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脹“烈火烹油”
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這次真的坐不住了。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6月15日宣布加息75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至1.5%至1.75%之間。這是美聯儲自1994年以來單次最大幅度的加息。
這一大手筆的背后是通脹持續走高。美國勞工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5月份，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8.6%，比上月提高0.3個百分點，創1981年12月以來最高；環比增長1%，顯著高于上月的0.3%。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6月初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美國的通貨膨脹正處于“不可接受的水平”。她表示，拜登政府或在其預算提案中上調今年4.7%的通脹預期，“盡管我非常希望通脹率現在就能下降，但預計通脹率仍將維持高位。”
實際上，不只是美國，大洋彼岸的英國、歐盟，再到一些新興經濟體，通脹正成為橫在各國頭上的一把利劍。
4月份，英國CPI同比上漲9%，遠超英國央行2%的目標。英國零售商協會數據顯示，英國5月零售商品價格同比上漲2.8%，創自2011年7月以來最高紀錄。食品價格繼續快速上漲，同比漲幅從4月的3.5%上升至4.3%，創下2012年4月以來新高。
歐盟情況也不容樂觀。歐盟統計局初步統計數據顯示，5月份，歐元區通脹率按年率計算達8.1%，連續7個月創歷史新高，遠高于歐洲央行設定的2%的通脹目標。
5月份，印度CPI同比上漲7.04%，連續第5個月處于印度央行設立的6%的中期通脹目標上限上方。為應對通脹壓力，印度央行6月8日宣布上調基準利率50個基點至4.9%。這是印度今年以來第二次加息。印尼5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漲3.55%，創2017年12月以來最大漲幅。泰國央行近日將2022年通脹預期從4.9%上調至6.2%。
在非洲，尼日利亞的通脹率從4月的16.8%上升到5月的17.7%，創11個月新高；4月，南非的通脹率保持在5.9% ，也是在五個月內第三次達到5.9%，接近6%的通脹目標上限。在拉美，阿根廷的通脹率在過去12個月累計漲幅達到60.7%，創下自1992年以來最高紀錄；巴西年化通脹率已連續九個月超過兩位數，5月為11.7%。
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應習文對界面新聞表示，當前的全球通脹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俄烏危機的爆發，嚴重影響了全球能源與糧食供給；二是全球飽受新冠疫情對勞動力市場的長期沖擊；三是全球化倒退與供應鏈受損降低了全球生產和運輸效率。
“當然，本輪通脹需求端的原因也同時存在，包括疫情防控放開促進全球需求的復蘇，以及前期多數國家大規模的貨幣財政刺激政策。但需求端的沖擊主要集中在前期（2021年），當前主要矛盾還是供給端的。”應習文稱。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表示，目前席卷全球的通脹既有短期因素沖擊，也有長期因素影響。短期看是疫情沖擊、區域戰爭、能源價格沖擊等等。
不過，更值得重視的還是長期性原因。滕泰指出，長期因素是歐洲和美國長期以來貨幣超發所帶來的滯后影響。過去13年，自從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資產負債表持續擴張了7倍以上，其中僅新冠疫情以來就擴張了一倍。
“除了上面提到的因素，競爭格局的變化造成很多行業壟斷加劇。如果是完全競爭、充分競爭的話，價格就很難上漲；但如果競爭程度弱化，壟斷程度甚至寡占程度提高，那么漲價就會變成比較容易的事情，對所有行業都一樣。此外，貿易保護主義，比如美國這些年對中國施加的這些關稅，事實證明它大多已經加到美國國內消費者頭上，也推動了物價指數的提高。”滕泰說。
增長放緩恐成定局
全球通脹形勢尚未看到改善跡象，經濟增長放緩的壓力又接踵而來。
在宣布大幅加息的同時，美聯儲下調了對美國經濟的增長預期。美聯儲預計，2022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1.7%，較3月預期下調1.1個百分點。美聯儲還將2023年和2024年的GDP預期增速分別從2.2%和2.0%下調至1.7%和1.9%。
美國國債收益率走勢也預示了市場對于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美國國債收益率自3月以來頻頻出現倒掛。一般來說，為補償投資者在較長時間持有債券所面臨的風險，國債期限越長，收益率越高。長期國債收益率低于短期國債收益率的現象被稱為倒掛，通常被視為經濟可能步入衰退的預警信號。
富國銀行預測稱，隨著通脹在經濟中變得更加根深蒂固，侵蝕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以及美聯儲采取更積極的措施來解決通脹問題，美國經濟將從2023年中期開始出現“溫和衰退”。摩根大通策略師表示，股市反映的美國經濟衰退概率為85%，市場對政策失誤和隨后不得不扭轉政策的擔憂加劇。
歐洲的日子也不好過。6月13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舉行的歐洲防務展上甚至稱，法國和歐洲已經進入“戰時經濟狀態”。
馬克龍的表態并不是危言聳聽。歐盟委員會在《2022年春季經濟展望》報告中將今明兩年經濟預期增長率下調至2.7%和2.3%，低于2月預測的4%和2.8%。同時，歐盟認為，未來兩年歐盟通脹率都將高于歐洲央行確定的2%的目標。
6月以來，包括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內的國際機構接連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6月7日，世行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4.1%下調至2.9%，并警告稱未來的經濟衰退有可能是80多年來最大的一次。
僅僅一天后，OECD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4.5%下調至3%，2023年增長預期從3.2%下調至2.8%。OECD同時預計，經合組織成員國今年整體通脹率將達到8.5%，2023年回落至6.0%。而在去年末的預測中，OECD預計成員國今年通脹率將達5%，然后在2023年回落到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加入看衰全球經濟的陣營。該機構發言人格里.賴斯6月9日表示，鑒于俄烏沖突和通脹加劇等因素影響，IMF預計下個月將進一步下調其對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今年4月，IMF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4.4%下調至3.6%。
應習文指出，全球經濟減速既有需求面的因素，也有供給面的因素。
“需求面看，通脹上升導致全球主要國家貨幣政策收緊，全球流動性退潮，風險偏好下降，由此擾動全球市場，抑制全球需求。從供給面看，上游通脹造成的成本上升侵蝕全球工業與商業利潤，降低投資和消費信心，同時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以及對勞動力市場的擾動也影響了供給。”他說。
全球性滯脹可能性有多大？
在大幅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的同時，世行在報告中警告稱，全球經濟很可能陷入20世紀70年代式的滯脹。這一預警猶如一聲“驚雷”，讓外界憂心忡忡。
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經濟增長與通脹的背離現象，即“滯脹”，其中以美國最具代表性。從1970年至1982年，美國實際GDP平均增速下降至2.5%，而CPI平均增速達到7.8%。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當年美國發生滯脹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供給約束導致高通脹。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原油減產導致國際油價大漲，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全球石油供給進一步萎縮，再次推升了石油價格。高油價在推升通脹的同時，導致需求萎縮，經濟放緩并出現衰退，進而使美國勞動力市場惡化，出現大量失業人口。
二是貨幣超發助推高通脹。溫彬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解決經濟增長回落、軍費開支增加、赤字規模上升等問題，美國通過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從需求端刺激經濟，貨幣供應量增長加快，特別是為了應對70年代出現的經濟衰退，美聯儲采取了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
“1971年至1983年間，有6個年份美國M2增速在10%以上，通脹預期上升導致工人加薪要求，最終形成‘薪資-物價’螺旋上升的局面，進一步加劇了通脹攀升。”溫彬說。
當前全球經濟所面臨的一系列困境不可避免地被拿來和上世紀70年代的“大滯脹”時代相比。分析師認為，兩者的確具有相似的供給沖擊和貨幣超發特征，但并不能以此來斷定全球滯脹將要來臨。
溫彬認為，當前全球通脹居高不下同樣受到上述兩方面因素影響。從供給因素看，新冠疫情導致全球供應受阻，俄烏沖突又加劇了能源和糧食危機。從貨幣因素看，為應對疫情，主要經濟體實施了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全球流動性泛濫。
但不同的是，溫彬指出，上一輪滯脹出現了經濟衰退并伴隨高失業率，但目前主要經濟體的失業率均處于歷史低位。美國勞動力市場相對強勁，失業率已經降至3.6%，為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低點。另外，通脹預期較上世紀70年代也相對穩定。所以，綜合來看，出現上世紀70年代“大滯脹”的可能性比較小。
應習文也表示，目前的高通脹、低增長持續時間可能會短于上世紀70年代，演化成全球范圍滯脹的可能性也比較小。
“從主要國家央行的預期來看，2023年通脹水平將逐步下降，2024年可能轉為降息周期以應對潛在的經濟衰退。不過，俄烏沖突、新冠疫情、逆全球化等非經濟內生周期性因素仍然會增加全球滯脹的風險。”他表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楊子榮對界面新聞稱，現在的情況和上世紀70年代相比有四個明顯不同之處，一是目前全球各國對于石油的依賴程度有所下降；二是央行的獨立性增強，具有更強的意愿和經驗來治理滯脹；三是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已深入各個角落，全球商品的供應能力大大增強；四是在發達經濟體內部，工會力量下降，“工資—價格”螺旋尚未形成，通脹預期尚未脫錨。
他表示，盡管因為疫情沖擊和地緣政治動蕩，全球通脹中樞水平明顯上移，滯脹風險不斷累積，但由于前期宏觀政策實施力度以及經濟結構的差異，各國面臨的滯脹壓力存在顯著分化，全球層面“大滯脹”發生的可能性不大。
楊子榮進一步將全球經濟體分為四種情況。第一種是已陷入滯脹的經濟體，這既包括深陷地緣政治沖突中的經濟體，如俄羅斯和烏克蘭，也包括經濟基本面比較脆弱且屬于大宗商品進口國的發展中經濟體，如斯里蘭卡和土耳其。
第二種是正瀕臨滯脹的經濟體。他認為，在發達經濟體中，英國和歐元區可能率先陷入滯脹，因為處在俄烏沖突的前沿，烏克蘭局勢和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對歐洲地區的沖擊最為直接。
第三種是存在滯脹風險的經濟體，比如美國。楊子榮說，這部分經濟體通常是通脹水平較高，經濟增長仍具韌性，但高通脹可能引發經濟增速放緩甚至停滯。
第四種是尚無滯脹跡象的經濟體，如東亞經濟體。楊子榮表示，這部分經濟體通常是外債水平不高，國內供給能力強大，通脹壓力較小和經濟增長潛能充足的經濟體。
牛津經濟研究院高級經濟學家胡東安也強調，當前各國央行治理通脹的意愿較半個世紀前大大增強，普遍將抑制通脹作為工作的首要目標，優先級高于遏制經濟增長的下行風險。
“跟過去不同的是，主要央行不再認為應在通脹和失業率間作權衡。也就是說，央行不會為了降低失業率放任經濟過熱、通脹飆升。其次，在70年代，主要央行并不會主動管理市場長期通脹預期，所以在滯漲出現時，長期通脹預期的上升會導致短期通脹不斷升溫、過熱。但今天央行的政策與70年代相比大為不同，長期通脹預期基本是錨定的。”
對于“脹”的問題，胡東安說，根據牛津經濟研究院的基準預測，能源及食品價格大概率不會繼續大幅上漲，按年計算, 能源及食品通脹率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會有明顯回落。
另外，他指出，勞動力市場緊張、薪資上漲也是拉高通脹的因素之一，但這個問題主要是存在于美國。高通脹下，民眾購買力受到影響，加上美聯儲加快加息步伐，最終會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勞動力需求和薪資壓力會隨之減緩。
胡東安表示，如果發達經濟體在未來幾個季度經濟復蘇依然缺乏動能，同時，能源及食品通脹因俄烏沖突帶來的沖擊進一步惡化，如歐美對俄羅斯制裁加碼、俄羅斯中斷對歐洲能源供應等等，那明年很可能會進入到一段增長低于平均水平而通脹高于平均水平的時期。
“不過，我們認為經濟持續以低于平均的水平運行的話，通脹會重新回到下行軌道的概率還是比較高的。”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