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樊旭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總裁朱民日前表示，2022年之后世界經濟金融將走向滯脹，并將進入新的“三高一低”，即高通脹、高利率、高債務、低增長。
朱民周五在《財經》雜志舉辦的論壇上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金融走向“三低一高”，即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高債務。2020年新冠疫情危機后，世界經濟金融走向“三高一低”，高增長、高通脹、高債務、低利率。現在，人口老齡化、地緣政治和供應鏈波動、收入分配惡化、美國經濟不確定性、勞動生產率下降，世界經濟金融將進入新的“三高一低”，高通脹、高利率、高債務、低增長。
他說，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00年到2003年全球經濟平均增長是3.5%，2009年到2019年平均增長是3.12%，2023年平均增長只有2.54%，而他認為在未來十年全球經濟增速恐怕連2.54%都達不到，這就是典型的滯脹。
“與此同時，高債務，因為低利率，發達國家的債務在上升，付息水平在下降。最高的時候是2.5個百分點，現在只有1.72個百分點左右，為什么？因為零利率。如果利率水平一變，高債務風險就很大。今年和（上世紀）70年代比，還有個更大的風險就是高債務，而且利率水平會變，利率水平變高，債務就立刻變得不可持續。”他說。
朱民表示，2022年一定是“一個巨大的波動，博弈的、不確定的一年”，影響因素包括不斷轉移的疫情、地緣政治波動導致的供應鏈變化、需求旺盛但供給不足引起的通脹上升以及烏克蘭危機對能源的沖擊等。與此同時，為應對疫情采取的宏觀刺激接近尾聲，很多國家已經沒有空間進一步刺激經濟，導致經濟增長自然下滑，而在這個下滑趨勢下，不確定性因素又疊加在一起。
“在俄烏沖突之前，通貨膨脹已經是世界最重要、最敏感的變量，已經在高位，大家只是在討論是結構性的、過渡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烏克蘭危機以后，沖擊能源，沖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所以迅速把大宗商品的價格推高，大宗商品的價格推高，下一步普遍反應在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他說。
朱民進一步表示，中國是大宗商品進口大國，要及早做好政策應對，從長期看要做好結構調整。“我們是依賴進口的，所以我們需要相當的政策準備。我們不可能一夜生產那么多油、天然氣，但通過改革建立一個靈活的市場機制和應對機制，來妥善應對這個沖擊和危機，這是我們特別需要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