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樊旭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日前表示，城鄉之間只有功能和空間上的差別，沒有身份和地位的高低之分。實現城鄉融合，除了要素之間互聯互通，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權利也要對等開放。

他指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存在三個主要問題，導致我國長期承受城鄉二元體制帶來的城鄉分割。第一個問題是城鄉權利開放程度不對等，導致城市化速度越快，城鄉差距越大。

“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劉守英在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等機構聯合主辦的第五屆“人口變動與城鄉發展”高端論壇上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10年是中國城市化最快的時期，城鄉差距在這個階段發展得也最快。

“在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當中，鄉村會相對處于弱勢，但是中國有體制疊加，在整個城市化過程當中，城鄉權利開放程度是不一樣的，城市的權利開放使城里人受益更大，農民在城市的權利又受到限制，帶來的結果就是我們中國的城鄉差距比誰都大。”他說。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的城市化模式依然是農民回村的模式。“你在城市待到一定的程度，待不動了，就會回去的，這被很多社會學家認為是中國最好的一種模式。但是我覺得這個模式如果僅僅看到它對城市成本降低的一面，沒有看到帶來的長期后果，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

第三個問題是城市化導致農業競爭力下降。劉守英解釋稱，根據國際經驗，隨著農業占就業份額和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的下降，農業回報率會相應提高。目前中國農業占GDP的比重在6%左右，與國際趨同，但農業占就業的份額仍接近30%，主要農產品的利潤率整體是下降的。

劉守英表示，從城鄉二元對立過渡到城鄉融合，內涵上有三個特征。一是在完全的農村地區和完全的城市化地區之間呈現出連續等級的連續體，不是簡單的只有城市和鄉村。二是城市和鄉村之間不是相互對立，而是相互聯系。三是鄉村和城市之間沒有優劣之分，但有發展程度的區別和功能的分別。在這個過程中，會呈現人口向郊區和鄉村流動、城鄉經濟相互依存、城鄉產業結構差異減少、城鄉收入水平縮小的特點。

他表示，實現城鄉融合發展，需要城市和鄉村的共同努力。從城市角度看，要進一步提高農民進城后的住房和教育供給，中央和地方政府分解承擔農民進城的各種成本；從農村角度看，找到鄉村振興的正確途徑——農業占GDP和就業的份額要同步下降，提高單位要素利潤率，提高農產品的復雜度。

“現在看到的情況是各種要素下鄉，但下鄉以后面臨低回報，而且很多人是帶著情懷去的，所以我覺得核心的問題就是要打通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實現以土地為核心的要素配置改革。第一是以都市圈為尺度進行土地功能和空間內配置；二是形成統一的土地權利體系；三是形成統一的土地市場。”劉守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