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紅周刊  李健

有“波士頓先知”之稱的塞思·卡拉曼于6月19日接受了哈佛商學院的采訪。哈佛商學院教授達斯·納拉揚達斯與塞思交流了當前世界的熱點，包括低利率、高通脹、美國、價值投資，乃至塞思目前的“股票池”，而塞思對這些問題全部作了開誠布公的回答。訪談干貨滿滿，《紅周刊》完成編譯并分三期刊登本公號。

·精華摘錄·

“很多人懷念20世紀50年代，但那是一個存在嚴重不平等的時代，有色人種被剝奪了權利。所以說，每個時代都存在著機遇和挑戰。”

“現在存在著由資本流動和技術顛覆的巨大浪潮，對企業來說，要么利用技術為自己謀利，要么面臨著被新技術取代的風險。所以，投資人和公民需要考慮的東西有很多。”

“我認為美國是受上帝庇佑的。美國被廣袤的大洋包圍，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美國的安全。美國的鄰居加拿大和墨西哥似乎都不太可能向我們發射火箭。而這種武力打擊或威脅正在別處發生，比如烏克蘭或東歐等地。”

世界巨變，投資人和公民需要考慮新環境

達斯·納拉揚達斯：很高興為大家介紹今天的演講嘉賓——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其實，介紹塞思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演講臺留給他發揮。畢竟，每當他闡述自己的觀點時，在我聽來都是字字珠璣、無比珍貴。

塞思是當年世界上最廣為人知的價值型投資人之一，在很多地方都被尊稱為波士頓先知。更重要的是，除了聰明之外，塞思還很熱情、善良并且意志堅定、慷慨大方。從他身上你不僅能感受到創造價值的藝術，還能感受到分配價值的藝術。

先從一個話題開始吧。我們遇到了很多復雜情況，像是低利率、烏克蘭沖突以及大幅波動的油價等。所以，塞思，當你觀察世界時，你看到的是什么？

塞思·卡拉曼：達斯，非常感謝你對我的熱情介紹，我很愿意參加會談，能從時刻不歇的嘈雜中抽身出來是一件好事，退一步真的會海闊天空。

此時此刻，有幾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件是你所提到的低利率，但是，它已經開始走高，也應該走高，因為它已經被人為壓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認為，當利率開始走高時，一些相關人員乃至整個體系都將受到沖擊，因為此前是長達35年的債券牛市。35年來，利率基本上一直在下降。

利率曾在35年前達到過巔峰，就美國國債而言，利率曾在35年達到過15%左右，如今只有2%或3%。甚至有一段時間，很多利率為零或者為負。

因此，我認為這將是一個巨大沖擊，將會考驗那些一直在做套期保值的金融機構，那些一直在推出原本不該推出的金融衍生品的金融機構，以及那些一直在試圖破圈并在其投資產品組合中承擔更大風險的金融機構；因為如果你不能通過債券獲利，人們就會去嘗試通過其他方式獲利。

目前，更高的通貨膨脹率也是對低利率的挑戰。我認為美聯儲幾乎必然會收緊利率，而且也許會收得比人們希望的更緊。

第二件是，我們經歷過一次史上最貴的股市。它在今年以來下跌了10%以上，但去年的市場上漲了29%。因此，你仍然可以在股票方面獲得不錯的收益。

今年有很多股票下跌了50%、60%、70%，甚至更多。而這種苦惱遍及不同資產類別，其中一些是最近通過SPAC融資方式或其它IPO融資方式上市的無利潤公司，一部分生物科技股也跌得很厲害。

我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資本流入流出帶來的。從短期來看，股票市場由供需決定。從長期來看，企業內在價值發揮的作用意義更為重大。

此外，我還很憂心美國社會中存在的巨大分歧。不僅僅是南北地域分歧，也不僅僅是大城市與郊區或農村的環境分歧，更不僅僅是紅藍政黨立場分歧。這種分歧涉及更先進的技術以及相關方的受益地位，涉及就業市場的快速變化與大量工作崗位消失之間的矛盾。

我認為，對于那些對持反對意見的美國人來說，這是一個有益的提醒。對于那些反對民主的部分美國人來說，這會讓他們看到烏克蘭人民正在為他們自己的民主而英勇奮戰。

所以，達斯，現在存在著由資本流動和技術顛覆的巨大浪潮，對企業來說，要么利用技術為自己謀利，要么面臨著被新技術取代的風險。所以，投資人和公民需要考慮的東西有很多。

問題很多，但美國仍扮演重要全球角色

達斯·納拉揚達斯：你說到了兩件事，我想把這兩件事結合在一起講，一是全球世界的不確定性，二是美國是投資的安全避風港。

我想問的是，美國是否會因為“兩極分化”而走向自我毀滅？這種自毀的速度是否比全球其他地區更加迅猛？美國能維持投資避風港的地位嗎？

塞思·卡拉曼：我們經歷過大蕭條，在20世紀30年代的七八年里，人們一貧如洗，看不到盡頭。擺脫困境的惟一途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顯然，我們此時并沒有達到那種境地。

還有，人們總是滿懷深情地回顧20世紀50年代——至少有一部分人是這樣。然而那是一個存在嚴重不平等的時代，一個剝奪了有色人種權利的不平等時代。所以說，每個時代都是機遇和挑戰并存。

我認為美國是受上帝庇佑的。美國被廣袤的大洋包圍，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美國的安全。美國的鄰居加拿大和墨西哥似乎都不太可能向我們發射火箭。而這種武力打擊或威脅正在別處發生，比如烏克蘭或東歐等地。

我認為，如果你用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話來說就是美國擁有卓越的“軟件”，而他口中的“軟件”并不是指軟件行業。他指的是通往自由民主的“軟件”，公民通過投票形式選舉領導人。我們的制度有太多值得愛戴的地方，而它出自近250年前遠見卓識的締造者之手。

我們也擁有一些特定的繁榮引擎。硅谷是風險投資的核心地帶，波士頓也已經成為生物技術中心，而紐約、費城和其他城市也正在為各自的創業機會穩步發展。

而且，大學教育方面，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和我們一樣的水平。

不過，我們也面臨一些問題。我們的政治制度趨于短期：我們每兩年選舉一次眾議員，每四年選舉一次總統。這會讓人們更關注短暫的任期，更關心候選人在短暫任期內能為自己做什么。而指望總統創造就業或解決其中一些問題也顯得十分荒謬。

這種短暫任期導致我們無法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沒有切實保證每個人得到盡可能有力的保護。據我所知，有一些人民權利正在被剝奪，比如，佛羅里達州剝奪境內人民“說自己是同性戀”的權利；德克薩斯州剝奪境內人民選擇成為跨性別者的權利；剝奪女性自主決定如何處理自己身體的權利。

盡管存在很多問題，但美元也許仍舊是最堅挺的貨幣。其他貨幣都存在各種不同的問題，例如，歐元是一個實驗品，沒有調整機制，它背后沒有任何真正的貨幣影響力。當你擁有1歐元時，它究竟給你提供了怎樣的購買力？日本則面臨著嚴峻的問題，特別是人口方面的問題。因此，日元似乎并不是一個很好的投資對象。瑞士法郎太小眾，無法真正成為一種全球貨幣。很難想象人們會接受人民幣，也很難想象人們會接受加密貨幣。不確定性太多了。

因此重申一次，雖然美國并不完美，但它一直在世界舞臺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保護者，而且我暫未發現美國的這一角色有任何改變。

未完待續，更多本次訪談的精彩內容敬請期待……

（文中觀點僅代表嘉賓個人，不代表《紅周刊》立場，提及個股僅為舉例分析，不做買賣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