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4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沒想到，封控前買的兩瓶可樂竟然變成了稀缺品。小區群里由可樂換萬物的聊天記錄轉了好多次，有的鄰居也把自己的群昵稱改成了“缺可樂”或是“xx換可樂”。我因為舍不得僅剩的兩瓶可樂，就計劃著喝，每天抿一口，到最后可樂的氣全跑掉了，再喝起來像是九十年代的甜糖水。想起科馬克·麥肯錫在《路》里寫的人類世界的最后一瓶可樂，讀的時候還覺得是作家美國式的夸張，都到這個時候了，誰還會在乎可樂呢。可是人就是這么矛盾，一邊需要肉蛋奶維持生命，一邊也需要可樂咖啡這些“非必需”物資來保持鎮定，由此也對“必需”和“非必需”的劃分有了重新理解。

這個時候囤物都有哪些要訣呢？有人早就做好了長期的準備。2020年疫情爆發時我曾連線作家馬原。他住在云南的南糯山中，那時山也封了，山門設卡，不可以進出，但好在家里種了菜，還有兩個大冰箱，裝得滿滿的。他說，我老婆很開心，說地里有青菜，冰箱里有脂肪和蛋白質，撐一兩個月沒問題。 

囤物是為不確定的未來作準備，但這個準備到底能有多周全？大概最齊全也齊全不過卡夫卡的地洞。《地洞》寫于卡夫卡人生的最后階段，講主角計劃周密地建設地洞、囤積物品，為伺機襲擊自己的敵人做準備。他的建設和囤積類似一種精神偏執，他心甘情愿地與地堡合為一體，因為這里是完全自主的領地，然而不管籌備多么周全，恐懼總是如影隨形，“地洞不僅是一個救命之窟，當我站在周圍堆積著高高的肉類貯藏品的城廓之中時，縱覽這里延伸出去的十條通道。……這里是我的城堡，是我用手抓、用嘴啃、用腳踩，用頭碰的方法戰勝了堅硬的地面得來的，它無論如何不能歸任何人所有。”

2020年疫情期間我們有一篇編譯稿介紹了一本題為《地堡：為末日而建》的新書，此書也能折射出面對危機時人們心態的變化：縱觀迄今為止有記載的歷史，人類面臨的存在性威脅從未像今天這樣致命和繁多；還有一個專有名詞用來形容這些為末日準備的人——即“預備者”，他們為不限于生化武器、新冠病毒的危機積極做自救的準備。

一、可樂成為硬通貨，人們以非必需品找回生活的平衡

潘文捷：在法國思想家喬治·巴塔耶看來，被歸為消費非必需品的這類行為是為了維持人的至尊性。他提出，消費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生產性的消費，是為了維持存活和發展必需的消費，還有一種是非生產性的消費，這種消費不以生產為目的，不求回報。在《通向巴塔耶》一書中，作者張生看到，古代人的節日狂歡或建造金字塔的行為，都不是為了增加社會財富，而是為了把過剩的財富花掉，戰爭更是人類社會的奢侈形式之一。在這些消耗財富的過程中，國王、君主可以獲得轉瞬即逝的、閃耀著榮光的至尊性，同時他們也把至尊性傳播給了更多的人。按照巴塔耶的理論，因為人人都不甘心被奴役，都有對至尊性的向往，所以人們愿意把自己的財富揮霍，運用于非生產性消費，以維護自己的至尊性不至于在生產性的世界中被遺忘。因此，消費、浪費、揮霍其實是一種解放。

尹清露：這幾天可樂易物的新聞讓我非常感同身受，因為我是一個每天都會喝可樂的人，并認為可口可樂推出的小罐裝是最完美的發明之一，既滿足了癮，又不會喝不完浪費。我想我深受大學時候的外教老師Ken的影響——Ken人到中年，大腹便便，每次上課都會帶著一大桶冰可樂，還會教育我們：“可樂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飲品，比茶要健康多了！” 

可樂之所以令人愉悅，是因為它的甜度和碳酸對口腔的刺激達成了一種絕妙的平衡，而味覺連通著精神，所以也能讓人在失衡狀態下找到平衡吧。絕望時人會希求大劑量的甜食，也是想加速找回生活的平衡，而當絕望成為日常，持續供應的可樂就是活下去的理由。之前還讀過西敏司寫可口可樂在二戰美國時的重要地位，在海外服役的軍人被剝奪了所有與個人有關的物品，身邊沒有熟悉的文化標記，可口可樂就成為心理寄托和象征。常常有士兵在寫信回家時說，自己是為了保衛喝可口可樂的權利而戰。我深以為然，活著不是為了最低限度的欲望，也是文捷提到的尊嚴感，在這個意義上，可樂咖啡才應該是生活的必需品。

林子人：幾天前我們很幸運地叫到了一次外賣，除了兩盒紅燒肉蓋澆飯以外還有兩罐可口可樂。我和先生鄭重其事地拿出了兩個杯子分享了一罐可樂，我小口小口地品嘗那棕黑色的汽水滾過舌尖的滋味，真好喝啊，我好像從來沒有覺得可樂那么好喝過。

攝影家劉香成拍攝的那批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照片中，有這么一張照片：一個身穿軍大衣的年輕人在故宮門口拿著一瓶可口可樂。劉香成向來以善于觀察和捕捉社會轉型期中人們神情舉止的微妙變化著稱，這張照片中的種種元素就體現了不同時代精神和社會風潮的碰撞與張力。于我而言，可樂本是一個尋常到不值一提、甚至在很多時候為了維持體重避之不及的物事，但當我真的不再能理所當然地、即時性地喝到它的時候，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當年可口可樂作為市場經濟商品化象征的深意。

姜妍：這個問題我沒啥發言權，因為煙酒可樂咖啡這些東西我已經很多年不碰了，偶爾朋友間餐聚喝點茶，自己在家卻也很少想起來泡。有一次我的中醫大夫問我平時喜歡吃什么，大概是要看看飲食上有什么需要調整的，我愣在那里幾秒鐘，覺得報菜名也不太合適，最后憋出來了一句“我喜歡吃飯”。不過我同意清露的觀點，可能人們需要在失衡中去找到一些新的平衡，只是我的疑惑是，這種尋找平衡的過程是否一定要靠外力，還是也可以用內在的方式找到？

二、維生素還是薯片咖啡，囤些什么維系脆弱的現代生活

徐魯青：最早期聽說上海要全面封控，囤物資的時候我看了一堆公號文章，聽從它們的營養學建議，精準計算營養成分、存放時間和占據空間的綜合性價比。那些我最愛吃的東西：空有熱量還體積龐大的膨化食品、維生素含量遠不如幾個水果的果汁飲料，含糖量畸高的曲奇餅干，都被我從采購名單上一一劃去。我囤麥片、蛋奶油、abcde各種維生素，預估封城數月后不僅營養均衡，而且脫胎換骨成為健康人。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發現人的基本生活越是沒有保障，需要的安慰性物資就越多，比如過高的熱量、油脂與糖分，它們的意義被營養學忽略了。

被封控一個多月后，薯片、咖啡和酒精是我最后悔沒有囤的東西，營養性價比低，卻能給人巨大的心理安慰。前段時間我用一大包意面和鄰居換了幾條雀巢速溶，咖啡因宛如可卡因，人生在滿足“癮”的那一刻有了新意義。我開始理解二戰時德國后方吃不飽飯也要炒點小麥沖水，做低配咖啡喝。當生活圍著續命打轉，一切都要掐著指頭計算投入產出比，活著一點意思都沒有。正是這些墮落的非必需品在拯救我們的生活，它們關乎尊嚴也關乎自由。

非必需與必需的建構背后還隱含著權力結構，之前一個豆瓣友鄰寫，小區里有女生想組織團購冰淇淋，在群里被罵不理解基層志愿者、不考慮形勢大局，但實際上剛有一大群男性組織團購完香煙，給出的解釋是成癮性物質沒有辦法。但為什么就不能有冰淇淋成癮呢？為什么香煙癮就應該擺在冰淇淋癮的前面呢？這也讓我想到衛生巾從武漢疫情到現在一直被劃作“非必需品”的范圍，當女性抱怨衛生巾供應不足的時候，得到的回應總是：都什么時候了還在提這些需求？

姜妍：其實很難去假設，預想的和實際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可能狀況會非常不同，就像魯青的設想和實際運作里產生了偏差一樣。如果讓我只是憑空現象的話，我可能會認真考慮怎么能在陽臺上種植一些可食用的植物。另外歪個樓，其實很多營養學家的考量只是從攝入層面進行了討論，而沒有考慮到個體差異化對營養物質產生的影響，也就是吃進去以后吸不吸收以及吸收多少的問題。

葉青：我以前是買蔥按根，買蒜按瓣的人（南方的菜場是可以這樣的）。當頓的食材一定是現買現用，特別不能理解為什么要囤一堆東西，把冰箱塞得滿當當，拿個東西還得東挪西騰，到最后許多東西壞掉/過期也沒吃完，既浪費又不環保。但如果現在打開冰箱門看到滿滿的食物，大概會覺得充滿了安全感吧。也能理解為什么有些長輩喜歡有囤東西了，他們經歷過物資匱乏的年代，居安思危大概已經刻在了基因里。如今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了相似的經歷，以前因為冰箱太滿這件事沒少嘮叨我媽，沒想到居然能有和她的冰箱和解的一天。

林子人：一周前我就開始擔心家里的鹽不夠了。想到自己以前認為東日本大地震后中國人囤鹽的行為甚是可笑，不禁自嘲“小丑竟是我自己”。本周調味罐中的存鹽量愈發岌岌可危，中午做菜時不小心撒了一點鹽在鍋外，心疼不已。盤算著本周之內這一點鹽肯定是要吃完了，屆時必須要克服社恐和薄臉皮向鄰居求助。沒想到剛收到的第三波物資里恰恰好有一袋鹽，危機解除。

在封控到近一個月的時候，你會發現“必需品”比你想象得要多。除了食物以外，任何消耗品在沒有渠道購買的時候都會變成必需品：卷紙、清潔劑、洗衣液、衛生巾、消毒濕巾、藥物、維生素片……所以囤物資這件事根本禁不起細想，因為需求會隨著危機的發展越來越多。從這個角度來看，囤滿冰柜或專門去添置冰柜并寄希望于此，恐怕并不足以讓人安心。在我看來，囤貨心理的回潮提醒我們注意當代城市生活的脆弱——基于金錢交易的便利生活建立在社會高度分工、商品從生產、運輸到銷售整個供應鏈運作暢通無阻的基礎之上。而在大多數時候，我們太過想當然地接受了社會運作的這套底層邏輯，以至于到真正的危機出現的時候，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