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十年前，人們從外企涌向遍地黃金的互聯網，十年后，當互聯網的發動機轉速變慢，財富自由的希望愈加渺茫，人們又把職業的價值、生理和心理健康、親密關系、個人尊嚴放在天平上重新考量。綜合下來，外企又成了一個不錯的選擇，既可以是緩沖帶和避風港，也可以是職業生涯的歸宿。
文 | 常芳菲
編輯 | 趙磊
運營 | 栗子
緩沖帶
幾個月前，某跨國快消企業的HR李夢收到了一份簡歷，畢業院校一欄寫著賓夕法尼亞大學，專業是會計。賓大是美國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培養了全美最多的億萬富翁，會計專業是賓大的一個王牌。李夢已經忘了上一次看到“藤校”背景的候選人是什么時候，她甚至有種“高攀了”的感覺。
李夢在業余時間也是一位小紅書上的職場博主，她每周會更新一個城市的外企信息、基本福利待遇、企業文化和管理風格，從今年開始，她收到越來越多的留言和私信，粉絲也從0漲到了10萬。她的感覺是，外企越來越受到求職者的關注了。
浙大日語系的田甜剛剛收到來之不易的秋招offer，是一家日企。為了從今年競爭極其慘烈的秋招中勝出，她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前段時間，她的面試精確到每小時，安排得密密麻麻。從6月開始，她每一條微博幾乎都是轉發“錦鯉”，愿望只有一個——“上岸”日企，為此經常焦慮到凌晨4點還睡不著覺。為了面試，她咬牙花了大半個月生活費買了一套西裝，又求著室友給她化了全妝，“日企很在乎候選人的外表和禮儀”。
最終，她如愿收到了這家企業的錄用通知，第一時間把offer截圖發到朋友圈，配上老早想好的文案——“我有班上了！”有人問她待遇如何，她覺得特別“香”：起薪7500元，半年調薪一次，工作時間早八晚五，休息日加班給雙倍工資，三餐免費，五險一金按照最高12%的比例繳納。實際上，這家日企的應屆生薪酬標準從2017年起就沒有變過，但田甜覺得，跟眼前的喜悅相比，這一點都不重要。
從互聯網大廠跳槽到外企后，周語心也感受到了外企的好處。下午六點，她準時走出公司，天還亮著，導航顯示回家的路堵得“血紅”，“原來六點真有這么多人下班”。她習慣了互聯網大廠的加班文化，還有點不適應朝九晚六，一次她寫完郵件的時間已經超過了下午六點，沒有注意就點了發送。這時Outlook彈窗給她一條消息：“現在已經是下班時間，是否定時明天發送？”為了避免成為團隊里討厭的“大廠人”，周語心趕緊把時間換到第二天。
▲ 圖 / 《我，到點下班》劇照
不管是田甜這樣的應屆生還是周語心這樣的大廠人，來到外企，似乎都得到了一次喘息的機會，可以暫時遠離殘酷的競爭和內卷。而外企像一個緩沖帶，既能滿足年輕人對都市白領和腦力工作者的體面想象，同時又不用他們搭上全部個人時間和健康。
尤其今年，外企正在迎來一股“回潮”。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應屆畢業生簽約民企（互聯網企業）的比例從2021年的43.5%下降到31%，而簽約三資企業的比例從12.8%上升到19.3%。
這種感覺，像是回到了十幾年前。同樣今年入職一家快消外企的劉萌還記得當時學姐在社團宣講提及自己GE醫療集團管培生的身份，臺下那些羨慕的聲音，“那滿足了大學生對白領的全部想象”。
當時成績最好的學長學姐們無一例外加入了外企的制藥公司做醫藥代表，就像當年上映的電影《杜拉拉升職記》里演得那樣，白領們穿著套裙西裝，超過4小時航程就可以選擇商務艙，住的都是五星級酒店。
2013年，英國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被曝多名高管涉嫌在華商業賄賂和犯罪，最終罰款高達30億人民幣。劉萌清晰感知到這個“信號”，對外企的審計變得更嚴格，“屬于外企的風光時刻可能要過去了”。
離開外企的人，大多去了互聯網公司，現在，情況變了。有獵頭干脆從互聯網技術招聘轉型去做了外企項目，“一年前互聯網的職位比看機會的人多，現在供需關系變了”。不管主動還是被動，離開互聯網的人重新開始考慮外企。
作為資深HR，李夢說起外企的性價比鄙視鏈：第一級當然是歐洲企業，錢多、舒適；其次是Amazon、Google這樣的美國互聯網企業，待遇比國內好，卷度和大廠持平；日企韓企加班多、錢還少，盡量別去。
選擇外企，對于在職場中隨波逐流的人來說，也是一個重新審視自我的機會。職業的價值、生理和心理健康、親密關系、個人尊嚴都被再次放在天平上重新考量。
發動機變慢了
中國互聯網迅疾發展的20年，期權變股票的造富運動是每個員工拼命加班、“卷生卷死”的發動機。但如今，這個核心發動機的轉速正在下降。
周語心在離開騰訊之后曾短暫加入了創業公司，對方很直接地告訴她要接受加班，沒有個人時間。她想著這家公司給出的百萬總包和遠處財富自由的可能性，牙一咬，“我大不了卷兩三年直接退休”。
但入職的第一個禮拜，公司業務數據就陡然下滑，公司CEO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拆解環節，而是“運動式”排查Bug。要求每個崗位的人，包括設計師、行政，一起去看數據庫尋找原因。
沉重的業務壓力下，老板的脾氣也漸漸壞起來，常常在辦公室指著鼻子罵同事：“你下次再犯這種錯誤就別干了。”周語心在此前的職業生涯里從沒有看過這樣的場面，她當即有了離職的想法。“創業本身就風險很大。財富自由這個預期可能實現不了。”她說，“我得重新想一下自己到底要什么。”
▲圖 / 《我，到點下班》劇照
另一個HR安寧大學畢業后，在大型外企和互聯網金融創業公司之間，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她看中的就是這家創業公司的高成長性和上市之后財富自由的可能。
“我肯定不甘心只當一個打工人。”這家公司的融資速度也并沒有讓她失望。從2018年到2021年三年時間，就完成了B輪到E1輪融資，背后站著騰訊、紅杉等一線資本，估值超過50億美元，IPO似乎近在咫尺。“我是有可能實現財富自由的。”安寧想。
這種“財富自由”的希望，也經由安寧傳遞給每一個前來應聘的人。
這家獨角獸篩選員工有苛刻的掐尖標準，幾乎只看C9的計算機技術畢業生。“C9指九所頂尖985高校組成的聯盟，包括清北和華東五校……211學校畢業生的簡歷壓根不看，比騰訊還嚴。”
哪怕是社招的候選人也要足夠年輕，最好是25歲～30歲的阿里P7以上。她曾經把一個34歲的P7簡歷拿給老板，對方冷冷地說：“潛力不夠高。歲數這么大了還沒升到P8，那技術水平肯定很差。”最后，還要求英語達到自如溝通水平。把所有要求交集處理之后，剩下來的人少之又少。
吸引這些頂級人才加入一家創業公司并不容易。她常常要打電話直接聯絡候選人，在電話被對方掛斷之前，安寧的說服術只有兩句，你將擁有更快的職業成長速度和更大的財富自由可能。她也承認后面這點更吸引人。
為此，安寧也忍受了超長的工作時間。最累的時候，每個月工作時長360個小時起，絕對比996更恐怖。她經常早上9點就第一個到辦公室，中午簡單坐在工位一邊吃三明治一邊干活，結束工作一抬頭，第二天就已經開始了。每年9月為了完成招聘任務，周末得做Google開發者社區的線下活動，安寧一邊搬海報、搭臺子，一邊眼觀六路抓合適的候選人聊天。她每周只有禮拜天可以睡到早上10點，醒來之后還得繼續處理工作。
高管層一直透露IPO萬事俱備，但那股東風直到現在也沒有來。
而對在螞蟻金服工作了5年的李其來說，意外來得更突然。兩年前，李其和父母借錢在杭州買了一套小戶型，他算得很清楚，按照螞蟻集團彼時3000億美元的估值，半年之后李其解鎖的期權，全款買下這套房子完全沒問題。但他沒等來上市的鐘聲。
就在距離IPO只剩2天的時候，他的手機推送里突然收到上交所、港交所宣布螞蟻IPO暫緩的決定，“我已經不想知道公司之后的安排了”，他飛快按滅屏幕。深秋的杭州已經有了一些涼意，李其走在回家路上，想了想接近40%員工的持股比例，還有加了高杠桿，每月即將還3萬～4萬房貸的同事，又有一點從暴富云端墜落后的慶幸，局面還不算太壞，“起碼我不至于斷供，上失信名單”。
比起財富縮水，李其和其他互聯網大廠員工更在意的是一種共識的破碎——千禧年由互聯網上市開啟的員工期權變現、財富自由通道變得充滿不確定，在互聯網公司拼命奮斗就能財富自由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隨后，京東數科撤回了上市申請，抖音也擱置了IPO計劃。
周語心的學長2017年加入騰訊，按照每股700港元的高點計算，他手里的股票少說已經翻了4倍，“在深圳全款買房很容易”。但輪到了周語心，已經沒有高增長的可能性。
財富自由的夢想破碎，互聯網大廠的光環也開始褪色。從大廠離職的人不約而同地說：“跟幾年前比起來，現在進大廠的性價比很低。”當互聯網公司也只能拿著定薪“卷”之后，他們重新看見了外企的優勢。
天平另一端
當天平一端沒有了財富自由，年輕人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在另一端押上的健康、生活、尊嚴是否值得。
面對賓夕法尼亞大學會計專業的候選人，李夢一口氣說完了自己公司的全部劣勢：起薪只有互聯網企業的50%，晉升時間不確定，“一個蘿卜一個坑”，想要升職就得看高級別的“蘿卜”什么時候走。李夢說完，旁敲側擊地問對方是不是同時在考慮大廠財務部門的機會。對方聽完立刻笑了，“你放心，比起讓字節跳動，我還是更想保持自己的心臟跳動”。
幾乎同一時間，在門戶網站工作的湯琳收到了部門的工時排名表。
2021年下半年開始，這個老牌互聯網公司也卷了起來。在辦公區掛上勵志條幅是“卷”起來的第一步，掛在湯琳工位上方的條幅用加粗黑體寫著：年輕，不要躺平！
“卷”工時是第二步，HR會根據每個人上下班打卡記錄的時間差，再減去午休一小時，算出每個人實際在工位的時間。部門領導每個月都會收到HR發來需要特別關注的名單——工時排名的最后10%員工。部門例會上，領導告訴大家，工時排名和年底績效高低、優化先后順序有關。因為有排名，誰也說不出安全的時長是多少。她一邊覺得只有大勢已去的公司才搞這套，另一邊心里也打鼓“八小時工時肯定很危險”。
這還不算什么，湯琳在TikTok跨境電商部門工作的朋友，最常給她發信息的時間是夜里3點，經常在早晨7點，湯琳醒來打開手機就會看到一條留言——“真的受不了了。”對方在這家員工平均在職時間7個月的公司，工作了18個月，跨境電商業務GMV性感增長曲線的背后，是員工高強度的勞動。
湯琳的朋友因為配合海外團隊工作時間長期熬夜而患上了驚恐癥，急性發作時會心悸、顫抖，引發過度通氣和強烈的瀕死感。但她從不敢告訴其他同事，怕別人覺得她太脆弱，“連生理問題都不在乎更不要說心理問題，大家只會說些場面話勸她，你心大一點、想開一點，頻繁請假還會讓領導懷疑她是不是工作態度有問題”。湯琳想不起這是第幾次勸她：“你趕快換工作。”
在朋友離職之前，湯琳先去了一家管理咨詢跨國公司，她才發現員工的休息時間是這樣神圣不可侵犯。
午休時間一般在中午12點開始，她有一次在11: 50想和同事溝通項目進展，信息剛發過去，對方就在辦公軟件上把狀態調整成離線（off-line）。1點半之后，對方才回復：剛才是午休時間，現在我們可以聊項目了。湯琳覺得不可思議，“這如果在大廠，寧可晚點下樓休息也要聽我把工作說完”。
她不自覺保持著互聯網公司的節奏。直屬領導布置一個調研題目，3個小時之內，湯琳的PPT就已經做好了。她習慣性地發郵件實時同步給海外團隊，對方顯然被“中國速度”嚇到，立刻回復：“放松點（Relax），沒有什么事情需要這么著急。”
作為留學生，她原本不覺得英語會成為工作的障礙。直到她看見同事把自動回復設置成了“ooo”(out of office)，湯琳第一眼看到還以為是同事養的貓碰了鍵盤。
入職外企之后，劉萌的臉上再也沒長痘。
在組里做方案匯報的時候，劉萌全程聲音都微微發抖，她知道自己完成效果不會好。會議結束，她面對上司就開始道歉和自我批評，“對不起，我可能真的不會做PPT”。她預想中上司的憤怒和否定并沒有到來。相反，領導肯定了她之前的工作成果。“上一次方案的PPT就很好，這次你只是還沒想清楚方向。別緊張。”
勉強按下沮喪的情緒，當天晚上7點，她就更新了一版方案發給上司。對方收到后沒有評價工作，只是回復：“快回家休息，不要總加班。”收到消息的時候，她還等在工位上，突然想到了自己在大廠的最后一個績效面談現場。
這些話術很容易在職場社區中找到，但劉萌沒想到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上司直接告訴她，去年給她打了3.75分，在大廠361（30%優秀、60%合格、10%待改進）的評價體系里，這已經是前30%員工能拿到的績效。“但你要知道，你不值這個分數。”她沒想到上司會直接這樣說，大腦空白了兩秒，她才追問，“為什么？”
上司用活動策劃沒能上熱搜，也沒能盤踞各大榜單來證明自己的結論，劉萌試圖解釋團隊已經復盤過的諸多原因，但在對方看來這只是在找理由逃避責任。否定是全方位的，“我覺得其實你沒什么傳播上的能力”。劉萌聽完，聲音一下高起來，“我全部工作圍繞傳播展開，如果我沒有這個能力，我不知道留在這個團隊還能做什么”。
領導偶爾的激勵也可能是包裹著糖衣的否定。有時候，對方會把劉萌單獨拽到小會議室里說：“你KPI完成得怎么樣呢？這個季度要加油，你得用P8的標準要求自己才能通過升職答辯。”她聽完明白了上司的弦外之音——她現在能力達不到標準。
劉萌也曾經反饋過這種否定帶來的壓力，但對方不以為意。“我給你一個好的績效，當然比我紅口白牙肯定你，但害你績效不達標好。”在領導口中，績效和肯定下屬只能二選一。
▲ 圖 / 《我，到點下班》劇照
對另一些女性來說，除了成就感之外，外企能給予的，是另一樣她們需要的東西。
從大學畢業就在外企工作的寧燃，曾經見過在公司供職了25年的女主管，司齡比當時寧燃的年齡還大，那一刻她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安全感。“你不是一個用完即棄的耗材，年紀不是缺點，反而代表著經驗。在一家公司工作一輩子是有可能的。”
如果說互聯網大廠男性工程師的焦慮頂峰在35歲，那么屬于女性的時鐘走得更快，“29歲就是一道坎”。李夢遲遲不敢結婚的原因并不是和男友的感情出了問題，而是因為她還沒有拿到心儀的大廠offer。她擔心已婚未育的身份會阻礙她實現職業目標。“你等我跳到騰訊，過了試用期咱們再結婚。”她這樣安慰男友。
今年湯琳30歲，在過去一年里幾乎面試過所有第一梯隊的互聯網公司，每個人都要問她同樣的3個問題：你結婚了嗎？你有男朋友嗎？那你打算什么時候結婚？
女性HR問到這個問題，她已經感到不適，同樣身為女性，怎么愿意配合明顯的性別歧視？直到某個國內知名快消創業公司的男性總監問她：“你有男朋友嗎？”湯琳給出否定的回答之后，看著對方還一臉不可置信的表情，她決定不再考慮本土互聯網企業。
而在此后所有跨國企業的面試中，沒有任何一個HR問及這類私人問題。“外企會對你有一個基本的尊重，而不是把你當工具看待。”湯琳說。
浪潮之外
在本土互聯網大廠的四年，周語心覺得自己一直站在浪潮之上。
2019年，她以50進1的淘汰率加入了這家互聯網企業，參與了整個跨境業務從無到有的全過程。盡管她一個人要做三四個人的工作，但“那種成就感很難形容”。
在大廠里推動新的業務，背后是無數杯咖啡、無數個會議。周語心的同事們不愿意放低身段遷就一般體量的客戶需求。“我們Brand（品牌）這么好聽，應該有很多人排隊來跟我們合作。”但周語心在一線了解到的現實是，讓客戶愿意聽產品介紹是一回事，敲定合作細節是另一件事。更棘手的是說服后臺支持部門，“上線一個業務的第一年通常不會給財報帶來亮點，反而會讓整個公司暴露在風險中”。
但周語心還是樂此不疲，她用“欣欣向榮”來形容這個全新的業務。她依然清晰記得交易網絡搭建完成，交易量超越競品的那天，“事兒成了”。她把握住了每個大廠人夢寐以求的機會，也因此拿到豐厚的回報。周語心連續4次績效評定都是最高等級5星，而她還只有26歲。
她幾乎把整個世界握在手里。如果一切順利，30歲之前，周語心就可以拿到百萬年薪，成為整個產品小組的負責人，順理成章擁有屬于自己的房子、家庭。她親手打碎了這個想象。P10晉升答辯的前幾天，她提出了離職。“我懷疑要不要為了所謂穩定的中產生活，努力到除了工作只有力氣睡覺的地步。”很多朋友為她可惜，但就在離職的第二個月，她所在的小組傳出了裁員的消息，大家又轉過頭稱贊她的先見之明。
來到外企之后，大廠的經歷更像是上輩子的事。時間才過去不到一年，周語心已經想不起自己怎么會那么熱愛加班。“每天10點到公司，晚上10點半回完最后一封郵件，在健身房待到12點才走。雖然請假只是換個地方工作，但也不想請，我會內疚。”
現在她再也不用斟酌和領導請假的措辭，但要面對一種新的失落——離開浪潮之巔。
“我會擔憂在制度化的企業里做不出什么新的東西了。”為此，她特意在眾多外企的offer里選擇了老牌酒旅外企的新產品崗，“在很多場景里，它是有機會的”。但她也承認，業務短時間內很難起量。制造上億用戶量的全新產品，大概與她無緣了。
物質上的落差也真實存在。劉萌從杭州來到上海，雖然相較于大廠的基礎薪資有一定比例上浮，但算上轉換城市的搬家成本和她放棄的期權。這筆換工作的經濟賬怎么都算虧了。光是疫情后上海租房的成本，一個月就超過5000元。“外企跟大廠的薪水和期權肯定不能比，但我沒有那么在乎這些，我還是更喜歡好好工作，然后得到身邊人的肯定。”
外企不是養老的地方，在酒旅企業，周語心每天和4～5個團隊開產品會議是常規狀態，“只要想把工作做好，沒有人可以躺得那么平”。一個月之后，她即將踏上去泰國曼谷的飛機，駐外工作1年。相比起這樣世界各地游蕩式的工作，大廠和創業公司快節奏的4年反而更像是一段岔路。
2019年剛剛進入互聯網大廠的時候，周語心在朋友圈許愿：即便跌跌撞撞，也要見到更大的世界。現在，她才真正收拾好行李，準備出發。
（文中所有人物均為化名）
每人互動
互聯網企業和外企，你會怎么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