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程大發

編輯 | 翟瑞民

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全國人大代表、重慶涪陵區南沱鎮睦和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劉家奇告訴媒體，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對社會造成極大威脅，開展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服務管理工作的形勢嚴峻，壓力巨大，為此，他將在兩會上提交《關于加大對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服務管理工作力度的建議》。

劉家奇建議，加強對精神障礙重點人員的排查和監管工作，準確掌握患者服藥及發病的情況信息，使公安、派出所等職能部門能及時對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避免患者肇事肇禍的惡性案件發生。同時，加強監護人員的監管責任，杜絕脫管失控的現象發生，確保監護管控工作措施到位。

界面新聞注意到，這并不是加強精神障礙患者管理第一次被提及。2017年全國兩會上，農工黨中央曾經提交提案名為《關于全面貫徹實施<精神衛生法>，加強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救治救助管理的建議》。其中指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管理涉及公安、民政、衛生、社保等多個政府部門，但目前仍未建立完整的部門協調機制，再加上基本政府、機構缺乏配套措施和資金來源，導致精神衛生法一直未得到有效落實。

我國精神衛生法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作為首部保護精神障礙患者權利的法律，它詳細規定了民政、司法、衛生等部門，社會公益組織以及近親屬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服務和管理義務。

然而，精神衛生法的執行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根據農工黨中央2017年統計，我國約有重性精神障礙患者1600萬人，其中10%有肇事肇禍行為及危險。因為精神疾病病程長、費用高、易復發、需長期服藥和跟蹤治療，這些患者的救治管理工作還有很多缺失，“有的患者要么成為威脅社會治安的‘不定時炸彈’，要么被家人強制成為‘籠中人’?！?/p>

近年來，我國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禍致人傷、殘、亡的事件時有發生。2019年5月，南昌市紅谷灘新區一商場附進，男子萬某弟持刀傷害3名陌生人，其中24歲的沈某某經搶救無效死亡。該案進入審判程序后，經江西精神病學司法鑒定所鑒定，萬某弟患有雙相情感障礙，但案發時處于病情緩解狀態，辨認和控制能力完整，評定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萬某弟最后被判處死刑，二審維持原判。

公益法律機構深圳衡平機構發起人、精神障礙權益倡導領域著名律師黃雪濤認為，針對精神障礙患者，法律規定與基層執行中間的確存在落差，目前對精神障礙患者應該加強的是救助而非管控， “再嚴密的防控也不可能杜絕所有事故”。

黃雪濤認為，建立完善的精神障礙患者救助機制才是落實精神衛生法和國際《殘疾人權利公約》的有效途徑。她指出，我國已實施多年的“686”項目就對改善精神障礙患者的處境提供了很多幫助，精神醫學領域也獲得了更多資源和支持。

“686項目”正式名稱是“中央補助地方衛生經費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項目”，它于2004年啟動，主要是針對家庭經濟困難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實施免費服藥、住院補助治療等救助，也包括家庭護理教育、專業人員培訓等項目。

盡管國家對精神障礙患者實施了一定救助措施，但是根據現有的精神衛生服務水平，這一群體仍然難以得到充足而有效的救治和管理。目前，我國精神疾患的治療費用仍然主要由患者和家屬承擔。

今年1月，北京市人大代表、原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院長馬辛在北京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建議，將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納入長護險予以保障，將家屬照護服務及可穿戴設備納入支付范圍，以減少患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劉家奇則在建議中表示，對嚴重精神障礙患者落實保險機制，為患者家庭、監護人及無辜受害者提供強有力的保險機制保障措施，有力地維護社會的平安穩定。

此外，精神衛生法對精神障礙患者提供了保護性措施，明確了醫療機構和患者之間的權利義務，對患者人身權的保護毋庸置疑。但是，這部法律對患者的救治與管理并不完全到位，此前每年全國兩會上，都有代表委員建議修改有關條款。

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兒童醫院主任護師胡梅英表示，包括她在內的31名代表聯名，將向大會提交“關于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的議案，建議從建立精神疾病發病報告制度、建立收治等級管理制度、暢通收治“綠色通道”、提升群眾群防群治意識等方面進行完善。

她認為，各地有關部門對肇事肇禍的精神障礙患者不敢送、不愿送、不敢管、不愿管等問題亟待解決，亟需對這部法律有關條款進行修訂。

黃雪濤認為，精神衛生法修訂應該給予精神障礙患者更多訴訟、住院等自主權利。他認為，我國精神障礙患者的救助制度仍然需要國家和社會共同推動，“首先是法律和醫療層面，要支持患者的自愿選擇，注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權，第二是需要生活上給予支持，包括就業支持和社會接納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