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書樂

越來越多的人主動或被動地從辦公室中走出來，或在家中，或在咖啡店里，任何一個空間，只要具備人、電腦和網絡三要素，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辦公場地。

在2022年之前，這種被《柯林斯詞典》給予專門稱謂的混合辦公（Hybrid working），或許只是被疫情所催生的一個被動形態，而在2022年春節，卻似乎變成了一種主動姿態。

“混合辦公正在變成一種全球性的趨勢,期待更多企業效仿和推廣。”攜程集團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說。

與他的豪言壯語同步，攜程自己也在3月啟動了“3+2”混合辦公模式，即“每周三、周五，符合條件的員工可申請1-2天自行選擇辦公地辦公”。

戰果如何，不得而知。

但可想而知的是，在看似舒坦和幸福指數飆升的辦公自由中，新的996陰霾卻在蔓延。

失控的辦公場景，讓協作變得更加不協調。

微軟全球首席執行官薩提亞·納德拉就認為，世界正經歷著“混合辦公悖論”的階段，即員工既想要靈活的辦公方式，又想要更多面對面的協作機會，許多企業面臨著關鍵流程和架構轉型的挑戰。

包括員工自己也在困惑中，居家辦公確實舒服，但面對面的社交和協同往往效率更優。

更重要的是，混合辦公的節奏下，你在辦公室以外的場景里，到底是在休閑還是在工作，由于無人監督、全靠自覺，而讓自己的私人時間無限制的被打破、辦公時間變成了無限延長的狀態。

沒有了朝九晚五的束縛，沒有了通勤的折騰，卻有了“和你交互時、你才在工作的”腦補假象。

與此同時，由于混合辦公的推行，就算沒有事實上的996，但員工的福利卻可以借此而成為公司成本壓縮的一個新方向。

如財大氣粗、以員工福利好而知名的Meta（原Facebook），在3月15日就以滿足混合辦公的需求，將將削減或取消一些免費服務，如在公司洗衣或干洗，并雞賊一般的將免費晚餐時間推遲了半個小時，只要你吃免費晚餐就會錯過免費班車，非常二選一。

于是，谷歌、微軟、推特等早就承諾員工可以永久居家辦公的大公司，也開始在召集員工回到辦公室，用“混合辦公”的方式，希望能回到疫情前的工作狀態，既可以借此為名削減福利，也可以慢慢找回長期居家辦公人員和堅持上班的同仁之間的協作感。

這其中也有一個鋪墊，即谷歌、微軟一直在辦公場所營造家的環境，其核心就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

辦公室環境對于協同協作而言，目前條件下依然高過居家模式，而以混合辦公方式過渡，則多少更加游刃有余，也適合其最終舍棄居家辦公、全員回歸辦公室場景。

君不見，微軟就給予員工30天過渡期，以方便員工調整個人生活，一切都是過渡、一切都是折中罷了。

而看到此處，你是否發現了一個問題，過去并不居家辦公的攜程，何以此刻和歐美互聯網巨頭的路數相悖、反其道行之，去搞混合辦公呢？

或者說，攜程打出的“辦公自由”，則是在降低各種成本的狀態下，用全員上班變為混合辦公。

反其道行之、難免讓工作時間、壓力和強度可能逆勢增長，變成一種新的負擔。

2010年梁建章以攜程225名員工為研究樣本，用實驗探討員工在家辦公的可行性。

實驗結果表明在家辦公的員工業績高出13%，離職率要低50%。這為他推行混合工作制提供了理論信心。

但12年之后才真正推行，卻沒有在2年前疫情爆發時推出，本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動作本就是為了破解企業困境而非員工活力而不得已為之。

換言之，無論是居家辦公或是混合辦公，本質上都是權宜之計。

互聯網公司之所以能進行權宜，不過是互聯網大廠本身有海星模式和去中心化的趨勢。

這使得其團隊協作往往分散且各具特色，因此可以個性化選擇，而且這還只是停留在小團隊層面。

一旦涉及中高層，則進入傳統企業的金字塔結構，混合也好、居家也罷，都只會帶來管理上的混亂和發展上的越發吃力。

由是觀之，混合辦公的悖論也就顯而易見，小團隊搞得、大公司層面卻搞不下地罷了。

只能也只是在項目組層面的放權，即在最大公約數下，讓團隊或個人進行組合選擇，找到最小節點下，最適合的工作方式，強化效率的一種方式，卻不能成為一個企業的標準辦公生態。

否則，員工吃不消、要么成為變相996、要么蛻變成一種工作效率完全失控；企業吃不消，看似一下子砍下來諸多成本，卻可能更快的走向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