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人的大腦十分發達。我們運用大腦來開發新技術，借此制造出更多東西，令規模相同的土地能支持更大規模的人口。較高的人口密度令更精細的分工成為可能，還提高了發明創造的需求。結果就是，注重教育與發明的文化特性變得更有價值，而具備這些特性的家庭更易于繁衍生息，如此產生的人口對進一步的技術發展也更有利。

經濟學家奧第德·蓋勒（Oded Galor）在新書《人類的旅程：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The Journey of Humanity: The Origins of Wealth and Inequality）里指出，這些“變革之輪”自古以來就是技術進步的核心驅動力。不過，在絕大部分歷史時間里，我們這個種群都受累于貧困。技術創新使食物產量上升，進而提高了人口增長率——直到生產力收益被新增人口的吃飯需求抵消，令生活標準回落到勉強維生的邊緣。然而，在十九世紀，勢如破竹的技術進步卻抵達了一個拐點。依據蓋勒的觀點，工業革命的到來將人力資本的價值抬高到了某個臨界點，父母開始選擇少生孩子，轉而在撫養上加大投入。較長的壽命進一步提高了人力資本的重要性。隨著女性薪酬逐漸逼平男性，讓勞動力去生孩子的代價變高了，這進一步壓低了生育率。這一人口學變遷，令技術進步可以把人口增長遠遠甩在身后，也造就了我們當今這個物質豐裕的世界。

《人類的旅程》一書以其無可比擬的格局與雄心，將整個人類歷史詮釋為一個無可避免的進步歷程，從第一批原始工具一直發展到可以放進每個人褲袋里的超級計算機。與此同時，該書還解釋了進步何以讓世界上的某些地區比其它一些地區更加富裕。

人類的祖先源自東非，他們從六萬多年前開始一波接一波地向外移民。在移民鏈條的每個節點上，選擇繼續向前的都只有一小群人。由于一個群體的子集相較于整體而言一般都只有較弱的多樣性，旅途越是遙遠，人群的同質性也就越強：在幾百年以前，基因多樣性最強的地區是東非，最弱的地區則是南美（因為那時的人要穿越亞洲和北美洲才能抵達南美洲）。在蓋勒看來，多樣性會削弱社會的凝聚力，阻礙經濟增長，但它可以激發勞動分工和發明創造，這對經濟增長又有利。因此，多樣性水平適中的地區，其經濟發展度就是最高的。

地理條件也是經濟發展背后的一大重要因素。自埃及北部至波斯灣的“肥沃新月”地帶有最易于培育的農作物及動物，可不受阻礙地在歐亞大陸上東西旅行，也促進了農業技術的傳播。較早馴化動物的人群，對傳染病的抵抗力也較高。多樣性與地理條件乃是區域經濟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文化和政治扮演的角色都相對次要。

蓋勒認為，技術創新與社會朝有利于創新的方向進化這兩點的相互作用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全球不平等是五大因素的產物（重要性依次遞減）：移民距離、地理條件、疾病、文化和政治制度。作者出色地將五大因素濃縮在240頁的篇幅里。所有讀者都能學到一些東西，且許多人將會感到這本書是引人入勝的。

對蓋勒而言，這一超長時段的視角是從數千個單獨而言就頗具吸引力的片段里分離出歷史推動力的唯一方式。“很容易就會在細節的汪洋大海里隨波逐流、被浪濤推來推去并對海面之下的巨流不加注意，”他這樣寫道。但如果不能恰當地把握這些暗流，“也就幾乎不可能理解人類的歷史。”

當今的繁榮是技術進步不斷積累的結果以及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可促進技術發展這兩項主張，基本沒有爭論余地。但它們仍留下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這些事情為什么會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發生。不妨回憶一下那個古老的問題：歐洲為什么會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在蓋勒的解釋里，歐洲于19世紀成功逃離貧困陷阱的原因，在于教育投資的提高以及性別薪酬鴻溝的消減。但根據經濟史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編纂的數據集，西歐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000-1600年間已不止于翻倍。可見在蒸汽機問世前，一些事就已經在發生了。

意大利城市里的商業革命——這是造就現代世界的經濟、政治與社會變革之鏈的首個環節——始于11世紀。但1000年的歐洲人口和再往前推一千年的數目相比也是差不多的，和當今的印度或中國比更是九牛一毛。與中國相比，特別是與埃及中東的伊斯蘭國家相比，歐洲都是更貧窮且技術上也更落后的。如果這一經濟發展與人口密度的良性循環就是經濟增長的深層原因，那歐洲反而應該長期名落孫山。

蓋勒援引了若干理由來說明經濟起飛何以首先發生在歐洲而非亞洲：英國的光榮革命保障了財產權以及工商業階級的政治權力；宗教改革提高了識字率以及歐洲大陸新教影響區域內的企業家精神；啟蒙運動鼓勵了經驗主義的思維方式，這有利于科學與技術進步。但這些制度與文化的因素是16世紀與17世紀的產物。蓋勒還主張，歐洲較低的農業生產率——與歐亞大陸較早轉向農耕生活的其它區域相比——在1500年前后是一種優勢，當時城市成為了經濟活動的中心。但這只會引起又一個疑問：為什么歐洲在前半個千年里（指1000-1500年代）發展出了高度自治且商業興旺發達的城邦國家？

這些都和蓋勒那無形的歷史之輪不矛盾，它在幕后不可阻擋地推動人類前進，所有的國王和王后都不過是來來去去的玩家。但即便我們發達的大腦注定會帶來一場工業革命，它也可能提早一千年發生，或者可能推遲到幾千年以后的未來。要理解它何以在18世紀發生于歐洲的一個寒冷而潮濕的角落，我們就必須分辨出哪些因素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更具影響力，以及為什么會這樣。就目前的論題而言，我們必須理解為什么從11世紀開始有若干意大利城市成為了繁榮的地中海商貿節點，繼而為后面幾個世紀里的進步打下基礎，最終催生了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

然而，對蓋勒來說，詮釋過往并不是最終目的。他提出，人類歷史的隱秘驅動力在我們面對當今的諸多挑戰時也不無教益——首當其沖的便是氣候變遷。而解決之道正是仰仗那些曾推動我們變成今天這般樣貌的力量：生育率的下滑將會減輕人類對環境的影響，為技術創新贏得時間，使我們可以開發出化石燃料的替代品。總而言之，這些因素“應當能確保急需的革命性技術的及時推進，化氣候危機為未來幾個世紀里的過眼云煙”。

呃，好吧，起碼有一部分人是可能在氣候變遷中存活下來的，從現在開始再過一千年，他們的工具也會讓我們的工具顯得很原始。蓋勒指出，人類的長時段故事是并將繼續是一場不屈不撓的技術進步之征程，他也許說對了。但從“三十萬年的全部人類歷史”這樣的視角出發，也總有一些細節是很難看清的。有時候舉足輕重的恰是這些細節。

（作者James Kwak系康涅狄格大學法學院研究員，早年曾擔任該校“杰西·魯特”法學教授）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