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樊旭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日前表示，今年以來，受到俄烏沖突、美聯儲加息和新冠疫情的三重壓力，財政和貨幣政策已經紛紛出手穩增長。但他認為，宏觀經濟政策或許還有進一步放大的空間。

“從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今年兩會，再到中央政治局會議，一系列會議都傳遞了同一個信號，就是政策要穩增長。但每一步之后，市場給人的感覺是政策宣布了市場信心有所提升，但是過一段時間，會發現政策對信心的支撐不是足夠的。”6月8日晚間黃益平在北大國發院舉辦的一場直播活動上說。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采取力度比較大的政策，倒不是說重新像2008年的‘四萬億’，但如果有一個大的政策宣布是會對市場信心有幫助的。市場有信心，經濟活動就變得更加活躍。”他說。

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當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用于穩定經濟的一系列財政，貨幣等政策，總規模約4萬億元，被市場廣泛稱為“四萬億”計劃。

黃益平強調，應當繼續加大對于中小微企業的紓困扶持。

“現在民營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已經超過國有企業，同時在經濟還不好的時候，（民營企業面臨的）還本付息壓力會比較大。所以財政政策除了減稅降費以外，可以更多提供貼息或者展期的政策支持。現金流壓力大是中小微企業當前最大的問題。”

他指出，從數據上看，2020年以來，監管部門采取了很多措施支持中小微企業。據銀保監會披露，2020年末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同比增30.9%，2021年增長24.9%。“在經濟不好的時候，貸款增長很多，說明政策是成功的。但是下一步，金融機構還是要持續對有需要的企業提供信貸支持。

除了進一步放大政策空間，黃益平指出，對結構性政策進行調整也是當下穩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

 “去年我國推出了很多結構性改革政策，涉及平臺經濟、教培行業、房地產行業、雙碳以及共同富裕相關的內容。這些政策都是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采取的措施，但是客觀上造成了中財辦韓文秀主任所說的，長期政策短期化和系統性戰略碎片化，客觀上加大了經濟壓力。”

“今年以來，這些結構性政策已經開始調整。比如，對平臺經濟的治理已經從整治轉向日常性的監督，甚至支持他們創新，到海內外市場上市。但是除了這些，能不能看到一些更加具體的支持平臺經濟創新發展的措施，這將對（提振）行業的信心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