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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魁: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穩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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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魁: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穩增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文魁表示,未來幾年至十幾年,需要化解各種下行壓力、穩住經濟增速,特別是需要釋放民間活力、挖掘增長潛力,才能實現經濟合理增長。

2022年10月15日,山東日照,日出時分,朝霞映照港口。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文魁

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作了闡述,并指出高質量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首要任務。報告提出,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這個表述是首次出現,值得十分重視。過去幾年,我國經濟增速出現下滑趨勢,穩增長任務十分重大,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指出,必須看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

未來幾年至十幾年,需要化解各種下行壓力、穩住經濟增速,特別是需要釋放民間活力、挖掘增長潛力,才能實現經濟合理增長

中國式現代化與持續經濟增長

鄧小平1979年10月4日會見地方黨委書記的講話中說,“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代化;我們開了個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后來改了口,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是很高。”“我們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能不能達到人均上千美元?”“現在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兩三倍不容易”。顯然,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就包含了經濟增長方面的內容自此之后,持續的經濟增長目標一直在中國式現代化戰略謀劃中居于重要位置。

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2035年進行了展望,指出屆時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也是一個經濟增長指標這次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個人覺得,國民經濟量的合理增長,就是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的重要方面,這與一直以來對經濟增長的重視是一脈相承的

許多國家在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特別是達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經濟增速就節節下滑。我國在過去幾年里,也遇到了經濟下行壓力,而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速只有2.5%,這是多年未見的情況。除了疫情因素等短期因素影響,一些中長期的結構性因素、體制性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掣肘,也不容忽視。二十大報告就對破解重大的中長期結構性問題、體制性問題進行了部署。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與擴大內需

在一系列中長期問題中,如何進一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極為重要。二十大報告恰恰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新方略。二十大報告指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把需求側的擴大內需戰略與供給側的改革推進有機結合起來,這種提法也是第一次。我個人理解,就是強調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循環要進一步打通,使得循環真正暢通起來。

這非常有針對性,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擴大內需的問題并未完全得到很好解決,國內循環的暢通程度不盡符合預期。實際上早在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以擴大內需特別是增加居民消費需求為重點,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201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此后許多重要文件都對擴大內需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進行了強調和部署。這些部署也在落地見效,但從統計數據來看,國內消費所貢獻的經濟增速仍有待提高,目前經濟增長對投資、對出口的依賴還比較重。

因此,下一步應該在二十大報告所講的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方面重點發力筆者曾對我國經濟如何進一步暢通循環進行了分析,認為大力提高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當然如何維護國際循環的暢通更復雜一些,需要在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中尋找位置、發揮作用,包括筆者曾主張的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中發揮作用

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與發展實體經濟

二十大報告提出,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十九大報告就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要“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個非常學術性的專業術語,黨的十九大和二十大連續兩次寫進報告,這無論如何都不能等閑視之,而且二十大強調“著力”,不要小看。

過去幾年里,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有了提高,但很難說沒有繼續挖掘的空間。許多研究都表明,不同類型企業之間競爭公平性的提高,壟斷性力量的消除,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民間活力和創新力的釋放,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極為重要的途徑。筆者我國和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一些對比分析,認為我國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候,全要素生產率要達到美國60%的水平,仍要付出艱巨努力

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當然需要依靠創新推動。二十大報告對創新進行了新部署,提出要加強基礎研究,突出原創,要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這些部署必將進一步推動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筆者對產業創新也開展了一些研究,認為沒有伽利略創新,就沒有深入持久的熊彼特創新,而且產業創新生態圈十分重要

二十大報告提出,要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這將成為我國未來發展中一個重要事項。面對各種沖擊和風險,如何實現韌性發展,必將引起越來越多討論,而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是韌性發展的一個方面。即使在過去十幾年里,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展現出必要的韌性,但也要看到,一些新的沖擊和風險正在生成,譬如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國家,正在以各種方式方法吸引和強化其本土產業鏈供應鏈,一些經濟體之間還在開展產業鏈供應鏈合作協調工作。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也不完全是一個本土化的問題,還涉及到全球市場交易、全球分工協作、全球經濟治理等問題,這些問題無疑又與我們對安全的認知、對安全水平的設定有關。總而言之,這將涉及大量的具體工作。

二十大報告還對發展實體經濟、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進行了部署,不但提出要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還提到了一些具體產業,譬如建設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筆者曾對如何發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進行了一些分析,提出要大力發展非資源性實體部門,鍛造更多的外向競爭踏板大企業,正確實行數字經濟領域的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因為這方面的政策是否妥當,對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著重大影響

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

二十大報告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這些都是更加基礎性的部署。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和高水平對外開放。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提出,要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提出要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這次二十大報告不但重申,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也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

筆者對企業公平競爭等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提出應該構建我國企業發展基本政策,不但要推進不同類型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消除壟斷性力量和限制準入的政策,而且應該繼續深化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中小微企業實行一些“平權化”政策、大力激發民間的創新和提升效能的精神同時要擴大規則方面的開放。綜合而言,這涉及到治理。相信我國未來的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會是一個治理驅動的“善循環”。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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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魁: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穩增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文魁表示,未來幾年至十幾年,需要化解各種下行壓力、穩住經濟增速,特別是需要釋放民間活力、挖掘增長潛力,才能實現經濟合理增長。

2022年10月15日,山東日照,日出時分,朝霞映照港口。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文魁

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作了闡述,并指出高質量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首要任務。報告提出,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這個表述是首次出現,值得十分重視。過去幾年,我國經濟增速出現下滑趨勢,穩增長任務十分重大,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指出,必須看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

未來幾年至十幾年,需要化解各種下行壓力、穩住經濟增速,特別是需要釋放民間活力、挖掘增長潛力,才能實現經濟合理增長

中國式現代化與持續經濟增長

鄧小平1979年10月4日會見地方黨委書記的講話中說,“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代化;我們開了個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后來改了口,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是很高。”“我們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能不能達到人均上千美元?”“現在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兩三倍不容易”。顯然,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就包含了經濟增長方面的內容自此之后,持續的經濟增長目標一直在中國式現代化戰略謀劃中居于重要位置。

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2035年進行了展望,指出屆時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也是一個經濟增長指標這次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個人覺得,國民經濟量的合理增長,就是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的重要方面,這與一直以來對經濟增長的重視是一脈相承的

許多國家在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特別是達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經濟增速就節節下滑。我國在過去幾年里,也遇到了經濟下行壓力,而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速只有2.5%,這是多年未見的情況。除了疫情因素等短期因素影響,一些中長期的結構性因素、體制性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掣肘,也不容忽視。二十大報告就對破解重大的中長期結構性問題、體制性問題進行了部署。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與擴大內需

在一系列中長期問題中,如何進一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極為重要。二十大報告恰恰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新方略。二十大報告指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把需求側的擴大內需戰略與供給側的改革推進有機結合起來,這種提法也是第一次。我個人理解,就是強調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循環要進一步打通,使得循環真正暢通起來。

這非常有針對性,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擴大內需的問題并未完全得到很好解決,國內循環的暢通程度不盡符合預期。實際上早在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以擴大內需特別是增加居民消費需求為重點,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201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此后許多重要文件都對擴大內需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進行了強調和部署。這些部署也在落地見效,但從統計數據來看,國內消費所貢獻的經濟增速仍有待提高,目前經濟增長對投資、對出口的依賴還比較重。

因此,下一步應該在二十大報告所講的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方面重點發力筆者曾對我國經濟如何進一步暢通循環進行了分析,認為大力提高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當然如何維護國際循環的暢通更復雜一些,需要在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中尋找位置、發揮作用,包括筆者曾主張的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中發揮作用

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與發展實體經濟

二十大報告提出,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十九大報告就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要“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個非常學術性的專業術語,黨的十九大和二十大連續兩次寫進報告,這無論如何都不能等閑視之,而且二十大強調“著力”,不要小看。

過去幾年里,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有了提高,但很難說沒有繼續挖掘的空間。許多研究都表明,不同類型企業之間競爭公平性的提高,壟斷性力量的消除,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民間活力和創新力的釋放,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極為重要的途徑。筆者我國和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一些對比分析,認為我國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候,全要素生產率要達到美國60%的水平,仍要付出艱巨努力

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當然需要依靠創新推動。二十大報告對創新進行了新部署,提出要加強基礎研究,突出原創,要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這些部署必將進一步推動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筆者對產業創新也開展了一些研究,認為沒有伽利略創新,就沒有深入持久的熊彼特創新,而且產業創新生態圈十分重要

二十大報告提出,要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這將成為我國未來發展中一個重要事項。面對各種沖擊和風險,如何實現韌性發展,必將引起越來越多討論,而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是韌性發展的一個方面。即使在過去十幾年里,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展現出必要的韌性,但也要看到,一些新的沖擊和風險正在生成,譬如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國家,正在以各種方式方法吸引和強化其本土產業鏈供應鏈,一些經濟體之間還在開展產業鏈供應鏈合作協調工作。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也不完全是一個本土化的問題,還涉及到全球市場交易、全球分工協作、全球經濟治理等問題,這些問題無疑又與我們對安全的認知、對安全水平的設定有關。總而言之,這將涉及大量的具體工作。

二十大報告還對發展實體經濟、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進行了部署,不但提出要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還提到了一些具體產業,譬如建設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筆者曾對如何發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進行了一些分析,提出要大力發展非資源性實體部門,鍛造更多的外向競爭踏板大企業,正確實行數字經濟領域的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因為這方面的政策是否妥當,對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著重大影響

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

二十大報告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這些都是更加基礎性的部署。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和高水平對外開放。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提出,要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提出要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這次二十大報告不但重申,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也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

筆者對企業公平競爭等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提出應該構建我國企業發展基本政策,不但要推進不同類型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消除壟斷性力量和限制準入的政策,而且應該繼續深化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中小微企業實行一些“平權化”政策、大力激發民間的創新和提升效能的精神同時要擴大規則方面的開放。綜合而言,這涉及到治理。相信我國未來的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會是一個治理驅動的“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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