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松果財經
9月28日，數碼行業知名博主“數碼閑聊站”發布消息稱，華為、小米、vivo、oppo牽頭的UFCS融合快充協議順利落地，首批機型包括華為MateXS2、小米11T、iQOO10 Pro等，后續將納入更多品牌和機型。
快充聯盟的出現，是由于手機快充技術迅速發展，但各廠商的方案個性化較強，互相不兼容，帶來了使用體驗差、資源浪費、開發成本高昂等。因此，信通院和“御四家”牽頭組織矽力杰、立輝科技、昂寶電子、瑞芯微等多家產業伙伴，開發業界通用的快充協議。
不過，通用協議的第一階段最高功率僅有40W，第二階段可能達65W。
回顧手機廠商自移動互聯網發展以來的多種聯盟行動，有的聯盟持續展示出對行業生態的改善，有的則消失在產業發展長河中。究其原因，聯盟表面上是一團和氣，但主導權、發展方向卻極易帶來裂隙。
聯盟抱團演變史，也是手機行業發展史
由于手機行業受到供應鏈限制，難以頻繁實現技術上的重大突破，所以快充技術已經長期是手機廠商新產品的“宣傳門面”之一。
前述數碼博主的最新消息顯示，手機200W超級快充依然不是終點，目前供應鏈層面正在發展6分鐘充電80%的新方案，最終目標希望將充電耗時降到個位數，新方案或將在明年亮相。
對供應鏈和手機廠商來說，電源芯片、配件上新需要付出額外成本。對消費者來說，多個標準的快充協議也會破壞日常體驗。
值得一提的是，類似快充聯盟形式的合作，長期存在于手機廠商的關系網絡之中。不同的是，并非所有聯盟都和快充聯盟一樣產生了明確的作用，并保持生命力。
更準確地說，大部分聯盟都與當時手機行業的發展需求相呼應，但隨著時間推移，很多手機廠商甚至都從這一領域敗退。聯盟的演變史，就是手機行業發展史的縮影。
2010年5月，由展訊通信牽頭組織，聯發科、聯想、海信、新郵通等百家企業共同參與的中國首個“綠色手機聯盟”在上海成立，并以《綠色手機聯盟公約》，倡導會員抵制惡意吸費等非法軟件內容。當時，手機產業鏈尚處于野蠻生長期，存在部分硬件提供商故意植入有害軟件的情況。
2011年4月，“中華酷聯”、傳音等當時知名手機品牌，聯合華勤、聞泰等產業鏈重點公司，在上海成立“手機中國聯盟”。彼時中國手機年度產量正好突破10億部，手機企業超過530家，但市場格局分散，正需要強化產業鏈協作。
2014年，華為、酷派、vivo、oppo、金立、聯想聯手成立“硬核聯盟”（魅族2016年加入，金立2018年退出），也就是“安卓智能手機生態系統聯盟”，主要是為移動應用和服務的開發者提供服務，尤其是在游戲分發領域的商業化。
當時正值移動應用大發展，聯盟的建立為手機廠商控制分成、渠道提供了統一戰線，聯盟堅持“硬件即渠道”。由于對生態利益的把握，硬核聯盟至今在手機行業運轉良好。
不難看出，幾乎每一個聯盟都有著明顯的時代印記。從硬件到渠道再到生態，演進步步為營。這也使得在當前這個用戶體驗時代，誕生了紅極一時的“統一推送聯盟”。但和快充聯盟、硬核聯盟相比，統一推送聯盟的過往，很好地說明了廠商聯盟的一些內在規則，也為未來的移動手機生態提供了借鑒意義。
主導權的“剪不斷、理還亂”，成功與否難保證
打開搜索引擎，搜索“統一推送聯盟”，出來的并不是好消息。
“基本涼了”“潰不成軍”，和統一推送聯盟的背景似乎并不匹配。2017年，信通院聯合國內主流手機廠商和軟件開發商成立了統一推送聯盟，并在今年4月升級為“統一推送工作委員會”。但中間的數年，聯盟的有效成果產出卻常被外界質疑——準確地說，不少意見指出，聯盟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成果。
聯盟大事記顯示，聯盟于2017年成立、2018年制定標準、2019年廠商適配、2020年能力創新、2021年確定服務，并在2022年完成全面升級。主要目標是從消息推送出發，效仿谷歌和蘋果的推送機制，幫助廠商實現對生態的控制，并解決軟件信息混亂對硬件和體驗的影響。
然而，盡管主導者是信通院，且聯盟囊括大部分生態方，但對于推送這個有明顯利益導向的行為，聯盟僅僅給出了體驗和秩序層面的規范，卻未能實現商業化層面的合理安排。此外，由于對中小開發者的不友好，開發者熱情度也不高。
鑒于多種原因，出發點良好的信息篩選機制破壞了廠商原本的盈利來源，且由于生態方的合作與制衡，信息推送主導權并不在單一廠商或開發者身上，聯盟工作推進緩慢。
回顧多個聯盟的興起、繁盛、衰落與消亡，手機廠商間的關系不可能離開利益論，用戶體驗的前提，依然是手機廠商業務的正常開展。因此，各自為戰的情況長期存在，并不是靠廠商的聯盟就能解決的。更痛的痛點，需要放在產業鏈中解決。
因此，手機廠商們的聯盟出發點總是好的，但做實事的路卻并非理想主義所能指導。畢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