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珩的家庭在20世紀的中國精英中頗有代表性，他的曾祖父趙爾豐在1911年保路運動爆發時，正在擔任四川總督，并在隨后激烈的時局動蕩中遭到處決。
這場悲劇對趙氏家族的其他成員產生了微妙影響。辛亥革命后，趙珩的伯曾祖、原任東三省總督的趙爾巽被任命為國史館館長，潛心編纂《清史稿》。而趙珩的祖父、父親也紛紛投身于學林，在日后參與到點校二十四史工作中。
這份遠離政治的心態同樣影響到了出生于1948年的趙珩，當他在北京城中成長起來時，中國的政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他母親的朋友得知趙珩就讀于北京六中時，往往會問：“你家孩子在學校是打人的，還是被打的？”得到的回答卻是：“都不是。”
文革時，趙珩是絕對的“逍遙派”，這在政治掛帥的年代是一種罕見卻又幸運的頭銜。用趙珩自己的話說，他所經歷的少年時期，是中國社會的一種非主流狀態。這種出乎意料般順利的人生給了趙珩優游世外的資本，同時，永遠當旁觀者的經驗讓趙珩對于掌故之學情有獨鐘。
2016年8月，趙珩攜新書《故人故事》來到上海書展，為上海的讀者奉獻了一場關于“掌故學”的講座。
在趙珩看來，掌故絕非“某年月日，張三一頓吃了六個饅頭”之類的無聊記錄，必須以當時社會風土人情或文化精英的生活為載體。同時，掌故必須經得起細節考究，甚至本身能夠印證史料依據。
提及掌故，自然繞不開中國自魏晉以降的名篇如《世說新語》、《齊東野語》、《萬歷野獲編》。而對于近代掌故軼聞資料，趙珩尤為推崇黃濬的《花隨人圣盦摭憶》、郭則沄的《知寒軒譚薈》以及張伯駒的《春游社瑣談 素月樓聯語》。此外，趙珩對于包天笑有關上海洋場風月的回憶文集《釧影樓回憶錄》評價頗高。
“事實可靠”是趙珩衡量一部掌故內容優劣的主要依據，對于人們熟知的掌故大家如鄭逸梅、高拜石，趙珩并不諱言其作品中的許多不可靠之處。即便是對于滿族親貴出身的唐魯孫，趙珩也在閱讀中發現過難以考證的引據。
“唐魯孫先生的書里寫我伯曾祖勸降張作霖時，曾經讓人包了十八個雞舌頭餡的餃子。這段材料，我反復去查證，沒有找到出處，也從沒聽我家人說過。”
掌故與回憶錄一樣，即便是當事人，也很難克服記憶上的訛誤。趙珩對此深有體會，他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1986年來上海拜訪施蟄存等一批老先生。直到不久以前，有人給他抄錄了黃裳先生的日記，里面清楚提到應該是1987年的5月某日，趙珩自北京來訪，深談某話題云云。
即便在《故人故事》中，趙珩依然犯下疏漏。他通過講座向讀者致歉，在這本新書中，關于紅豆館主愛新覺羅·溥侗的死期記錄為1952年，根據反復考證，現在已經確定應該更改為1950年。
“掌故和詩詞，是一般人接近史學的重要途徑。許多研究者最初正是從這兩項愛好入門。”但這對于趙珩并不完全成立。身為世家子弟，趙珩從未對祖先身處的近代史產生過特別的興趣。偶爾，家里會有歷史專業的博士造訪，聊起趙爾豐、趙爾巽兄弟的往事，趙珩總是盡量配合，他仍會在談話中收獲自己毫不了解的信息。
許多人了解趙珩，是因為他在2001年出版的《老饕漫筆》，這本書使得趙珩躋身于唐魯孫、逯耀東、王敦煌等美食文化作家之列。此后，趙珩又相繼出版了《彀外譚屑》、《舊時風物》、《老饕續筆》等。
對美食，自稱“從讀書到聲色犬馬無不熱愛”的趙珩自然難以釋懷。至今他仍然時常上街尋覓美食，但正如他所說，“饞了我就去，吃的都不理想，無非為了換口味而已。”
界面文化：這本《故人故事》里面收錄的文章都是近幾年的作品？
趙珩：都是近兩年的，我這人比較疏懶，沒人敦促不行。書中有三四篇發表過，大部分從未發表。過去我的書基本都由三聯和廣西師大出版，這讓中華書局有些不滿，我和中華書局的淵源你應該知道（其父趙守儼曾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所以他們告訴我，于情于理，我應該給中華一本書。
界面文化：你所搜集的掌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源自自己的家庭，關于這部分的轉述。你會如何去做考據？
趙珩：我家人轉述的部分主要來自我的兩位祖母，她們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確實是第一手資料。我需要將她們說的核對一下時間。比如我伯曾祖（趙爾巽）當時被袁世凱任命為國史館館長，她們覺得很榮耀的事是袁世凱派“花車”（即專列，一般由三節組成）來接的。那么到底是哪年？我需要去查材料。后來寫的關于南滿鐵路、膠濟鐵路的細節，倒是她們親歷的。
界面文化：關于北平時期，你提過北京人普遍有一種灰暗的心理記憶。
趙珩：這段時間在北京人的心理是一個低落的時代——不再作為首善之區了。當時對北平有三種稱呼：古都、舊都、故都。都有一種悲涼和悵惘的心情在里面。但其實1928年到1937年這十年，北京的發展，尤其是教育的發展，能入世界之流。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情緒上的失落。
界面文化：所以實質上那時北京的發展并不停滯？
趙珩：我曾經寫過一篇《舊夜》，那時絕大部分北京人生活是貧乏的，物質不充裕，北京整個是灰色的墻，灰色的瓦，灰色的調子。包括人們的心態，是失落的心態。但那時北京生活安逸，各方面其實是一個穩定的時期。
界面文化：接下來淪陷時期，就是老舍《四世同堂》中描寫的時代了。
趙珩：問題在于老舍寫《四世同堂》時并不在北京，那些事情都是他杜撰出來的。他從英國回來后待在青島，后來搬到重慶北碚。老舍用他所了解的老北京平民的生活虛構了這一時期的故事。
界面新聞：關于這段時期，有沒有可靠的社會生活史材料值得推薦？
趙珩：有啊，有很多。最近臺灣陳鴻年出了一本《故都風物》。我這本《故人故事》里收錄了一篇寫給它的序。這是一個在臺灣的人，去國懷鄉的人，看待舊北京的心態。里面有種關山暌隔的感受。
界面文化：事實上，北京在最近三十年來的變化依然很大，或許比以前更大，關于這種變化，你有在保持觀察嗎？
趙珩：我當然保持這種觀察，并且是親歷。我覺得變化是必然的，一個城市的發展就是這樣，只是有些事情我們來不及做。
像法國巴黎，它的新區都在La Défense那邊，整個市區，尤其16區、18區建筑都非常完善，包括巴黎圣母院這邊，整個塞納河兩岸也很完整。在巴黎，19世紀的建筑根本不算什么，動不動17世紀。我們這兒已經不可能了。
我老說舊時的北京像一串已經散落的明珠。我們不要企圖再用一些假的明珠把它再串起來，我希望如果能夠剩七顆八顆，我們就把這七顆八顆保存好，因為它已經不是項鏈了。
界面文化：關于北京，你推薦過《金啟孮談北京的滿族》，認為他寫的非常真實。
趙珩：對，但我認為寫得最好的是常瀛生先生（愛新覺羅·瀛生）的書，他書里的內容最為客觀。但常先生有個問題，就是他沒整理出什么思想，僅僅單純記錄。但是這種記錄是非?？煽康?，詳實的。
界面文化：我們看這些掌故，很容易感受到往往是亂世、末世，社會上會出現格外具有閑情雅致的生活家。
趙珩：晚明的張岱。
界面文化：民國也有不少，比如珍妃家的唐魯孫先生，還有逯耀東先生。
趙珩：逯耀東先生他倒不是干這個的。他本業是做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只是個人好吃而已。多說一句，他的書被引大陸正是我介紹。
界面文化：為什么人們會產生一種動蕩時代容易出現生活家的感覺？
趙珩：人們都是在一種不安定的環境里期待美好的事物。比如你最想吃烤鴨的時候，絕不是你在享受膏粱厚味的時候，而是你正嚼著玉米面的時候。
界面文化：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那么多人在臺北寫出了追憶故鄉飲食的文章。
趙珩：不，這個還不一樣。臺灣這些人在寫文章的時候，他們生活的還是很辛苦。我想這主要是一種鄉愁，去了臺灣的人有一種對故鄉的懷念，無論他處于什么樣的境地。
界面文化：這種鄉愁其實在大陸也存在。比如你寫過文革前的湘菜，大多是不辣的。
趙珩：對，百分之九十就是不辣的?，F在把湘菜搞成毛家菜，但傳統的不是這樣。
界面文化：這種味覺上的變化是可以修復的嗎？
趙珩：我覺得我們得對歷史發掘，也得重新認識，糾正一些謬誤。比如譚延闿家的廚子彭長貴，去了臺灣做總統府的大廚。后來蔣介石去世后，他去了美國。在1990年代又從美國回來，開了“彭園”。“彭園”的菜我吃過，那是非常地道的湘菜，但和今天在北京、上海吃到的湘菜比起來，味道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界面文化：現在你還會上街找吃食？
趙珩：會啊。饞了我就去，但都不理想，就是為了換口味而已。
界面文化：為什么不理想？
趙珩：老菜館基本沒有了。比如梁實秋寫的最多的、他們家有股份的厚德福。厚德福一開始還有，后來（味道）都沒了。我最后一次吃厚德福是，唉，是08年、09年那會兒。那會兒它還有幾個特色菜：鐵鍋蛋啊，糖醋瓦塊魚啊，焙面啊，牡丹燕菜啊，這都還有，現在全沒了。
界面文化：好像不是只有會吃才能寫得好美食，比如陸文夫。
趙珩：應該說陸文夫是寫了美食才專注于這個，他一開始確實不是特別會吃。但自從寫了朱自冶（小說《美食家》主角）后，他自己就變成了朱自冶，人就是這樣。
界面文化：《舌尖上的中國》請你做顧問，這幾年，飲食文化在社會上似乎有種復興的感覺。
趙珩：實際上不是在復興。它確實很繁榮，繁榮以后，它沒有去復興，而是創新。這跟國外很不一樣。我在法國國家電視二臺做節目，人家對美食和藝術并不特別講求創新。現在國內商業意識太濃，嘩眾取寵的成分比較大。
界面文化：最近的飲食潮流更多在迎合中產階級趣味，和汪曾祺、唐魯孫身上的士大夫氣還是有不少差別。
趙珩：你發現，唐魯孫他們并沒有特別去寫豪華飲食，而是從生活本身出發，寫飲食中的文化。
界面文化：不論是唐魯孫，還是你，可以說本身就擁有優渥的出身。是不是意味著“掌故學”也有貴族之學的成分。
趙珩：不完全是，有些人是平民出身，也對掌故很感興趣。掌故更多是作為正史入門的東西。
界面文化：“掌故”乍聽起來，會讓人聯想到時下很流行的“口述史”。
趙珩：現在的口述史有個問題，找的談話者主觀成見太強烈。掌故的話，不能這么主觀，有時甚至得有一些旁觀者的詼諧。我不太特別推崇口述史，現在他們找的人層次比較低，另一個原因，我就說唐德剛記錄張學良的口述，里面訛誤太多了，唐德剛本人對這本書也不滿意。
界面文化：你出生在1948年，在政治運動中成長的，但卻自稱是不熱衷于政治運動的人。
趙珩：我過得是一種非主流生活，我經歷的50年代和主流宣傳中的50年代完全不一樣，可以說我的經歷沒有代表性，但是是我們歷史的一隅。就譬如費正清寫《美國與中國》，今天看來也很膚淺，但他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提供了一個新視角。我的經歷有點類似。
界面文化：怎么做到獨善其身？
趙珩：第一，得有一個比較好的生活環境，比如你家庭政治上如果是個被壓制的底層、地富反壞，你就完了。我不存在這種問題，生活上比較優裕，父親不是右派，祖父輩也不沾國民黨的邊，政治上沒有特別大的壓力。另外我的愛好太多，從讀書到聲色犬馬，我都喜歡。文革最激烈的時候我照樣偷偷在家里聽德彪西、貝多芬，我還畫油畫，臨摹過西班牙的《吃甜瓜的孩子》。當時自我覺得“世人皆醉我獨醒”，其實挺幼稚的。
界面文化：那你是屬于“逍遙派”了。
趙珩：我絕對是“逍遙派”。當時我在男六中（北京六中），干部子弟集中的學校，打人非常猖狂的。有人認識我母親，就問你孩子是打人的還是被打的。我母親回答“都不是”。打人的是“紅五類”，挨打的是“黑五類”，我都夠不著，就在家里，躲進小樓成一統。這就是我在那些年代的生活。所以我的生活在這個國家沒有代表性，是一種非常順利的生活，沒有經受特別多的磨難。
界面文化：這給你帶來了什么？
趙珩：一個人只有在順利的情況下，才有好心境，才能有平和的讀書心態。所以對于很多事情我很同情，但我主張不要特別情緒化。我也很感謝上蒼眷顧我。
界面文化：你覺得你和你的祖父像嗎，聽說他也是一個愛好廣泛的人。
趙珩：我跟他不一樣，他是一個很有抱負的人，但生不逢時。我是一個沒有抱負的人，不求甚解，甚至不求上進。
界面文化：你所關心的所有這些，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的晚輩也有興趣嗎，家學能否傳承下去？
趙珩：沒機會了。我孩子是搞IT的，這么一說你應該明白。老實說，我現在非常失望。再過一個月我可能就抱孫子了，但培養他的時候，我應該來不及了。用毛澤東的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都是沒辦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