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腦海里戰爭無處不在，”越南裔美國作家王鷗行（Ocean Vuong）在新近推出的詩集《時間是一位母親》（Time Is a Mother）里這樣寫道。“我討厭這樣說，但這的確是常態，”他在紐約對我（指本文作者Lisa Allardice）說道，我倆連線時正值俄烏戰爭的頭幾個星期。“流離失所與穿越邊境的難民，拖著孩子的母親與父親，這些令人心碎的場景，對我們這類人來說已經司空見慣。”正如他在紐約大學做訪問學者時對自己的學生所說：“如果你想要研究文學，那就從研究戰爭開始——因為自從有了士兵，也就有了詩人。”

說王鷗行是從戰爭里走出來的詩人，絕不只是一種修辭手法。“一名美國士兵強奸了一個越南農家女子，于是就有了我的母親，然后就有了我，”他在其中一首詩里這樣寫道。他在西貢郊外的一片稻田里出生，又在菲律賓的難民營里呆了一年有余，最后隨母親逃去了美國，當時他年僅兩歲。他的小說《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下文簡稱《此生》）從越南的稻田延伸到新英格蘭的煙草種植園，從凝固汽油彈攻擊寫到美國的阿片類藥物危機，敘述了自己在9·11事件的余波中成長為“一個亞裔美國酷兒窮小孩”的歷程。這本小說采用書信體，是一封寫給母親的信，盡管她不識字。

王鷗行自己在11歲之前也沒有閱讀能力。但他的第一部詩集《帶著出口傷的夜空》（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下文簡稱《出口傷》）卻讓他成為了新生代詩人里最為耀眼的明星，彼時他還不到30歲，評論家認為他可以與艾米莉·狄金森以及杰拉爾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比肩，而他也拿下了若干項文學大獎并獲得了麥克阿瑟基金會的“天才獎助金”。“你是如此地/幸運。你是同性戀并且你可以寫一堆和戰爭有關的東西，”一名白人學生在他的創意寫作課上曾有這樣的抱怨，王鷗行在新詩里重述了這一插曲，“而我則一無所有。”

現年33歲的王鷗行“高5英尺4英寸（約1.62米），重112磅（約50.8千克）”，他在《此生》里寫道。“我看起來很帥的角度只有三個，換了任何別的視角都會要命。” 凹陷的臉頰與棱角分明的面部線條，令他有了一股不食人間煙火的氣場（他不開車，也從來不用Uber，Instagram是他手機上唯一的軟件）。他的聲音就和他的詩《某一天我會愛上王鷗行》里的風鈴一樣溫柔——聽了他讀這首詩，你也會對王鷗行有點心動。坦白講，他的標題《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的確很吸引我，這部小說里有一種不多見的溫柔與深情。他還是一名禪宗佛教徒。“和萬事萬物一樣，”他說，“有時我很可怕，有時我又很好，但你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到最好。”

他租住在紐約的一間空蕩的、全白色的工作室里，西施犬豆腐——它和周圍的環境一樣白——正在他身后的沙發上賣力地“表演”，我們對談時的嚴肅氣氛也因之而稍有緩和。王鷗行說，它以前當過警犬，甚至于它身上也有暴力背景。與豆腐作伴的還有小狗羅茜，它是這個家里最年輕的成員，為王鷗行和伴侶彼得在封控期間收養所得。彼得是一名律師，也是一名立陶宛裔波蘭猶太人，新詩集中的散文詩《空無》（Nothing）告訴我們，當時他的祖母距離逃出奧斯維辛集中營僅有一步之遙。他們都是創傷的后裔。

《時間是一位母親》是王鷗行在母親羅斯于2019年去世以后出版的第一本書。她以51歲之齡去世，他堅信母親的死因幾乎肯定在于她多年在美甲店上班并因此而長期接觸各種有毒的化學制劑。他的《一位前美甲店員工的亞馬遜歷史》（Amazon History of a Former Nail Salon Worker）這首詩羅列了包括止痛片、衛生棉、化療用頭巾以及最后的骨灰盒在內的一系列物件，記下了母親生命中最后幾個月驚人的節儉生活。“我10年前絕對沒有能力那樣做，”他說，“身為作家，你需要抱有極大的自信心，才有望做到讓物件自己說話。”他自稱工作效率極低——《出口傷》一書用了八年時間，《此生》則是五年。至于《時間是一位母親》，他已經在母親去世前寫好了其中的絕大部分詩歌。但當他回望過往時，他才意識到自己對失去（loss）的關注是何其多。“我的天啊，我人生的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悼念了，”他說道，“無論是朋友還是家庭，都是集體性的悲悼。我想，絕大多數人都以某種方式在悼念一些東西，而詩歌可以提供一個讓我們彼此在悲傷中相會的場所。”母親是有能力分享王鷗行的部分成功的：雖然她讀不懂詩里寫了些什么，但她會來到他的讀書會上，坐下來面對諸多觀眾，這樣她就可以看見觀眾的反應。

詩集有兩個極點，分別是失去和成癮（addiction）。作為一個在工業衰落、一片蕭條的康涅狄格州長大的青年，王鷗行目睹了許多友人的死亡——“地圖上的小點一個個被抹去”——其禍首正是阿片類藥物的大流行。“我們不會稱它為大流行，”他在2000年代早期曾有此言，他的老師甚至也在那時死于吸毒，連葬禮都沒有辦。“這實在太恥辱了，”他如此形容當時的人的想法，“堂堂教師居然成了癮君子？”肩負著家人的希望，王鷗行下了決心要避開類似的命運。“我拒絕去死，”他在《此生》里這樣描繪年輕時的自己。如今他也承認，雖然自己不像有些朋友那樣吸食海洛因，但的確也迷戀“一切你可以打碎成白色粉末然后灑在雪茄上的東西”。2012年，他在一家政府資助的診所里呆了兩個星期，新詩里也詳細披露了這段經歷：“在凌晨兩點的窗戶里瞥見麥當勞的拱門。”他想要“表達成癮與康復的真實體驗”。對他而言，“（成癮）是人之常情。說明肉體與心靈正在謀求出路。我們有這種追求安寧以及更良好感覺的欲望，而這也強化了我們周圍的恐怖。”

王鷗行在寫詩的過程中也學會了如何寫一部自傳體小說。《此生》兼有自傳、書信以及散文詩的元素，是以同性戀難民身份來撰寫美式成長故事的一次嘗試。“現在輪到我了，我要如何去推進這項追尋身份認同的謀劃？”他問道。小說并沒有走向一場自我提升與發現之旅，而是遵循東亞的“起承轉合”（ kishōtenketsu，日語寫作“起承転結”——譯注）敘事結構：沒有戲劇性的高潮；沒有受害者或反面主角；以及王鷗行十分看重的一點，沒有逃往別處這一出路。“這些人都在自己原本所在的地方找到了歡樂。這對我而言珍貴非凡。”

小說糅合了兩個令人心碎的愛情故事：第一個故事發生在母親與兒子之間，我們只知道兒子叫小狗；第二個故事則發生在小狗和一個名叫特雷沃的白人少年之間。他曾想寫一本有關“鄉村酷兒性”的書，希望能借此表明“逃往大都市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對于大都市就是我們的唯一去處這一點，有不少猜忌和懷疑。一些人承擔不起都市生活的開支，”他說，“我想讓這兩個男孩留在鄉村空間里，使他們能維護彼此之間的那股小小火焰，而不必遵循什么模式。”

在這種親切之外，王鷗行也很清楚，《此生》絕不是自傳：他從一開始就有個比自己小10歲的弟弟，但如果把弟弟寫進去就會對母子關系的強度構成干擾。他遵從艾米莉·狄金森的準則：“說出一切真理但不要太直白。”王鷗行不是小狗：“他比我要好得多。他的人生有十二份草稿。王某人只有一份，還沒少碰壁。”但這就是他的世界：他搜尋著各類局外人和被拋棄者，例如特雷沃（他是王鷗行在成長過程中結識的諸多男孩們的“合體”），然后把這些人放到舞臺中央，“因為這就是我之所是。我來自工人階級。你極少能見到這些人的生活被放大并被賦予尊嚴。”

 “被書本拯救”雖是套話，卻正好符合王鷗行的情況。他回憶稱，自己在15歲時的一個下午進了一間圖書館。“那里沒有一個我認識的人。瞬間就有了一種越軌（trespassing）的感覺。”他開始從書架上抽出各種佛教書籍來看，“因為我需要藥，”他說，“讀那些書的感覺就好比是：‘痛苦歡迎你！’你已經身居其中了，這里有一些補救辦法來找到出路。’”圖書館成了他的避難所，而他也很快就開始轉向讀各種其它類型的書。“酷兒的想象力來自逃離的需要，也來自謀求安全的需要，”他說道。

如今，他仍然在經典的海洋里遨游，撿拾和挑選著任何便于他推陳出新的要素。“憑什么不能物盡其用呢？”他問道，“作為一個局外人，我可以自由地回到垃圾場里并宣布：‘白人已經把這些工具用完，并不意味著它們對我來說就也是垃圾，我要重新把它們利用起來。’”他對歐內斯特·海明威與雷蒙德·卡佛提出的極簡主義、男性氣概美學抱有懷疑，更偏愛浪漫主義者的宏大理念以及無拘無束的抒情。“對我來說，這就好比一場文學上的變裝表演。我回到了19世紀，撿起從句，以認真而略顯夸張的方式加以重復利用。讀者可能想不到，《大白鯊》也是《此生》的參照系：赫爾曼·梅爾維爾的雄心及其對散文式迂回曲折的喜愛吸引了王鷗行。“我覺得這就很有酷兒的氣質。沒有什么主題是寫不得的。”

與瑪麗蓮·羅賓遜相似，王鷗行并不忌憚道德嚴肅性（“認真”這個形容詞在訪談里多次出現）。這種真誠也許是年輕受眾青睞他的原因之一。“年輕人希望聽直接的話。他們希望彼此能直截了當地交流，”他如此評論新近的詩歌復興，“當我們集體陷入麻煩時，我們要的并不是背景和情節。最有意義的詩就是不加修飾的詩。它直達內心并觸及到我們的共同感受。我覺得年輕人尤其討厭背景和框架之類的東西。”

他沒有時間來表現業已成為當代美國小說代名詞的反諷或悲觀主義。他也不和其他作家一起出去活動，因為這難免會導致流言蜚語“并讓我的靈魂枯萎”。對他而言，這種“布魯克林式的恐懼”是白人男子氣概的一大局限。“在變得麻木不仁之前你只能一直重復‘這真是糟透了’這種話，”他說，“很多男人一直以來都在重復這些話。好吧，我們知道了。情況的確很糟糕。那我們現在要怎么辦？”

身為作家的他也會反復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他在狀態好的時候會想，“當世界把我打倒在地，也許在黑暗中啜泣一陣之后，我就會下定決心重新站起來并發問——現在要怎么辦？”盡管在自己那份憤怒與悲傷之外還有更多東西可供利用，但他的創造力借這兩樣東西的余威才最有望得到發揮。“打個比方，在我離開地面之際——憤怒來來去去，悲傷也一樣——我也會說：‘我該怎么對付它？’有時我們只需要離開一陣，去做個飯以及洗個碗就行，有時我們則會開始寫作。” 

寫作對王鷗行來說仍像是在“偷竊時間”。他經常在夜里寫東西，這個習慣是他讀本科的時候在咖啡店打工期間養成的。《此生》有一部分——字面意義上講——就是在廁所里寫成的，那是當時他能找到的最安靜的場所了。他的第一稿經常會用上速記法，因為要完整地寫一個句子得多耗10至15秒。“如果你參照一本書的體量，把這個時間疊加起來，會發現你花在書上的時間比在電腦上寫作的時間還要多出好幾個小時，”他一面解釋，一面拿起筆記本，里面滿是干凈利落的手寫頁。“句子寫到一半的時候，你就已經能明白一些東西。這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冥想過程。”長時間沉浸于他所稱的“平行宇宙”之后，他也希望能“回到這個世界，看一看空氣的樣子”。他和彼得正計劃收養孩子：“我的態度大概是，讓我再寫一本書先。”

他說，《時間是一位母親》乃是他最“完整”的一本書，也是他在技藝方面最引以為傲的一本書。“在這樣關鍵的時刻，我總是會有那么一絲羞恥感，而這一次就完全沒有。”豆腐面朝大門蹲坐著，就像一團大棉球。“但即便人們喜愛你的書，即便你運氣足夠好，它在正式出版以后也至多只能接近你的預想而已。”王鷗行說。“我認為這是美事一樁。做一名作家也就意味著在失敗之中穿行。”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