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辛圓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周六表示，香港在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時，需要打造高端產業中心，二者相得益彰，才能真正成為國際金融的引領者。

他在當天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專題研討會上表示，近幾年香港經濟出現的波動讓外界對其未來的定位高度關注。2017年，新加坡管理的全球資產規模超過香港；2018年，深圳GDP總量首次超越香港；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近兩年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排名持續下降，去年已經下滑至第七位。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家對香港未來定位的討論明顯增多，特別是對于香港的轉向，這種轉向，一方面是香港要向大灣區進行全面靠攏，二是在產業布局上要進行重構，形成北科創、南金融的模式。”他說。

劉元春認為，盡管這些討論很有意義，但是對于香港本身來說，還是要從全局角度來思考。在思考香港應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時，需要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未來金融功能的深化趨勢兩個維度出發。

根據其帶領的團隊所做的一項研究，2025年，美國GDP占全球的比重將下降到22%，印太地區的比重將上升到35%，歐洲可能跌到20%。在中美博弈的過程中，香港能不能成為大國博弈之間的橋梁是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其次，劉元春表示，如果把地緣政治因素、逆全球化因素剔除，只考慮金融本身，作為世界金融資源配置中心，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能夠對前沿風險進行全面定價，這是決定金融中心未來發展的一個關鍵點。

“如果主要是一般的金融交易，比如結匯、財富管理，而沒有與最前沿的生產力發展和人類生產邊界擴展所產生的風險定價密切聯系，這種金融中心注定會衰落。”他說，紐約之所以能超越倫敦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國作為生產力前沿的功能。

劉元春還表示，科技創新、風險定價和金融中心的全面結合不僅需要前沿技術的突破，以及前沿技術實現商業化轉型應用，還需要對城市的生產成本、生活成本進行控制。“這些年，香港最為失敗的就是生活成本問題，尤其是房地產政策和政府的財稅體系，與其新的定位存在明顯沖突。”

他最后表示，香港向科創中心、前沿科技中心轉化可能會經歷很漫長的過程，不能簡單復制深圳和大陸地區發展模式。“對于香港的新定位，一定要符合金融深化的基本規律，同時還要服從向世界科創中心、世界前沿技術生產中心演進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