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玉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周六在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貨幣政策還是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總量上，結構性貨幣政策可以用，但要更加謹慎一些。

今年以來，中國央行陸續推出了針對科技創新、普惠養老、交通運輸和物流倉儲業、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等領域的專項再貸款。央行在周一發布的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稱，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還要積極做好“加法”，促進金融資源向重點領域、薄弱環節和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企業、行業傾斜。

但黃益平認為，結構性貨幣政策對銀行的風險把控能力要求很高，而且這類政策會與傳統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界限產生模糊。

“大部分中小金融機構沒有給中小企業發放更多貸款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流動性，而是缺乏有效風控的手段。所以實際上給了金融機構流動性之后，銀行反而更多愿意給擅長做、能做的企業貸款，而這些企業反而是規模比較大的。”他說。

“所以對這些措施應該仔細評估，再考慮推出新的政策。尤其像增加流動性的政策，銀行本身來決定把錢投到什么地方，要考慮銀行有沒有能力做。”

另外，黃益平提到，前幾年央行直接給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引導政策性銀行去推動一些特定領域的活動，錢相對直接給到了項目上，但同時也引發了一個問題，即這跟傳統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界限出現一些模糊。

“尤其是如果有越來越多的結構性貨幣政策，那么跟政府過去傳統的這種資金配置會有什么樣的差異？”他說。

黃益平還表示，現在已經到了采取“不計一切代價政策”的時候，貨幣政策對于穩增長固然重要，但應該采取更多的直接措施作用于微觀層面，尤其是更大程度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原因在于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事情，已經不僅僅是去增加流動性，擴大經濟需求，而是說很多企業很多家庭現在都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貨幣政策的直達工具，更多的是需要財政政策的直達工具。”他說。

“除了降低利率、改善資產負債表、增加流動性外，我建議在短期內（政府）要拿出很多錢來直接支持老百姓去消費，這是穩定社會、穩定市場經濟的一個很重要措施。”他說。

黃益平特別指出，在面臨系統性風險的情況下，首先考量的是穩經濟或者金融，而平常較為關注的一些因素，例如杠桿、結構或效率等問題要置后。

“一些決策部門有的時候比較擔心，比如說大水漫灌將來會有后遺癥，杠桿率再上去會不會有新的問題，但我認為當經濟在快速下行的時候，這些問題都應該放在次要的位置。”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