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樊旭
3月以來，新一輪以奧密克戎變異株為主的新冠疫情在國內多個省市蔓延，正常的社會經濟生活被迫按下暫停鍵。在經濟發展呈現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的背景下，多地出臺了一系列惠企紓困措施。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陸銘在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時表示，在疫情導致的城市“停擺”下，首當其沖的正是與城市生活緊密聯系并起到重要作用的生活服務業。由于這一行業中小企業較多，且就業人員大多是外來人口、低收入群體，對這類企業以及就業人員的幫扶就顯得格外重要，應給予更多關注。
“我認為政策端要高度關注疫情對于生活服務業的沖擊和影響。當然疫情的沖擊是方方面面的，不光是生活服務業，也沖擊了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但是沖擊最嚴重的是生活服務業。而又由于這樣的行業既關系到我們的城市生活，又是大量相對來說低收入群體的就業來源和收入來源，所以應該有一些應對的策略。”他說。
陸銘表示，對于生活服務業和更大范圍內服務業的相關行業和企業，可能還需要政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給予扶持，比如減免稅收、減免社保，金融貸款扶持等等，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疫情沖擊的是我們每一個人，但是大家所承擔的代價又是不一樣的。我們尤其應該感謝那些平常為我們城市發展和運作提供支持和服務的人群。在疫情期間，他們受到的沖擊更大，我們要更多地關心和扶助他們，出臺的政策能夠更多地惠及他們。”他說。
以下為界面新聞整理的采訪實錄
界面新聞：我們常常講“精準施策”，對于惠企紓困而言，在“精準”方面還有哪些可操作的空間？
陸銘：我的感覺就是在目前的基礎之上，還可以更加有針對性一點。因為從研究的角度來講，疫情對不同的行業的影響是不太一樣的。
從大的行業角度來講，制造業受到的影響就不如服務業大；在服務業內部，生產性服務業受到的影響相對來說小于生活服務業。對于生產性服務業來說，很多崗位可以居家辦公，受疫情的影響相對小一點，但生活服務業受到的影響就特別大，因為生活服務業都是需要面對面、人與人接觸的。
從群體角度來講，受影響更大的實際上是中低收入群體。從身份角度來講，一些相關行業里受到沖擊最大的往往是流動人口、外來人口，或者農民工。而這些群體往往沒有被納入到他們所在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政策、公租房、廉租房等覆蓋的范圍。一些個體工商戶和自由職業者可能也沒有被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如失業保險）這樣的制度覆蓋到。所以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我認為還可以更加精準地在行業、企業和個人這三個層面，更多地針對受沖擊比較大的群體出臺一些有針對性的政策。
現在因為有大數據的手段，雖然不能說百分之百精準，但還是能夠看到誰受到的沖擊比較大。打個比方講，類似于像美團、阿里這樣的平臺企業能夠提供數據告訴大家，什么行業受到了很大的沖擊，這些大數據可以比較精準識別到有些商戶和區域受到的影響大于別的區域和商戶所受到的影響。
疫情沖擊的是我們每一個人，但是大家所承擔的代價又是不一樣的。我們尤其應該感謝那些平常為我們城市發展和運作提供支持和服務的人群。在疫情期間，他們受到的沖擊更大，我們要更多地關心和扶助他們，出臺的政策能夠更多地惠及他們。
界面新聞：您對于幫助服務業渡過難關有何建議？
陸銘：我們在疫情期間所感受到的生活不便，恰恰說明了城市經濟特別是服務業對居民的生活起著多么重要的作用。
比如這兩天我正在關注家政服務業，家政服務業是城市生活服務業里非常有代表性的。我們跟上海一家非常有代表性的企業“悅管家”有一些合作和交流，我拿到了“悅管家”從2019年到現在兩年多時間的訂單數據。我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疫情對于家政服務業的沖擊是非常大的。2020年比2019年有大幅度下降，2021年總體上有一些回升，但是在2022年3月這一輪疫情中，以“悅管家”為代表的生活服務業可以說受到了重創，家政服務行業的訂單幾乎跌到了冰點。
大家可以想象，類似像這樣的行業還包括了餐飲、住宿、旅游、文化娛樂，還有咖啡店、飲食店等等等等，道理都是一樣的。這些行業恰恰是我們在城市生活里所需要的行業。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講，體會到的可能就是生活的不便利，暫時不能到外面去吃飯、看電影。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這些行業里大量的工作人口收入水平并不是很高，大量的是外來人口。我們在疫情期間要尤其想到，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龐大的服務人群，城市的運轉、居民生活服務才能得到保障。而疫情的沖擊尤其使得這部分群體受到非常大的影響，不僅是相關企業可能受到了巨大的沖擊，相關的從業人員也幾乎陷入到沒有工作可以做的局面。所以，我認為政策端要高度關注疫情對于生活服務業的沖擊和影響。當然疫情的沖擊是方方面面的，不光是生活服務業，也沖擊了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但是沖擊最嚴重的是生活服務業。而又由于這樣的行業既關系到我們的城市生活，又是大量相對來說低收入群體的就業來源和收入來源，所以應該有一些應對的策略。
從對從業人員的關注角度來講，我認為可以有一些更精準的補貼政策來保障這個群體的基本生活和收入來源，尤其最近這段時間對這部分群體生活的影響會非常大。我認為應該采取一些適當的救助措施。
而對于相關企業，也應該采取從減免稅收到減免社會保障繳納，到減免相關場地的租金等等全方位的扶持，也包括給予一些企業貸款的扶助，特別是服務業相關企業沒有特別重的資產做抵押物，所以尤其需要的是信用貸款。平常信用比較好的企業，更應該給予更多的信用貸款扶持，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一些生活服務業的相關從業人員和企業在疫情期間還有大量的固定支出，除了一些相關的運營成本以外，有一些支出在生活服務業里反而是增加的。比如核酸檢測的成本，因為工作性質原因，他們要頻繁檢測；比如防疫物資的使用、病毒消殺的用品等，他們的支出甚至比其他行業更多。所以對于這部分成本，我認為也應該有相應的政策給予一定的補貼。
最后，我想提一個倡議吧。疫情總歸會過去，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在疫情期間，如果我們身邊有從事服務業行業的人員，作為市民來講，哪怕現在不是我們能夠使用相關服務的時候，但如果周圍的人碰到了生活的困難，我們也應該伸出援助之手。尤其是對相關行業里的外來人口，他們大量是租房的，這時，千萬不能讓他們處于政策和社會關注的盲區。待到疫情過去，服務業逐漸恢復生機的時候，我們就該消費消費，該逛街逛街，盡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上來。我們回到生活軌道的速度越快，越能夠幫助相關行業的從業人員更快地恢復工作和生活來源。
界面新聞：保就業是今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疫情形勢平穩后，應當如何加大保就業力度？
陸銘：保就業、穩增長，應該說是2022年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可能所有人都沒有想到，奧密克戎這個毒株的傳播力如此之強，所以一下子讓整個中國經濟又出現了更大的下行壓力，尤其是在疫情相對來說比較嚴重的一些地區，沖擊就更加巨大。這個沖擊到底有多大，現在很難估量。
我們希望疫情能夠很快平穩過去，這樣對經濟的沖擊不至于太大，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疫情對生活服務業的影響。因為生活服務業這個行業很特殊，企業規模都比較小，很容易被大家忽視，而相關的從業人員，由于收入水平不高，有可能在個人所得稅免征點之下，或者相關的從業人員是非正規就業和靈活就業，沒有穩定的雇用關系。
所以這個群體受到關注和扶持的程度不像其他的大企業、制造業、高科技那樣多。一旦相關小微企業在疫情沖擊之下走向無法經營而破產，有可能這種沖擊就是持續性的，很可能疫情過去都難以恢復。當然，我現在特別為生活服務業的相關企業和從業人員發聲，我特別強調了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但是并不意味著一些大企業就不受沖擊，比如我前面講到的“悅管家”這樣的企業規模也不算很小。
所以我認為即便疫情過去了，對于生活服務業和更大范圍內服務業的相關行業和企業，可能還需要政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給予扶持，比如減免稅收、減免社保，金融貸款扶持等等，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保就業、保市場主體就是在保經濟增長、保民生。所以我這里借這個機會，呼吁我們對于服務業，特別是疫情對生活服務業的沖擊要充分關注。
再有就是刺激消費，如果疫情能夠在4月平穩下來的話，按照上海的慣例，我們還有“五五購物節”，屆時可以出臺一些刺激消費的政策。即便不能實施普遍性的收入補貼政策，至少可以對在疫情沖擊下收入受到明顯沖擊的企業和個人給予一定的經濟補貼和扶持。只有綜合施策，才能夠使消費回暖，能夠讓疫情對經濟和就業的沖擊被控制在最小的程度上。
界面新聞：近期國內多地疫情形勢再次嚴峻，引發了一些關于疫情和城市發展矛盾的討論。您認為疫情沖擊下，城市是否應該要限制發展規模？
陸銘：疫情和城市發展之間的關系，既有矛盾的地方，也有不矛盾的地方。先講矛盾的地方，城市經濟是用來發展制造業和服務業的一種經濟形態。現代經濟的發展一定是伴隨著人口集聚和人口流動。在沒有任何防范措施的情況下，一旦產生疫情，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動會帶來疫情的傳播，在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但是，如果我們想到疫情的防控以及傳染病產生時患者的治療，那就跟城市經濟的發展不矛盾了。比如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城市經濟本身就包含了醫療衛生條件，而醫療衛生條件本身就跟經濟發展正相關，如果沒有城市經濟的發展，哪有現代的醫療體系，以及收治各種各樣病人的手段？
第二，城市經濟本身就存在很強的分工。比如城市出現疫情擴散的時候，如果我們要讓社區的管控能夠實施又不影響居民的生活，就依賴著大量的像外賣、食品配送等這樣的手段，而這種手段就必須要依賴于城市里深化的分工。我順便也借著這個機會，向在疫情防控期間為城市生活提供保障的外賣等工作人員表示感謝和問候。
外賣只是一個例子，除此之外，這個城市里各種各樣物資的保障等等還需要一個龐大的社會在運轉，如果離開城市經濟的話，這些東西都是沒有辦法運轉的。
所以對于疫情防控講，我想我們應該討論的問題，不是簡單地把城市發展和疫情變成一個簡單對立的兩面，而是要把城市經濟發展里有利于疫情防控的一面更好地發揮正面積極作用，而把不利于疫情防控的一面盡量減少、消除，通過城市的治理去改善。具體來講，就是在疫情防控的時候充分發揮城市里比如醫療資源、科技手段，還有管理方面的精細化。特別是在居家隔離期間，讓整個城市的物資保障系統和生活服務系統能夠相對正常的運轉。
但是另外一方面，疫情爆發以后的兩年多時間里，有很多東西已經比以前有所改善了，比如我們對于前些年不太重視發熱門診這件事情已經充分意識到了，一些大數據、人臉識別的技術也被大量應用于疫情防控了。還有就是城市的無接觸設施和生活方式也逐漸得到推廣，比如像前面提到的外賣，現在城市管理更加強調無接觸式外賣系統的運轉，也開始在我們生活中運用起來。
但是這次新冠疫情，盡管在做了很多類似的努力之后，由于奧密克戎變（異）株的傳播力超強，的確使得之前很多努力，包括曾經非常有效的精準防控的手段都被突破了。當前，一些城市也在不斷摸索，如何用新的手段和方式對以前的一些方式進行改進，來應對不斷變化的病毒變異，所以我想城市的發展還在不斷的演化過程中。
至于你的問題最后講到是不是需要控制城市的規模來應對疫情，我想有以下幾個評論。第一個評論，城市從發展以來，不斷地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的沖擊，比如曾經出現過戰爭，也出現過疫情。疫情并不是今天我們才擁有的城市發展的問題，而是在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的。遠的不要說，僅僅在最近的100多年歷史里就曾經爆發過，比如（19世紀）英國倫敦寬街霍亂，哪怕最近的2019年美國也爆發過大流感。
但這些沖擊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正影響過城市自身的發展軌跡，城市發展本身也是一個波動式的前進過程，在疫情、戰爭等的沖擊之下，城市是一直往前進步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到底怎么理解城市規模。除了我前面講的，在疫情中城市不斷地發展是全球范圍內的趨勢之外，如果要講城市規模的話，就具有一點中國特色了。我們往往忽視了一點，就是中國的城市的定義跟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城市的定義是不一樣的。以上海為例，最近上海在疫情防控期間，是按照浦東和浦西兩塊來劃片、先后進行封控的，對于這個現象我想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城市管轄范圍之內的區域，放到國際上的話，都不是“一個城市”的概念。就舉一個例子好了，比如波士頓，大家通常所講的波士頓其實包括查爾斯河對岸（劍橋市），就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所在的這塊地方，但是在美國的統計系統里，它已經是另外一個城市了。國內在行政管轄范圍之內定義的城市，把廣州和佛山統計為兩個城市，深圳和東莞也統計為兩個城市。一些像上海這樣的城市，它既遠遠地大于在歐美、日本這些國家城市的定義，又大于類似像廣州和佛山這樣的城市的定義。
所以把像上海這樣的城市當做一個城市來對待，是僅僅因為在中國的行政管轄體制里，我們是把上海稱之為上海市的。其實，上海非常像一個小小的省，如果像重慶這樣的地方就更加不用說了，重慶的面積和人口都是大于海南，也大于寧夏的。如果不把這個基本問題搞清楚的話，就非常容易在城市發展和疫情的關系里又陷入到了城市規模和疫情防控之間不必要的爭論。
更重要的在于，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張，本身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因為現代經濟會使得一些核心大城市從單個城市變成都市圈。都市圈就是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緊密連接周邊中小城市而形成的一個一體化的城市經濟發展地帶，那么限制城市人口增長實際上就會限制城市的發展和都市圈的形成，而這個做法恰恰會把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對立起來。
我想若干年以后回過頭來看我們在疫情的兩、三年期間所經歷的一切，大家就終會明白，城市的發展不會因為一場特定的沖擊而受到影響或者停止它的步伐，絕對不會，人類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
相反，城市的發展，包括大城市的發展，就是在一次又一次沒有預料到的意外沖擊下，來不斷地完善自己的技術、管理、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災害防控等各個方面。所以我相信之后我們的城市一定會變得更加安全，更加強大。
但是即便如此，人類對于未來的認識是非常有限的，我們不能保證基于現在城市所經受的沖擊而做的改善，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人類在未來歷史發展中仍然可能存在或者發生的其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