一種身份又意味著排斥壓制?

凱倫·詹寧斯(左)在齋蒲爾文化節參與線上對談 圖片來源:Youtube/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

作家的一生大部分是漫長而默默無聞的,文學獎項不過是其職業生涯的冰山一角,離不開作者本身的勤奮、出版商和書商的努力,以及國家、語言和地區所創造的生態系統。談及今年收獲頗豐的非洲文學,英國坎農格特出版公司的資深編輯兼凱恩非洲文學獎(The Caine Prize for African Writing)主席艾拉·瓦卡塔瑪(Ellah Wakatama)認為:“這些勝利并不是突然從天而降的,而是因為付出了極大的努力開拓空間,并最終迎來了這些值得紀念的時刻?!蓖呖ㄋ斶€說,這些努力不會終止,“直到我們非洲作家能夠出版足夠多數量的作品,多到獲得布克獎這樣的文學獎項成為我們文化的常態,而不再是什么出人意料、非比尋常的事情。”

這將會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頒獎評審團的組成、不斷變化的品味以及對不同類型作品的反應等等,也都是決定作品能否獲獎的重要指標,這些指標具有復雜性,并不總是那么顯而易見。與這些作家交談時,有兩個因素反復出現:一個是關于某種“現象”的任何討論都必須圍繞非洲傳統文學文化的多樣性;而另一個則是,應當在討論的一開始就體現出這一主旨,而不是在高潮時才體現。用加爾格特的話來說就是:“我希望這樣的對話能讓人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關注這個問題,直到它變得不容忽視,才有可能被重視?!?/p>

我問古爾納,他是否感覺到,過去那些不被接受的故事,現在已經開始得到廣泛的關注。他回答說:“可能是這樣的。當然,我肯定希望是這樣。但是,我認為這可能是最近發生的很多事情的結果?;蛟S,對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能夠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不僅僅是報紙上報道的事情。我覺得現在還有一種反敘事的故事,不像以前那樣完全依賴于既定事實的、或是需經審核的故事?!惫艩柤{提到了對于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事件的回應——這些國家都遭受了美國和英國的嚴重干涉。古爾納表示:“所有這些都體現了政策的丑陋,以及弱小國家所遭受的殘酷和不公。還有美國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以及過去幾個月在英國開展的商業活動、文化戰爭、雕塑活動等等。所有這些事情可能會引起人們更強烈的認知,但是我非常懷疑這些會對文學獎項帶來直接影響。我更愿意相信,這些作家能夠獲獎更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作品?!?/p>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 圖片來源:Wikimedia

古爾納對于他所暗示的文化戰爭表現得很敏銳,還夾雜著幾分冷幽默。他將那些文化戰爭描述為“人們之間進行的無意義的對話,而這些人在我看來,他們無意識抵制的那些事物終將反過來將他們清除”。他還煞費苦心地指出,這種清除純粹是思想上的,并堅稱自己沒有給他們太多的空間。古爾納還說:“我對他們之間的戰爭和辯論沒有什么意見,這是他們的事情,與我無關,但是在我看來,至少一個半世紀以來,這種爭論早已經失敗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論點早已失去了任何可以捍衛的道德立場。然而,為了將這場戰爭持續下去,他們不得不尋找另外一個小平臺,站在上面喊著那些老掉牙的廢話。哎,讓他們去喊吧,我一點也不擔心?!?/p>

盡管如此,但小說家們的創作顯然會被他們身處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氛圍影響,尤其是大環境對于文學文化的態度。對于加爾格特來說,布克文學獎評審團的認可還尚未在他的祖國南非得到呼應。比方說,他至今仍然沒有收到藝術和文化部門的任何消息,這種疏忽并非針對于他個人,而是反映出了這個國家對于作家的態度。如果文學真的得到了關注,在他看來,那將是一束光;在暗淡的政治前景中,那將是一簇值得抓住的光明的火花。然而,加爾格特說道:“我更憤世嫉俗的一面是,南非大多數的政客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文學?!?/p>

和許多作家一樣,加爾格特也熱衷于強調通過具體實踐來支持和加強文學文化的必要性——在發表布克獎獲獎感言時,加爾格特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包括通過取消圖書增值稅來解決高昂的圖書成本問題,這一運動已在南非開展了多年。雖然聽上去這似乎是一個技術要點,但它卻是培養閱讀和寫作的關鍵,也是確保文學不被視為精英階層的消遣活動的關鍵——而正如《承諾》一書所探討的,這里的精英階層往往就等同于白人。加爾格特認為:“你必須先創造出重視閱讀和寫作的文化,然后人們才會投入大量的時間去把它做好。然而現在,這并不是一個優先事項?!?/p>

蒂莫西·奧根內 圖片來源:Clare Mackenzie

蒂莫西·奧根內(Timothy Ogene)是一位詩人、學者和作家,他在尼日利亞長大,現在生活在美國。他即將出版的諷刺小說《蹺蹺板》(Seesaw)講述的是一個默默無聞、落魄的尼日利亞小說家被一個富有的美國白人抓住,并被帶回波士頓去“展示”他的國家的故事。和加爾格特一樣,奧根內敏銳地意識到西方文學生態中所固有的財富和特權——從作品的出版、發行,到對各獎項的資助。但奧根內同樣也相信,近期非洲作家在各大文學獎項上獲得的成功,凸顯了來自非洲本土和海外移民的不同聲音,引起了人們對于那些在亞洲、阿拉伯地區和印度洋地區的非洲人的文化的關注。奧根內表示,是什么構成了非洲文學,這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拔覀儗τ诜侵尬膶W的定義非常狹隘,尚且還停留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時齊諾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和渥雷·索因卡引領的非洲現代文學才剛剛興起。你知道嗎,反殖民主義態度已經走到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非洲文學。但我覺得情況已經開始有所改變。很多當代作家開始探索不同的想法,以非洲人的角度去觀察不同的認識論?!?/p>

創造力的基礎是能動性,而能動性包括抵抗外部期待和約束的能力和權力。奧根內說,他會嘗試去一些“非洲作家們通常不常去的地方”,敞開心扉,“以新的方式去面對種族和認同問題,并重新審視當今世界下身為非洲人的身份。”挑戰在于如何擺脫障礙。他補充道:“現在是時候開始超越,去尋找意識和政治形態之外更多的關聯?!?/p>

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的新作《男人們最秘密的記憶》圍繞一位早已被世人遺忘的作家展開,他綽號“黑蘭波”,多年之后,一位年輕的塞內加爾小說家發現了他的作品。薩爾告訴我,他講述這個故事的動力來自于“西方文壇對于非洲黑人作家模棱兩可的態度”。令人驚訝的是,這本小說是根據馬里(西非國家)作家揚博·烏洛格(Yambo Ouologuem)的真實經歷改編創作的。烏洛格曾在文學界備受贊譽,在1968年就成為了法國文學獎勒諾多獎(Renaudot)的首位非洲得主,但是后來他被指控剽竊,隨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他的作品也引發了關于作者身份和權威的思考。

薩爾這次獲獎凸顯出了一個非常顯著的“異?!保鹤?903年龔古爾文學獎誕生以來,薩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中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作家。這種排斥現象引發了“與殖民統治及其后果相關的結構性問題和文學社會學問題(種族主義、社論的蔑視、無知,以及文學環境和法國公眾對于來自全球法語區的法語作家,尤其是來自非洲的法語作家的小說缺乏興趣)”。不過,最近這次獲獎似乎已經“糾正”了這種反常現象。薩爾說道:“我認為不應該錯誤地把非洲作家獲獎這件事視作一種罕見而珍貴的偉大恩典。如果我們把它看作是常規之中的一個例外,那就仍然意味著什么都沒有改變,我們獲獎只不過是對規則的一次豁免,很快我們就又會回到舊秩序當中?!?/p>

多元化和同理心是今年獲獎小說的特點。未來的關鍵推動力不僅是要保持空間的開放,還要使空間不斷擴大。正如薩爾所說:“龔古爾文學獎不僅僅對于我個人的作品建設給予了極大的鼓舞,對于非洲作家尤其是年輕作家的鼓舞更甚。未來是屬于他們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成為一個例外,我也絕對不會只是一個例外。”

(翻譯:劉桑)

來源:衛報

原標題:From the Booker to the Nobel: why 2021 is a great year for African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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