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6日下午1時，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獲獎，她是法國第一位獲得諾獎的女性作家。距離1974年埃爾諾發布小說首作《Les Armoires vides》，已經過去了48年，迄今為止她一共創作出版了22部作品。埃爾諾在法國早已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作家，其作品在世界范圍內已有20多種語言的翻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去年六月再版了她的代表作《悠悠歲月》，這是中文世界能讀到的為數不多的埃爾諾作品。好消息是，她的另外三部頗具代表性的作品也即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譯介推出，其中《一個男人的位置》《一個女人的故事》是全新修訂版，《一個女孩的記憶》為首次引進。
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化讀物編輯中心主任趙偉是這三部作品的責任編輯，在埃爾諾獲得諾獎的消息傳來后，界面文化與他進行了一次連線采訪。
趙偉在法國留學時曾讀過埃爾諾的小說，印象很深，念念不忘。他注意到，安妮·埃爾諾一直在人們猜測的諾獎名單之列，她雖高齡卻仍在不停創作，且風格獨樹一幟，這是其他諾獎候選人所不具備的特點，這也讓他隱隱預感到，埃爾諾快得諾獎了。
趙偉此前做哲學類書籍更多，如福柯和布爾迪厄，但面對埃爾諾的文學“誘惑”，他在去年報了這三本書的選題。他說，“我想把這三本小說做出來，因為我也只做過這三本文學作品。買的價格很便宜，是常規價格，作者也很友善，給了我們三張照片做封面，就是她父親的、母親的和她自己的。”
在趙偉的理解中，埃爾諾的作品絕對不是純文學的，她的文字中一直有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東西。“在法國，她的作品被稱為‘社會學小說’，她也說‘要做自己的人類學家’，通過寫自己來反映社會。她不是虛構類的，而是非虛構的。”2020年法國作家迪迪埃·埃里蓬的《回歸故里》中譯本出版并受到好評，趙偉提到，埃里蓬曾在這本書中向安妮·埃爾諾致敬，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寫作風格，但是安妮·埃爾諾是他的前輩”。
埃爾諾曾在采訪中說過一句話，“我們的生活都是無聲的，想讓生活發聲需要讓作家自己的語言使它展現出來。”趙偉提到，埃爾諾的20多部作品全部都是寫她自己的生活，沒有任何虛構和幻想，這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迪迪埃·埃里蓬，如今法國當紅的年輕作家愛德華·路易斯也深受安妮·埃爾諾的影響。
從讀者角度出發，趙偉對比了埃里蓬和埃爾諾的語言風格，“迪迪埃·埃里蓬的作品就是社會學作品，而你讀安妮·埃爾諾的時候雖會有類似的感受，但你會覺得它是文學。它沒有那么多的大段社會分析，卻通過簡潔的語言讓你感覺到，問題的根結和迪迪埃·埃里蓬要說的是一致的。”
雖然埃爾諾在法國家喻戶曉，但圍繞她的作品風格始終存在一些爭議，比如過于暴露自己的生活、與身體高度相關等等。而趙偉恰恰認為，埃爾諾獲獎就是因為她堅持自己的風格，而不是政治正確。“每個獲獎作家或多或少都會有在文學史上的傳承，但安妮·埃爾諾看起來好像是沒有的。她自己也說過自己寫的不是文學，而是有一點社會學、有一點人類學、有一點自傳的東西。她自己沒有把它定義成文學，或者說她對文學的理解和絕大多數作家都不一樣。”趙偉在采訪中提到，“在她之前，社會寫作的作家也有，但所有作品都寫自己而且寫了這么多的（作家）是沒有的。安妮·埃爾諾是一個女性，必然會書寫一些女性的內容，但是她的作品總體來說并不是女性主義小說。她的作品也寫父親、寫法國社會變遷、寫對社會階層的分析，這些是她作品的主流。”
至于為何在安妮·埃爾諾的眾多作品中選擇這三本譯介到中文世界，趙偉認為這三本正好構成了一條線：《一個男人的位置》是寫她父親，《一個女人的故事》是寫她母親，《一個女孩的記憶》是寫她自己。
他介紹道，《一個男人的位置》是埃爾諾的成名之作，她的寫作風格就此確立，區區四五萬字，語言特別簡練，“是擁有普通的法語水平就能看懂的作品，但是幾乎每一個人，不論男女，看完之后都會產生極大的共鳴。”趙偉最開始看的時候并不太懂，只覺得很奇妙，讀罷就會想起自己的父親。埃爾諾的父親是一個小雜貨店的店主，一直在勞動，為家庭付出，對自己的社會地位非常敏感自卑，沉默寡言，埃爾諾將自己對父親的這些觀察與感受一一寫出。
《一個女人的故事》講的是埃爾諾的母親，父親早逝，母親獨居，后來她跟著母親一起生活，見證了母親一步步變老并患上阿爾茨海默癥的故事。“前面對母親得一生進行了簡單的描述，著重講的是母親晚年的故事，非常感人。”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兩部作品在上世紀80年代出版過中譯本，而《一個女孩的記憶》是第一次引進。趙偉為我們做了一個簡明扼要且充滿吸引力的內容預告，“這本書更像女性主義作品，講述的是埃爾諾20歲左右參加夏令營和同事發生關系并被拋棄的故事。當時法國青年男性對青年女孩很隨意的態度，只管自己的快活、絲毫不顧及女孩還認為這理所當然的心理，作家都感受到了。書中還寫出了當時的社會對她的眼光，寫出了她受到了無形的壓力，甚至她對自己被迫接受的關系也會覺得羞恥。這些埃爾諾都寫了出來，毫無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