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樊旭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周一指出，我國現階段出臺的助企紓困措施以改善企業流動性為主，而針對償付能力的支持政策較少。參考美英兩國在疫情期間出臺的措施，他建議中國在紓困企業問題上雙管齊下，既要支持流動性也要增強償付能力，全方位保市場主體從而保就業。

管濤在萬得3C會議舉辦的一場直播活動中稱，疫情初期，美國推出的針對小型企業的“薪資保障計劃”(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PPP)，幫助小企業維持經營運轉，減少裁員和破產，有效實現了保市場主體和保就業的雙重目標。

具體操作上，如果借款企業將PPP貸款60%的資金用于支付員工工資即可免還。此外，美聯儲協同推出了薪資保障計劃便利工具為貸款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提高了計劃實施的有效性。

管濤稱，從實現效果來看，計劃實行后，美國失業率從2020年4月的高點14.7%快速下降，到2021年5月第三輪貸款結束，失業率已降至5.8%。不同規模企業的就業人數也逐漸回升，尤其是員工人數在1-19人的企業就業率回升最快，已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同期，每周初次申請失業金人數也由662萬人的高點降至39萬人。

據美國機構測算，截止2020年5月，PPP計劃將獲得貸款企業的就業率提高了2-5個百分點，幫助小企業多保留了360萬個工作崗位。到2020年末，就業率的提高比例降至0-3個百分點，多保留了140萬個工作崗位。

和美國類似，英國在疫情期間推出了“就業保障計劃”(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CJRS) ，為受困疫情企業支付80%的員工工資和保險費用。該計劃非常有效地起到了保就業的效果，失業率在疫情嚴重期間并未出現大幅攀升。Wind數據顯示，英國16-64歲人口的失業率最高點為2020年12月的5.3%，此后便持續下降。

管濤說，在整個計劃實施過程中，英國累計有1170萬的員工接受CJRS的補助，約占總就業人數的36%，共花費英國政府700億英鎊，約占2020年GDP的3%。

另外，英國還針對不同規模企業推出了三項貸款擔保計劃，由政府提供80%或100%的貸款擔保，鼓勵銀行向實體企業貸款。作為輔助，英格蘭銀行推出了針對大型企業的新冠疫情融資工具，解決商業票據的融資問題。總體來說，三項擔保計劃及融資工具全面覆蓋了各類企業的資金需求。

管濤指出，從美國和英國的經驗看，政策都是從兩方面發力。一方面，貨幣政策可以幫助市場主體降低貸款融資成本，緩解短期的流動性壓力。另一方面，財政政策重點解決中期的償付能力問題，為市場主體提供財政補貼。

“但相較而言，中國現階段出臺的助企紓困措施以流動性支持政策為主，償付能力支持政策較少?！彼硎尽?/p>

今年一季度以來，針對國內多個地區疫情超預期蔓延，我國從財政和貨幣政策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紓困措施。財政政策方面，加快留抵退稅進度，擴大適用范圍，擴大緩繳社保費的行業范圍，提高企業失業保險穩崗返還比例等，幫助市場主體改善現金流。貨幣政策方面，除降準、降息外，央行還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資金支持比例由1%提高至2%，推出2000億元科技創新專項再貸款、400億元普惠養老專項再貸款等。

但管濤認為，流動性支持政策主要是通過企業加杠桿，用貸款資金緩解一時的壓力。盡管有靈活還貸、低成本貸款等支持政策，但對市場主體來說，未來還是要償還債務，需要有持續穩定的收入才能保證償付。然而，疫情給市場主體帶來的是現金流沖擊，收入恢復仍面臨不確定，市場主體加杠桿意愿也不高。隨著疫情持續，流動性壓力可能演變為償付壓力。

為此，他建議，疫情持續影響下，需要同時推出流動性和償付能力支持政策，助力民間部門修復資產負債表。

具體來說，財政政策可以通過增加轉移支付等方式加大對受困主體的經濟補償，比如對困難較大的行業企業等提供財政補貼和更大力度的穩崗補助等，幫助市場主體緩解現金流壓力。也可以通過提供政府擔保等間接支持，如擴大中小微企業政府性融資擔保范圍，進一步降低擔保費率，加大擔保貸款貼息力度。

貨幣政策應當設計激勵相容機制，提高金融機構參與積極性。尤其是銀行作為風險厭惡型機構，從成本收益角度來看，主動服務中小企業的意愿不高。因此，在推出新的結構性工具時，需要采取市場化的手段，建立激勵相容機制，比如針對受疫情沖擊的行業，適當給予有利條款或優惠利率，調動銀行參與積極性。

此外，管濤表示，從美英企業紓困政策的經驗可知，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利于形成政策合力，向市場傳遞積極信號，提升傳導效能。

比如，可以考慮央行在創設信貸支持工具時由財政提供資本金或擔保，充當吸收損失的第一道防線，降低銀行放貸的風險顧慮。

“當經濟遇到超預期挑戰時，財政、貨幣政策應采取超常規的舉措，共同發力、適時加力，保市場主體保就業，著力穩住經濟大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