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孟

編輯 | 翟瑞民

近日，陜西省榆林市“5斤芹菜被罰6.6萬”一事引發熱議。

據央視新聞報道，榆林羅某夫婦經營一家蔬菜糧油店，去年10月的一天，他們購進7斤芹菜。榆林市榆陽區市場監管局提取2斤進行抽樣檢查。一個月后，他們接到檢驗報告稱這批芹菜檢驗不合格。但是，涉案的7斤芹菜中，除2斤用于抽樣檢查，剩余的5斤，夫婦倆已經以每斤4元價格售出。

報道稱，榆陽區市場監管局作出的處罰決定書認定，因涉案芹菜已售出，無購買者信息無法召回，羅某夫婦不能提供供貨方許可證明及票據，不能如實說明進貨來源，未履行進貨查驗義務，涉嫌經營超過食品安全標準限量食品的行為違反了食品安全法相關規定，對其做出6.6萬元的處罰。

該事件被曝光后，輿論質疑榆林市相關部門過罰不當。事后，陜西省也回應稱，虛心接受國務院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組指出的問題，將全省通報部署整改。

界面新聞注意到，相關媒體報道此事時并未指出涉案芹菜檢出禁用農藥“毒死蜱”。此前，榆林市市場監管局網站6月24日發布的《關于4批次食品抽檢不合格情況通告》指出，榆陽區好太太調味品銷售部銷售的芹菜，其中“毒死蜱”含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規定。

西南某省一位市場監管機構執法人員對界面新聞表示，輿論過于關注“5斤芹菜被罰6.6萬”，忽略了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食品安全問題是所有地方市場監管機構必須守住的“第一道安全線”，“毒死蜱”是一種硫代磷酸酯類殺蟲劑，對人體有害，“不到一克就可以毒死人”，因此執法人員對這類案件的處罰尤為重視。

原農業部曾發布公告，自2016年12月31日起，禁止毒死蜱在蔬菜上使用。《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GB2763-2021）中規定，“毒死蜱”在芹菜中的最大殘留限量為0.05mg/kg。本案中，當事人經營的芹菜經食品安全監督抽檢，“毒死蜱”實測值為0.11mg/kg，檢驗結論為不合格。

北京恒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劉盛認為，在榆林“芹菜案”中，公眾主觀感受上難免會對被罰當事人產生同情心理，但從客觀上看，其銷售農藥殘留（毒死蜱）超標芹菜的行為，確實對公眾食品安全造成了一定危害。

劉盛表示，食品安全法第65條規定了食品經營者的進貨查驗義務，只有履行了這一義務，才滿足第136條規定的可以免予處罰的條件。但在本案中，被罰當事人無法提供供貨方許可證明及票據，未能如實說明進貨來源，不符合免罰的規定。榆陽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依據《食品安全法》《陜西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裁量權適用規則》等法律法規，對其作出的罰款金額并未超出法定額度，從農藥殘留（毒死蜱）的客觀危害后果或潛在危害性來看，該處罰決定未必違背“過罰相當”原則。

界面新聞注意到，《陜西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裁量權適用規則》規定，對于“生產經營致病性微生物，農藥殘留、獸藥殘留、生物毒素、重金屬等污染物質以及其他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含量超過食品安全標準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劑的”的違法行為，一般情形下的裁量標準為，“沒收違法所得和違法生產經營的食品、食品添加劑，并可以沒收用于違法生產經營的工具、設備、原料等物品；違法生產經營的食品、食品添加劑貨值金額不足1萬元的，并處6.5萬元以上8.5萬元以下罰款；貨值金額1萬元以上的，并處貨值金額13倍以上17倍以下罰款。”

不過，劉盛指出，榆陽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對羅某夫婦作出罰款所依據的《陜西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裁量權適用規則》“一般情形罰”，其罰款起點6.5萬元的規定高于上位法《食品安全法》規定的5萬元的起點。按《行政處罰法》第12條至第16條的規定，省廳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沒有改變處罰幅度的權限，榆陽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依據的這一“規則”，對羅某夫婦按6.5萬元起罰有違背上位法之嫌。

河北農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食品安全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孫娟娟日前撰文指出，行政處罰在遵循“過罰相當”一般原則的同時，也要注意食品安全行政執法的特殊性，通過事理、法理、情理多維視角來督促食品安全法治的優化。“5斤芹菜被罰6.6萬”的公眾熱議和負面評價，說明各方對“食品安全”的風險認知因專業角色分工、利益攸關與否而有所差別。

孫娟娟認為，在本案中，“過罰不當”主要考慮了涉案芹菜數量和案值小、從業者主體規模不大，輿論忽視了顯見的食品安全問題。“當事人無法提供供貨方和進貨來源的信息，以至于難以前向追蹤危害源頭。這背后的風險是，尚不知還有多少‘毒死蜱’殘留超標的芹菜進入了市場，‘毒死蜱’殘留超標的芹菜還將持續多久。”

孫娟娟也指出，一般而言，這一食品安全問題由源頭違法違規生產所致，加重下游環節的處罰并不能解決該問題，也有失公允。作為引發法治反思的個案，其意義不僅在于以何種過罰相當來威懾經營者履行進貨查驗義務，更是強化從點到鏈的信息全程化來實現問題倒查、責任倒追。

另據報道，榆林市市場監管局2021年以來食品類行政處罰臺賬顯示，針對小微市場主體的50多起處罰中，罰款超過5萬元的就有21起，而他們的案值只有幾十或幾百元。有網友據此認為，這些“重罰”行為或與當地財政收入狀況有關。

對此，榆林市財政局有關人士告訴界面新聞，關于“罰款支持財政”的說法并不符合實情，榆林市財政收入在陜西省排名靠前，近幾年呈上升趨勢。雖然非稅收入前幾年有所增加，但其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例仍較小，當地政府更不可能“靠罰款生活”。

榆林市政府網站公示的數據顯示，2021年，榆林全市地方財政收入完成587.3億元，完成調整預算的101.1%，超收6.6億元，增長44.6%，主要是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提升、煤炭等大宗商品量價齊升，帶動主體稅種增收較多；市級地方財政收入完成262.1億元，完成調整預算的100.8%，超收2.1億元，增長56%。其中，稅收收入230.3億元，增長55.7%；非稅收入31.8億元，增長58%。

榆林市《關于2021年一般公共預算執行情況的說明》介紹，在非稅收入中，市級罰沒收入4.5億元，完成調整預算的100.5%，增長238.6%，“主要是法院辦案罰沒收入增加較多。”

而在榆林市2022年市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非稅收入預算及其子項罰沒收入預算均有大幅下降。其中，非稅收入預算為26億，比上年度下降18.3%；罰沒收入預算數為3.8億，比上年度（4.5億）下降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