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 錢伯彥 發自 法蘭克福
從我2014年10月首次踏上法國并在香榭麗舍大街上享用了一只面包蟹，到昨日在德國法蘭克福的宜家家具店內吃了16顆瑞典肉丸，風馬牛不相及的兩頓午飯有一個共同點——無論是裝著不知名葡萄酒、還是裝著快樂水的玻璃杯，都產自法國百年老店多萊斯（Duralex）。
如今我仍未離開歐洲，Duralex卻可能撐不了多久了。
10月中旬，Duralex宣布因能源危機關停位于法國盧瓦雷省的生產基地五個月，明年春季能否重啟生產尚不得知。 “能源賬單已經相當于營收額的46%。在這種條件下不可能繼續生產，這就是能源封鎖（Energy Lockdown）。” Duralex董事長José-Luis Llacuna在法國BFM電視臺上大吐苦水。
歐洲制造業的死緩
法國國民品牌Duralex的暫時休克并不是孤例。
在歐洲大陸西南一隅的西班牙，不銹鋼生產商Acerinox在今年3月率先關停了加的斯市的鋼鐵廠并解雇該廠85%的員工。這拉開了歐洲鋼鐵乃至冶金工業崩潰的序幕。隨后，德國的Salzgitter、英國的Liberty Steel和比利時的Aperam相繼宣布跟進停產或減產。
9月，常年占據世界鋼產量頭把交椅的安賽樂米塔爾，關停了德國不來梅市的兩座鋼廠一個月?？紤]到西班牙和比利時是歐洲大陸唯二擁有300萬噸以上不銹鋼產量的國家，目前歐陸的不銹鋼供應鏈正搖搖欲墜。
能源危機對有色金屬行業的沖擊更加明顯。據歐洲金屬協會Eurometaux數據，電力成本占到有色金屬生產成本的40%。
自去年9月以來，歐洲暫時失去了65萬噸的原鋁產能，約相當于原鋁總產能的30%，鋅冶煉產能則損失一半。包括羅馬尼亞的Alro、斯洛伐克的Slovalco和斯洛文尼亞的Talum均已宣布減產，德國的Trimet Aluminium、荷蘭的Aldel和意大利的 Alcoa則警告若歐盟政府不采取行動也將考慮減產。
歐洲化肥工業協會fertilizerseurope給出了一個更令人擔憂的數字。該協會表示，受到天然氣價格上漲影響，9月歐洲大陸70%以上的化肥生產商都選擇了停產或減產。除了自年初起便警告可能停產的化工巨頭巴斯夫外，波蘭化工集團Azoty已宣布停產無機肥和己內酰胺，波蘭的Pulawy將氨產量砍去了九成，另一家波蘭化肥制造商 Anwil自8月起停止了氮肥的生產。
歐陸制造業的急剎車，明顯反應在了宏觀數據上。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歐元區7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工業產值同比下跌2.3%，全歐盟同比下跌1.6%。其中，對俄羅斯廉價天然氣依存度最高的愛沙尼亞和斯洛伐克的工業產出同比跌幅高達6.4%；歐盟兩大核心國法國和德國該月的工業產值同比跌幅分別為1.5%和0.7%。
歐洲各大國工業產值出現下滑的最重要推手，無疑是高企的能源價格。其中的死穴是天然氣。
據德國統計局Destatis 數據，在該國能源密集型行業中，金屬行業的能源成本占比為26%，基礎化工產業的能源成本占比為19%，玻璃制造業、紙張制造業以及建筑業的能源成本占比分別為18%、17%和15%。
歐元國家工業部門的能源來源中，天然氣與電力的占比超過六成。對于更具代表的化工行業，歐洲化學工業委員會Cefic的數據顯示，2019年，歐盟27國化工行業總能源消耗為5080萬噸石油當量，天然氣和電力分別占據了3560萬噸和28.1萬噸的石油當量。
由于歐洲電力市場的私有化和市場化程度相當高，在采取邊際定價法的條件下，作為調峰電廠最后介入電力市場的天然氣發電廠，通常能夠“以小搏大”地決定整個電力市場的最終價格。這種天然氣與電力價格的強耦合，直接導致歐洲工業部門能源成本中超過六成的部分直接與天然氣價格掛鉤。
天然氣價格在歐洲工業體系之中扮演的地位，迅速使得近年來通過頁巖氣革命成為世界第一大天然氣生產國的美國，進入了企業界的考量范圍。
截至10月23日，歐洲天然氣價格的標桿荷蘭基準TTF期貨價格為113.6歐元/兆瓦時，美國天然氣價格的風向標亨利樞紐價格則在6-8美元/百萬英熱單位之間浮動（約合20.5-27歐元/兆瓦時），與歐洲天然氣價格出現近四倍的差額。若以8月26日荷蘭基準TTF期貨價格創下的349歐元/兆瓦時天價來計算，美歐之間的天然氣價格曾一度出現十倍的差距。
歐洲制造業去哪了：美國與中國
除了能源價格的巨大優勢外，在中期選舉之前拜登政府相繼推出了《通脹削減法案》與《芯片和科學法案》。后者直接給予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刺激。前者名義上主打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推動清潔能源技術，但考慮到其中有關在美國本土建設清潔能源和減排技術的企業即可享受免稅待遇條款，似乎在明顯指向在環保領域有著技術優勢的歐洲企業。
其中，僅在美國生產的新能源汽車可享受7500美元補貼的政策，更是被歐洲人視為典型的歧視性保護政策。
德國工業聯合會BDI將兩項法案描述為歐洲與美國利益沖突愈發明顯的代表。批評者更是指出拜登的政策與披著“綠色長袍”的重商主義沒有區別。
但無論歐洲政界如何看待美歐矛盾，也無論美歐雙方TTIP的自由貿易談判是如何再度陷入僵局，可以確定的是，在《通脹削減法案》和能源“胡蘿卜”的引誘下，一批企業已經聞聲前往大西洋彼岸。
第一個吃螃蟹的是特斯拉。自今年年初特斯拉的柏林超級工廠正式投產以來，馬斯克一直堅持將在德國興建一座年產能220 GWh的動力電池工廠。9月15日，特斯拉宣布，因考量獲得美國電動汽車和電池制造稅收抵免的資格，暫停了該電池工廠計劃。
10月17日，寶馬也迅速跟進并宣布投資17億美元擴建南卡羅來納州斯帕坦堡的電動汽車工廠，并新建一座高壓電池裝配廠；10月18日，法國汽車巨頭Stellantis宣布將在美國新建四座電動汽車工廠。
早在今年年初，大眾集團宣布了一項71億美元的投資計劃，以加緊搶占北美電動汽車市場，之后又在6月于田納西州新建了價值2200萬美元的電池實驗室。另一家德國汽車制造商奔馳，也在3月于阿拉巴馬州新設立了動力電池工廠，并希望建立電動SUV生產線。
除了汽車領域和動力電池領域的投資外，化工巨頭巴斯夫計劃在2022年-2026年期間，將260億歐元中的15%投入北美市場；特種化學巨頭贏創將投資5000萬美元，在賓夕法尼亞州開設研發中心，并計劃進一步投資2.2億美元于印第安納州開設生產基地；吞下孟山都的拜耳制藥則在馬塞諸塞州新建了價值1億美元的生物技術中心。
雖然美國聯邦層面上未有關歐洲企業投資該國的具體數據，但在聯邦州層面的數據顯示，歐洲企業尤其是德國企業正愈發活躍地參與北美市場。據弗吉尼亞州商業發展局報告，2022年宣布在該州設立或擴建生產基地的德企，已是往年的三倍；以頁巖氣聞名的俄克拉荷馬州，宣布已有60多家德國企業在該州開展業務，包括西門子等知名企業，今年的投資額已超過3億美元。
另一個正在吸引歐洲企業投資的國家則是中國。
根據歐盟官方教刊出版社Europa Lehrmittel的指導性大學和專業教材的建議，企業在涉及全球范圍選址中應當考慮四個領域的軟硬件條件，其中包括采購指向條件（包含能源價格與原材料價格）、勞務指向條件（勞動力條件）、生產指向條件以及市場指向條件。
與擁有政策加持、能源價格低廉以及強勢美元支撐的美國不同，中國依托巨大的市場體量、完備的工業體系、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尤其是新能源領域、動力電池領域的技術和規模優勢，成為了新能源汽車等產業轉移的不二選擇。
對于力求開拓中國市場、甚至通過中國生產基地反哺本土市場的歐洲企業而言，外資在合資企業中股比的開放，也是促進對華直接投資增長的直接因素。
根據商務部9月公布的數據，2022年1-8月，中國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長20%，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33.6%，是同期中國整體吸收外資增速的兩倍有余。
近期引人關注的項目包括巴斯夫于湛江一體化基地的啟動，并與中國化學（601117.SH）簽署合作伙伴框架協議，投資總額達100億歐元；大眾集團將投資24億歐元，與地平線機器人合資進行汽車軟件研發；寶馬集團也于近日宣布，將MINI品牌電動車型的產線從英國牛津遷移至光束汽車，預計將于張家港進行生產。
歐洲制造業外流是不是偽命題
不過，正如一枚硬幣擁有正反兩面，統計數據的解讀也會因角度不同而大相徑庭。
歐洲企業在美國和中國加大投資，能否成為歐洲制造業外流這一結論的佐證仍存疑問，甚至連歐洲過去幾年是否存在去工業化趨勢也難以斷言。
相比于今年7月慘淡的工業產出數據，歐元國家8月工業產值同比增長1.5%，歐盟27國工業產值則同比增長1.1%。
雖然歐洲和美國作為發達國家的代表，在長期的全球化過程之中經歷過去工業化，歐洲又受制于常年的經濟低增長困擾，但在過去七年內，歐洲的工業產值仍大體保持著增長的趨勢。
因跨國企業眾多及受到俄羅斯天然氣斷供沖擊最大，制造業停滯的德國在國際上獲得更多關注。過去五年，德國制造業的GDP占比從26%迅速下跌至2021年的23.5%。但德國制造業萎縮的結論無法擴展至整個歐盟。作為德國制造業外流最大贏家的波蘭，就在去年成功吸引了大筆外國直接投資，將制造業的GDP占比迅速提升至26.9%，為歐債危機爆發以來的最高值。
至于普遍被認為有能力、且正在承接歐洲產能轉移的中國和美國，是否通過個別案例來普適地印證這是一個長期化的趨勢，也值得存疑。
即便不考慮美國的去工業化程度比歐洲更加嚴重、拜登政府的《通脹削減法案》長期化存在待定、美國勞動力極其短缺、美聯儲基礎利率提升過快正阻礙經濟發展、美國經濟已經陷入技術性衰退等美國自身存在的問題，僅以Statista援引歐盟統計局的外國直接投資數據為例，2022年至今，歐盟對美國的430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FDI），實際上低于美國對歐盟的740億美元。過去20年內，兩大經濟體之間的互相外國直接投資，并未呈現出明顯的趨勢性。
今年以來,包括大眾、寶馬、Stellantis、巴斯夫、贏創在內的歐盟對美投資總和，甚至還比不上3月中旬美國英特爾宣布在德國馬格德堡的170億歐元芯片生產基地單筆計劃。
與美國和歐盟之間投資互有往來不同的是，中國依托新能源領域產業優勢，正在吸引歐洲投資是貨真價實的。
不過，在寶馬集團將MINI品牌電動車型產線從英國牛津遷至中國的計劃中，并沒有放棄英國產能的一環。英國牛津工廠計劃在2030年之前，將聚焦于所有MINI燃油車型的生產，并在此之后徹底更新產線。
至于巴斯夫的湛江一體化基地，實際上于2018年已經規劃完畢，巴斯夫對于中國市場的看好與歐洲天然氣危機并無因果關系。
大眾集團與地平線機器人的合作投資重點，則在于車載軟件本土化開發，其背后的核心原因仍是歐洲企業在軟件和科技領域的相對落后，與制造業轉移的關聯性不強。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化是，歐洲對華的直接投資正在迅速呈現頭部集中度提升的趨勢。根據榮鼎咨詢（Rhodium Group）的數據，前10大公司在歐洲對華直接投資總額中的占比，從2010年前后的五成迅速增長至七成以上。
集中度的提升也體現在行業與國家層面。例如，汽車、食品加工、制藥/生物技術、化學四大行業近年來已占到歐洲對華直接投資總額的64%，其中僅汽車行業占比31%。
與此同時，德國對華投資占比加大。截至2021年，德國對華直接投資占全歐洲對華直接投資的46%。隨著中德兩國合作愈發密切，投資占比或進一步提升。