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

編者按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在“‘全球變局下中國如何應變’人大重陽·迎春論壇2022”上作特別演講，首先回顧了2021全年的情況，指出中國的整體發展依然延續了新冠疫情以來的疫情防控、經濟建設“雙領先”格局，接著分析了2022全球可能會面臨的一系列深度問題，包括新冠疫情的蔓延，全球經濟復蘇放緩、利益分化帶來的社會內部沖突，世界范圍內的收入分配問題和信用貨幣下的債務問題。演講最后指出，如果新冠疫情、經濟復蘇的拐點全面顯現，我們在未來就必須要調整戰略思路，在分析中國定位時需要更加全面地思考。

以下為演講全文：

每到這一個新春之際，我們都要進行展望。雖然在這樣的一種瘋狂變化的世界中，展望本身往往都會成為不確定性的因素之一，但是，我們依然會在這種期待中對未來進行分析與把脈。

首先，回顧2021一年，中國整體的發展依然延續了新冠疫情以來的疫情防控、經濟建設“雙領先”格局，這是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取得的偉大的勝利。

“雙領先”不僅體現于中國在全面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所取得的這種狀態，同時中國堅守了全面領先的一種地位。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國累計的感染人數是13.7萬人，累計死亡人數不到6000人。世界范圍感染新冠肺炎的累計人數是6.67億人，死亡人數是561萬人。這兩個數字的差距，的確展示了各種疫情防控模式下的中國抗疫模式以及中國制度的顯著優勢，這已經成為世界范圍的一種共識。

在經濟上面，中國取得了8.1%的實際GDP增長速度，世界2021年的實際GDP增速預計達到5.5%，填平了2020年以來整個世界經濟的缺口，中國依然是大國中間唯一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在2021年經濟增速排名前20個國家里面，能夠超過中國的只有2020年經濟發生重大危機的幾個國家，如阿根廷2021年的增長速度達到了10.0%，土耳其達到了9.5%。但是，這些經濟體在2020年都遭遇了極度經濟危機，經濟增速出現了超過兩位數的下滑，與中國的這種經濟增長幅度沒有相比之處。

中國經濟在8.1%增長速度的基礎上，經濟總量首次超過110萬億元，達到了114萬億元的歷史新高。將經濟總量折算成美元，中國經濟總量達到17.7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體比例達到18%；預計中美的GDP比值將會從去年的71%快速上升到今年75%的新臺階；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均GDP達到了1.25萬美元，創下歷史新高，這個歷史新高很重要的意義在于它全面超過了世界平均GDP水平，同時全面地接近世界高收入國家的人均GDP門檻值。按照世界銀行目前最新公布的數據，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是人均GDP達到12700美元。因此，如果預計中國2022年實際GDP增長速度在5.5%左右，那中國可能在2023年左右就會邁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這就較我們以前所預計的提前了整整三年。

綜上所述，總結過去，從與世界對比的角度來看，中國無疑取得了“雙領先”，無疑取得了一個大豐收。

其次，2022年整個世界一系列的深度問題到底是什么？

第一，依然是新冠疫情的蔓延，及疫情蔓延帶來的不確定性。這可能是大家的共識，這種不確定性集中體現在以奧米克戎為代表的病毒變異方向，以及人類可能在2022年面對新冠疫情出現的拐點性變化。

近期，《柳葉刀》等很多權威雜志上發布了許多重量級專家的分析，這些分析很重要的一個結論就是新冠病毒變異和它的優選毒株的持續出現，直接導致新冠病毒與人類基因的融合度全面加強，從而導致新冠病毒的性質有可能發生質的變化。因此，一些文章預測，很可能到今年3月份，會出現新冠病毒傳播中間的一個拐點性變化。這個拐點性的變化是說，奧米克戎從傳統的肺部疾病演變成真正的上呼吸道疾病，這會直接導致我們在以德爾塔毒株為代表的舊新冠病毒三個核定標準上的全面更新，這可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奧米克戎病毒所體現的六大特征對于未來世界范圍內新冠病毒的傳播路徑、傳播性質和對社交等各類的影響將會發生質的變化，這個質的變化不是簡單的新冠病毒的緩解，而是體現在2022年世界不同國家地區在疫情防控上的全面的K型變化。

發達國家可能在全民免疫和醫療條件的支撐下，進一步向常態化發展；但是在依然以德爾塔病毒為主體和疫苗使用不足的一些國家中，疫情將繼續造成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從而使病毒全球大流行轉變成區域流行，從世界性問題轉變成區域性的問題，給世界帶來更加分化和不平衡的嚴重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會加劇我們的經濟社會在國際層面上的沖突。因為大家都知道，這里面有各國防疫政策的不對稱、有疫苗分布的不對稱，以及疫情分布的不對稱，使世界難以同步采取同樣的政策來應對疫情。這實際上是2022年我們在疫情防控中可能要面臨的超級不確定性。當然，對中國而言，我國和歐美在疫情防控政策上的“水位差”將會前所未有地達到一個新高度，從而對我們帶來極度的壓力。

這是一個大家的共識，但是對于這種共識背后的一些詳盡邏輯，特別是病毒變化對經濟、政治沖擊的這種詳盡邏輯，大量的研究團隊沒有進行全面深入的交叉研究，實際上還沒有做出很好的研判。所以，比起2021年疫情帶來的驚訝性的沖擊和超預期的沖擊，也許在2022年大家所感受的這種超預期特性還會更強烈一些。這是我們在最近研究里面所得到的一個很重要的心得。

第二，全球經濟復蘇放緩，利益分化帶來的社會內部沖突會上升到新高度。這也是大家的共識，大家一致的共識是在經濟增長放緩中，全球經濟將再次出現“K型”復蘇。“上山容易，下山難”，我們在疫情救助過程中，實際上是在用大規模的赤字和大規模的貨幣發行來對沖疫情沖擊。各國政府的目標很單一，就是為了在疫情中生存，讓經濟和社會不至于在疫情沖擊下崩潰，因此，各個國家都采取了超常規的貨幣與財政政策。

那么，這些政策在層層加碼過程中間，它的決策具有共識性，行動具有一致性，目標具有單一性。因此，雖然艱難，但是相關政策實施起來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難。但是，當大家發現病毒對生命不再構成重大威脅，在大家未來預期偏好這樣的狀況下，也將恰恰是大家利益分化、目標分化、行動分化的一個時間節點，從而也是社會沖突進一步加劇的一個可能的戰略時點。

因此，對于政策的松與緊、對于救助的松與緊、對于疫情防控的松與緊，各國內部不同階層，不同利益集團的訴求會出現不一致；世界不同經濟體之間，他們的政策定位、利益訴求也非常不一致。那么，對于這些不一致，和人類在疫情威脅放松后所體現出來的自利的這種天性，各自為政的這種天性，又會在后疫情時代全面展現出來。這種不一致帶來的不確定性是我們要進一步去認識的。

“K型”復蘇的幅度到底有多大？目前IMF、世界銀行、OECD、聯合國以及國內的很多團隊已經對于全球經濟復蘇進行了很多展望，當然這些展望應該說是在一般情景假設下所展開的一種邏輯分析，但事實上，我們會不會遇到在“K型”復蘇中間所出現的“黑天鵝”和“灰犀?！笔录?？這里面的“黑天鵝”和“灰犀?！敝泻苤匾囊粋€，就是世界面臨的這種高度分化、高債務、高杠桿結構。我們面臨的高度分化的社會現狀會不會因結構性的崩塌而引發我們在政策退出中，系統性問題的出現？當然這些研究都是依存于我們對于疫情不同的假設上所得出的。如果疫情又出現超級變異，那就出現了宏觀分析中的非預期變化，那結論就會不同了。

第三，世界范圍內的收入分配問題。在2019年我們所梳理的世界十大難題里面，世界經濟長期停滯所帶來的四大問題中，收入分配的惡化是第二大超級問題。新冠疫情發生兩年之后，收入分配問題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加速惡化了。經過兩年的疫情沖擊，全球的2750名超級富翁控制的財富比疫情前上升了1個百分點左右，達到了3.5%，而1995年這個比值只有1%；10%的富裕人群控制了全球60%-80%的財富；更重要的是，在這兩年里面，全球有9700萬人又陷入了極度貧困，歐洲貧困人口增加了10%，世界銀行預計全球極端貧困人口重新回升到7.3億人。

2020年3月份至2021年11月份，全球最富有的十個人的財富總額上升了7000億美元，達到了1.5萬億美元，是全球最貧窮的31億人口財富總和的7倍。為什么富得越富，窮的越窮？直接原因就是各國政府在疫情救助中采取了大量的金融資產購買以及大量超常規貨幣政策，直接使金融市場價格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從而有利于富人財富進一步的積累。例如，2021年全年標普500指數上升了27%，道瓊斯指數上升了18.73%，納斯達克指數上升了21.39%，凱斯－席勒房價指數在去年上漲了18%。

因此，在美國的投資界和富人界，如果去年的財富沒有增長20%，那就是失敗的。但是，與此同時，我們會看到，全世界的失業率依然很高；同時勞動參與率下降，大量民眾退出了就業市場；很多國家的小時工資數沒有得到有效地提升。我們國家的數據也出來了，中國去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9.1%，但是我們的名義GDP增長速度是12.8%。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工資性收入增長只有8%多一些，但是投資性收益卻增長了15.3%，對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只增長了5.5%，其中北京地區對低收入的轉移支付只增長了3.5%。由于救助政策的這種不均衡性，直接帶來的再分配效應是很強烈的。這一輪的收入分配的問題面臨的是傳統福利社會、傳統凱恩斯主義政策，以及傳統社會主義政策難以解決的新問題，尤其是中產階級的消失這個問題，所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收入分配問題是雪上加霜。

收入分配問題給后疫情時期整體需求回暖帶來全面的障礙，也對全世界社會整體的包容性、社會的整合性帶來了全面的障礙。新冠疫情本身是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病毒，但是它又使傳統的社會問題、人類的一些本性的問題進一步得到釋放，所以這是一個超級問題。

第四，信用貨幣下的債務問題。去年全球債務水平上升了25個百分點，全球債務率達到了280%。中央政府債務率中，委內瑞拉是最高的350%，日本的政府債務率是240%，美國的政府債務率達到140%，全球債務總量達到了281萬億美元的新高，全球的債務率在2021年底已經全面超過二戰結束時也就是1945年最高時的水平，現在還要比當時還高五、六個百分點。人類歷史上解決高債務率有傳統的四大方法，即通過戰爭、通貨膨脹、債務減免、內部的協調，除去戰爭，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通貨膨脹法。但現在大家就會有疑慮，這些傳統模式能不能解決目前的這種債務問題？

以目前的這種國際多元分化的體系，要想在債務減免和內部協調一致上面達到宏觀一致的債務政策，基本是不可能的。因此，這里面馬上就會面臨的一個問題，世界經濟當前在這種高債務狀態下運行，已經造成了通貨膨脹，如果用通貨膨脹法解決債務問題，后面的貨幣政策的常態化過程會不會引發世界級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最近一段時間大家都在討論，特別是美國的幾個重量級人物都提出美國可能會面臨歷史上第四次的超級金融危機。同時，目前IMF也預測，60%的新興經濟體所面臨的美元債務的風險敞口已經達到了新的一個高峰，很多新興經濟體政府難以為繼。這也是我剛才講的“上山容易，下山難”，舉債的過程很快，去杠桿的過程很有可能不是緩慢下降，而是從懸崖上向下跳，這個驚險的一跳可能帶來的沖擊是大家要全面考慮的。當然，這里面由此產生的一個就是大家對于超級通貨膨脹的恐慌。

可以認為當前世界經濟的問題全面延續了從2008年以來，經濟長期停滯下深層次的邏輯問題。這些問題在疫情中間不僅全面惡化，同時還增加了新的一些機理，即格局性的變化、結構性的脆弱上升到了一個歷史新高。因此，2022年，我們所面對的風險不是像一般所想象的傳統經濟復蘇中的風險，也不是像我們以往所分析的經濟分化中一般的風險，而是多個結構性、趨勢性問題，疊加新冠疫情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利益沖突問題交織在一起。

從上述幾點出發，對于中國戰略定位的反思可能就顯得尤其重要。如果新冠疫情、經濟復蘇的拐點全面顯現，我們在未來就必須要調整戰略思路，在分析中國定位時需要更加全面地思考，特別是在一些深度的數據挖掘，在一些利益格局邏輯的挖掘上面，要有更新穎、更有洞見的思路。中國疫情防控、經濟發展“雙領先”是過去兩年巨大成就的總結，但是我們也要做好準備，積極勇敢地面對下一步可能會面臨的全面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