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期主持人｜徐魯青

今年春天似乎格外沉重。俄烏戰爭、澳洲洪災、日本地震、席卷全城的疫情，東航墜機……壞消息一個接一個涌來，每每刷上一陣新聞，就有末日不遠之感，即使關上手機后，人也常陷入悲觀情緒里。 "壓力、焦慮、恐懼……"《衛報》給常看新聞的人開出了后果清單，諷刺的是，這篇文章也是巨大新聞信息流的組成部分。

許多研究都顯示，負面新聞過載會誘發心理問題。“911”連續播放的災難畫面曾誘發觀眾的應激反應。在2020新冠疫情開始后，甚至出現專門的英文詞Doomscrolling形容持續不斷瀏覽負面新聞的狀態，由此在全球引發了人們因看疫情新聞過多而抑郁的現象。佩雷爾曼醫學院焦慮癥研究中心的臨床主任說：“人們有許多焦慮，想通過不斷刷新聞找到心中的答案，并自認為能讓自己舒服一點，但實際上總是感覺更糟糕。”

另一方面，面對巨大的新聞流，我們似乎更擅長遺忘了。今天為地震與核災牽動心情，明天這些關心就被埋藏在記憶角落。情緒如潮水般隨熱點起伏，“過了時”的同情被拍死在沙灘上。面對他人的災難我們只剩按秒計算的情緒波動，少有更深層的記憶與紀念——比如更進一步的行動，比如對更大機制與結構的反思，以此為未來的路提供某種參考。

作為媒體工作者，我們同新聞的關系比大多數讀者更近，文化記者或許不像作者馬爾克斯形容自己的記者生涯：“世事難料、隨時候命”，但持續追蹤與跟進公共事件必不可少，呈現與評析之責更不可開脫。總會有一個時刻，遠方的消息如此直擊內心，那時我們如何在職業屬性與個人情緒中尋找平衡？在新聞的洪流中，怎樣做到既共情他人又不被悲痛吞沒，既保護自己又不滑向鐵石心腸？

當記者面對壞消息：徘徊在職業屬性與個人情緒之間

陳佳靖：這兩年陸續看到全球各國的調查數據都顯示，由于疫情原因引發的抑郁和焦慮的人口比例正在迅速攀升。人們擔心的不只是健康，還有越來越難以維系的工作和生活，以及長時間缺乏人際交往和社會歸屬感。關注新聞從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種與世界保持聯結的方式，即便對于那些本身對公共事務不關心的人，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恐怕也很難兩耳不聞窗外事，假裝歲月靜好。當然，要關注新聞就沒辦法完全避免負面消息，這些負面新聞往往是突發的，更容易造成心理上的沖擊。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因此回避這類新聞，但可以調整接收信息的方式，比如盡量不要重復去刷已經知道的負面消息，關注可靠的消息源以減少花費在信息甄別上的時間和精力，在情緒不佳的時候有意識地戒斷部分干擾信息，把重心轉移到自己的生活和愛好上等等。

相對而言，記者對負面新聞的耐受力可能會比其他人更好，但在新媒體時代，獲取和吸收信息的難度都在增加，普通人看到一條負面新聞時，記者可能已經看過了幾十條不同角度的同類內容，而且還要繼續關注后續動態，分析背后的緣由，回答所有人想知道的一切。這里面的“工傷”是很難量化的，最終也只能被個人消化，所以更需要清楚自己能承受的邊界在哪里，謹慎被情緒的洪水猛獸吞沒。

姜妍：魯青的設問主要談的比較大的壞新聞，我從個人經驗出發談一點相對小一些的，就是逝者新聞和媒體從業者的關系。不管是什么領域的記者，都遲早要面對行業里逝者新聞的處理。如果去世的人和自己沒什么私交，也沒有投入特別的情感，可能還可以當作正常工作去操作，但如果是曾經非常親密的采訪對象或者是自己的偶像去世了，應該如何處理呢？ 

我印象很深的是前同事的兩件事：一件是2009年6月邁克爾·杰克遜去世，我當時供職報社的音樂記者是在公交車上從朋友發來的短信得知這個消息的，他瞬間淚流滿面，杰克遜是他的偶像；另一件是一位老翻譯家去世的消息傳到辦公室，我同部門的一位記者曾經做過這位翻譯家的個人史采訪，她也是馬上紅了眼圈。作為記者，除了悲傷，同時還需要面對的就是職業屬性層面的逝者報道。音樂記者飽含傷悲寫出了一版專業性很強的逝者稿件，而那位文化記者拒絕了這個工作，她說，“我太難過了，我寫不了。”于是這個活兒落在了我頭上。

我分享這兩個小故事并不是要評判什么，而是想說，作為記者我們既有職業屬性的部分，同樣也有剝離職業回歸到純個體作為一個人的樣貌。隨著職業年頭的積累，很多我采訪過的文化人都陸續告別，我可以列出一個很長的名單。甚至以前跑新聞的時候合作最緊密的編輯同事也在2019年因為心梗猝然離世。面對這些事的時候，我會把職業屬性放在前面，在完成正常工作后，再去消化個體情緒上的起伏，但我也完全能理解當年因為悲傷無法工作的前同事的感受。

徐魯青：我很容易被負面新聞流影響，有時候通過寫稿緩解焦慮，制造似乎做了些什么的感覺（或者幻覺），更多時候是轉發消息——也是“似乎做了些什么”。在極其嚴肅的事件前我總感到筆下無力，加之公共寫作是一種權力，更讓人惶恐不安。最近我第一次寫逝者新聞，需要在很短時間里選擇逝者一生值得記錄的故事、理念，與成就，整理成不長的文章。寫的時候一想到媒體稿件逝者家屬可能會逐一閱讀、收集，放在紀念盒子里（現在可能是電腦文件夾），我就壓力巨大，自己何德何能做這樣的蓋棺定論呢？

逃避不是解決之道：保持行動，不被悲傷淹沒

董子琪：替代性創傷是有的，從2020年疫情剛爆發，到去年河南鄭州的暴雨洪水。現在身處疫情的漩渦中，已經不能說是替代性創傷了，而是全身心地感知不安惶恐，短暫以麻木過渡，接著是更深的頹喪。但替代性創傷不正是儒家推崇的“仁”的表現癥候嗎？仁的核心要義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沒有這種仁的基礎，難以想象社會會被如何組織。

葉青：我覺得普通人每天能承受的壞新聞是有限的。從游戲的角度來看，如果說正常情況下我們處在一個“滿血狀態”，那這幾年無處不在的疫情就相當于一個大型長效“debuff”，我們本就在不斷“扣血”，此時其他糟糕的消息加在一起，很容易變成最后一根稻草，給我們“KO一擊”。這時候難免會產生逃避的想法：關掉新聞推送，不刷社交媒體，靠其他事情來分散注意力。這樣當然沒錯，能讓我們從壓抑的情緒中暫時舒緩過來。但逃避是解決之道嗎？壞事總會發生，歲月靜好的安全泡沫終有一天會破裂。我們最終還是會回到現實中來，面對壞消息，或發出一點微不足道的聲音，或憤怒，或悲傷，總比裝作什么都不知道要好。

潘文捷：看飛機失事的視頻讓我悲傷，熟人身上發生的苦難也會讓我感到揪心。活著既有甜蜜也有痛苦的時刻，身而為人好像就是這樣好壞參半。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更多地從一個功利主義者去思考問題。具體是這樣的，邊沁認為，“每個（人）都算一個，沒有（人）多于一個，”每個個體的利益都應當予以同樣程度的關懷，沒有誰的快樂比其他人的快樂更重要。既然有那么多的壞事發生，那么我就想辦法讓這個世界上發生幾乎同等數量的好事，是不是心里就會沒有那么難受？更加關愛身邊的人，關愛動物，少吃工廠化養殖的動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雖然無法抵銷事實上發生的災難，但只要有所行動，心情就會好一些。

如果說俄烏戰爭、日本地震、東航墜機這些新聞像是刺一樣刺激著我們的神經，那么半數野生動物正在遭受物種滅絕威脅，全球氣溫不斷攀升，垃圾泛濫成災，10億人在貧困線以下掙扎，15億人過度肥胖……這些苦難大概就是煮著青蛙的溫水吧。這些根本不算新聞，而已經是常識了。幾乎人人都知道我們的地球正面臨著一系列難題甚至是滅頂之災。人們一邊對地球的災難性未來高談闊論，聲稱它會比世界大戰還要嚴重，另一邊卻一成不變地過自己的小日子。我的想法是人類不應該只是被動地迎接負面新聞，更要居安思危，來防止壞事發生。

徐魯青：大家的討論讓我想到一個挺有啟發的觀點，傳播學學者、媒體人方可成認為，人們在看新聞時傾向于關注壞的一面，然而過多的負面新聞卻可能讓人失去行動力，因為當我們過度悲觀，覺得世界沒有希望時，容易陷入“犬儒主義”之中，不再愿意做出改變與嘗試。方可成提倡媒體生產更多的“解困式新聞”（solutions journalism），即報道不僅關注問題，也關注人們為解決問題作出了什么努力，這樣能激勵更多人不被悲傷淹沒，保持行動。 

理解痛苦，讓“他人的福祉”成為我們的“必要需求”

董子琪：我看到，已經有專家注意到了封鎖限制、疫病恐怖給人們帶來的心理創傷，建議大家保持規律的生活、健康的作息。專家建議固然是好的，至少提到深層精神震蕩的可能——這點通常被強身健體蓋過了，也經常被當成閑情逸致的笑談。然而我還是覺得，這種建議只是接受規范好的現實，而不是理解或建設現實的狀態（甚至可以說是相當消極的）。

以我淺薄的人生經驗看來，接受而不理解，即使能夠抵達平靜也不能持久。我需要去理解，人的心靈和智慧都需要有溝通才不至于淤塞干涸。如果說這些抑郁能帶來什么，就是以高密度的感受和不容抵抗的方式促使顱內燃燒。我去讀了一些之前不感興趣的思想史的著作，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有五四時期青年人感到苦悶的主題文章，陳獨秀的《自殺論》回應的是由于困惑而出現的青年自殺事件，錢穆也有文章分析學生的自殺。這難道不是一個問題嗎？關心這些問題的時候難道是在關心旁人嗎？思想史與生活史合二為一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一個人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治學，才有切身之感，才能學而為己。近來看到許紀霖說發覺研究生做論文主題有時代變化的印記，年輕人好像對思想史和苦悶的研究更加重視，我想這也是一種外感內應。

林子人：去年讀了《亞當·斯密傳》，這兩日讀了波士頓學院政治學教授萊恩·帕特里克·漢利的《偉大的目標：亞當·斯密論美好生活》，再次深刻感覺到亞當·斯密或許是我們時代最亟需重溫并從中發現思想資源的思想家。在《偉大的目標》一書中，漢利援引了《道德情操論》開篇的第一句話：

“無論一個人多么自利，他的天性中顯然還有一些原則引導他關注他人的境遇，讓他人的幸福成為他自身幸福的必要條件。”

漢利指出，雖然我們如今總是下意識地認為斯密是資本主義社會人性自利論的奠基者，但其實他希望我們從對他人的天然關切出發考察人類的道德生活。而且他激進地認為，我們天性之中對他人的關切與同情足以使“他人的福祉”成為我們的“必要需求”。在斯密看來，一個人的福祉和另一個人的福祉并不存在零和關系，如果我知道你的境遇悲慘，我自己也不可能全然幸福。

早在新聞行業誕生之前，人們就在以各種方式傳遞和獲取信息。當然，古人所關心的“世界”放在今天或許只相當于一座村莊或一座城市，但他們依然對“我的生活之外發生了什么”懷有與我們相同的好奇。我認為這種好奇就源自我們天性之中對他人的關切與同情，這驅使我們去了解這個世界的愚行與苦痛，很大程度上它也是新聞行業誕生和存在的理由，而在一些更理想的情況下，這還是社會變革的起點。我們可以批評新聞行業從業者在具體實踐上的不當手段，但唯獨不可以質疑人們想要獲取信息、了解內情的欲望，以及為此存在的新聞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